陶淵明的誌向是什麽

我國第壹位田園詩人。對他的評價還有隱逸詩人，靖節先生。後世稱他為“百世田園之主,千古隱逸之宗”。後世評價：陶淵明——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是東晉時期的壹位非常重要的詩人。他被尊稱為隱逸詩人之宗，而且開創了田園文學這壹文學潮流。他的詩文充滿了田園氣息，他的名士風範和對生活簡樸的熱愛，影響了壹代又壹代的中國文人，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都深受其影響。 陶淵明在中國幾乎是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上過中學的人都學過他的《桃花源記》，很多人會隨口念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老師還會給我們講他“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故事。然而要進壹步對他說些什麽，恐怕就有點困難了。壹個人之所以成為 那樣的人，總得有很多因素的影響造成。若要更進壹步了解這位隱逸詩人，知道他 的生平、多讀他的詩文，是必不可少的。陶淵明，字元亮。晚年時更名為潛。謚號靖節。東晉潯陽柴桑人——就是現在的江 西九江。曾祖陶侃做過晉朝的大司馬，封長沙郡公。祖父、父親都做過太守。但在陶淵明的少年時代，家族的顯赫已經成為歷史。有時候日常生活所需也出現危機。陶淵明年輕時徘徊於仕與隱之間。在那個年代，做官是所有文人的入世之道；正所謂學而優則仕。然而看樣子陶淵明是不大喜歡做官的。二十九歲那年，他做過江州祭酒的小官，但很快就“不堪吏職”辭職不幹了。此後壹直在家隱居，直到中年後迫於生計，又壹度出門任職。當他在做彭澤令的時候，他因不想“束帶”去見督郵，說了句“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然後又辭官歸隱了。這壹次是真正地歸隱田園，再也沒有出來做官。從他的事跡可以看出他是個生性熱愛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歸田園居》中寫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三十年。這樣的人讓他去做官 ，每天逢場作戲官場酬酢，定是難受得很。當他真正拋棄了所謂的“功名利祿”之後，壹個無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開了。從他的詩裏，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他的精神世界邁向了另壹個層次：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隨 口念來，讓人心向往之。東晉是亂世之末，又是佛教風行、崇尚名士風度的時代，因此，才會造就出陶淵明這樣超越世俗的田園詩人。唐以來的許多大詩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 陸遊，都是非常推崇陶淵明的，在藝術創作和人生態度上也深受其影響。陶淵明的詩文代表了關於“人的覺醒”，也就是說，人不光要有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 重要。當我們再次念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詩的時候，便感到了壹種來自靈魂深處的自由與舒展。年幼時，家庭衰微，八歲喪父，十二歲母病逝，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裏生活。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裏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壹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誌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誌趣。陶淵明少有“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誌，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裏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遊，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壹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壹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誌：“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壹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於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壹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十鬥米向鄉裏小兒折腰。”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陶淵明辭官歸裏，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誌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從雜詩》）至今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裏（今星子溫泉栗裏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壹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檐下，未足為高棲。壹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汙）。”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回車）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之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妳）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壹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誌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誌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陶淵明是漢魏南北朝800年間最傑出的詩人。陶詩今存125首，多為五言詩。從內容上可分為飲酒詩、詠懷詩和田園詩三大類。詩詞賞析1、飲酒詩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第壹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的《飲酒》20首以“醉人”的語態或指責是非顛倒、毀譽雷同的上流社會；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險惡；或表現詩人退出官場後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現詩人在困頓中的牢騷不平。從詩的情趣和筆調看，可能不是同壹時期的作品。東晉元熙二年（420），劉裕廢晉恭帝為零陵王，次年殺之自立，建劉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隱晦曲折地記錄了這壹篡權易代的過程。對晉恭帝以及晉王朝的覆滅流露了無限的哀惋之情，此時陶淵明已躬耕隱居多年，亂世也看慣了，篡權也看慣了。但這首詩仍透露出他對世事不能忘懷的精神。2、詠懷詩 以《雜詩》12首，《讀山海經》13首為代表。《雜詩》12首多表現了自己歸隱後有誌難騁的政治苦悶，抒發了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高潔人格。可見詩人內心無限深廣的憂憤情緒。《讀山海經》13首借吟詠《山海經》中的奇異事物表達了同樣的內容，如第10首借歌頌精衛、刑天的“猛誌固常在”來抒發和表明自己濟世誌向永不熄滅。3、田園詩 陶淵明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最高。這類詩充分表現了詩人鄙夷功名利祿的高遠誌趣和守誌不阿的高尚節操；充分表現了詩人對黑暗官場的極端憎惡和徹底決裂；充分表現了詩人對淳樸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對勞動的認識和對勞動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為壹個文人士大夫，這樣的思想感情，這樣的內容，出現在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門閥制度和觀念森嚴的社會裏顯得特別可貴。陶淵明的田園詩中也有壹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頓狀況的，可使我們間接地了解到當時農民階級的悲慘生活。陶淵明的《桃花源詩並記》大約作於南朝宋初年。它描繪了壹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表現了詩人對現存社會制度徹底否定與對理想世界的無限追慕之情。它標誌著陶淵明的思想達到了壹個嶄新的高度。陶淵明是田園詩的開創者。它以純樸自然的語言、高遠拔俗的意境，為中國詩壇開辟了新天地，並直接影響到唐代田園詩派。《歸去來兮辭》是壹篇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豪邁宣言，陶淵明以詩心慧眼來透視生活，用生花妙筆來點化景物，通過無拘無束的鄉間生活的再現和雲淡風清、明凈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寫，展示了詩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懷，也反映出詩人厭惡官場、遠離世俗的孤傲之態。人們談論《歸去來兮辭》習慣於稱道陶淵明的田園之樂和隱逸之歡，而忽視了潛藏在字裏行間的人生悲涼。我在研讀文本時，發現壹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詩人抒寫歡快喜樂的同時，總是有意無意地使用壹些容易引發人們聯想到他的酸心隱痛的詞句，揣摩、品味這些詞句的深層內涵，我覺得，《歸去來兮辭》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壹篇吐露隱痛，舒展苦悶的心靈悲歌。下面結合文章內容對此稍作分析。（壹）、心為形役之悲。文章第壹段交待詩人歸隱的原因和決心。陶淵明是晉安帝義熙元年歸隱的。關於歸隱的原因，《宋書?6?1陶潛傳》說是“郡遣督郵至縣，吏自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這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陶淵明自己說的，則與此略有不同。他在《歸去來兮辭》小序中說是“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 缸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在親友勸告下，“脫然有懷”，入於仕途，求得彭澤縣令壹職。但未過多久，便“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誌。”但他仍打算做壹年官再“斂裳宵逝”。恰恰這時，他的壹位妹妹去世，他也就“自免去職”，寫了這篇《歸去來兮辭》。不管是他傳還是自序，都不難看出，陶淵明歸隱田園的真正原因是“心為形役”，即心誌被形體役使，做了許多違心悖情而又無可奈何的事情，想做的卻不能做，不想做的卻又不能不做。結合《宋書》和小序來分析，“心為形役”含義有二：壹是詩人為口腹之計，羈身宦海，折腰事人，寄人籬下，仰人鼻息，遭遇了冷眼和歧視，深感屈辱和厭倦。二是詩人質性自然，與俗相違，矯厲不得，不容於世。逆情悖性，違心違己，在詩人看來是玷汙心性，扭曲靈魂，因而深感慚愧，惆悵悲傷。壹旦醒悟，便覺得“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覺得“迷途未遠”，“今是而昨非”，因而決計棄官歸田。這中間固然有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的慶幸，更有身陷官場、鑄成大錯的沈痛。大夢初醒、了然徹悟的“歸田”宣言中，更有痛徹心肺、追悔莫及的自責自悔。（二）、居家涉園之痛。文章第二段直寫自己想象中的歸途情景和歸隱後閑適自在的家園生活，這中間，有“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焦急迫切，也有終於沖破“塵網”、掙脫“樊籬”的歡欣鼓舞；有久別重逢、安享天倫的歡暢喜悅，也有閑庭信步、觸目成趣的寧靜安逸；有飲酒寄傲、與世隔絕的孤高自許，也有策杖流憩、矯首遐觀的自然情趣。總之，壹句話，寧靜淡泊的日常生活，溫馨樸實的家鄉親情和清新素雅的自然景觀令詩人留連忘返，沈醉不醒。我們品讀文章，也會感同身受，靈犀相通。不過，值得註意的是，這壹自然段中也出現了壹些刺人眼目、動人心魄的詞句，逼人沈思，耐人尋味。“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寫藍天白雲，高蹈塵外，任意東西，天馬行空，無拘無束。“無心”喻指白雲飄浮不定，了無心機，自自然然，順順當當。寫山林飛鳥，朝出暮歸，遠近覓食，行於當行，止於所止。“厭倦”暗示飛鳥奔波勞碌，歸林投巢，安於靜謐，自得其樂。無論是白雲還是歸鳥，它們都自由自在，無憂無慮，逍遙閑適，生意盎然，這實際上反襯出詩人淪落塵網，陷身官場，與世沈浮，受人羈絆的不自由不自在，這份扭曲心靈，壓抑性情，失去自由而又無可奈何的痛苦是深刻的，也是沈重的，只是不易覺察罷了。詩人在另壹首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中寫道：“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也表達了相同的感受。“景蘙蘙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寫夕陽晚照，光景暗淡，渲染悲涼情懷；寫蒼松兀立，孤獨無靠，更隱喻詩人孤高傲世、形景相吊的落寞和悲愴。壹個人孤獨到象李白看山壹樣，“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其內心的寂寞、痛楚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謂“知音世所稀，撫松獨徘徊”啊！“引壺觴以自酌”流露出詩人自酌自斟，無以為伴的孤獨和苦悶。“倚南窗以寄傲”頗有幾分出塵傲世，孤憤不平之意。“門雖設而常關”更是直截了當地揭示出詩人與世隔絕，獨立自足的清高和冷寂。這些文句，貌似逍遙閑談，實則憂憤滿懷，我們讀到了陶淵明隱隱作痛的心。（三）、交往出遊之憂。文章第三段描寫陶淵明的田園之樂。縱讀詩文，我們不難體會詩人身體力行、躬耕隴畝的舒心愜意，遊山玩水、搜奇覽勝的幽雅閑適和琴書相伴、情話相談的融洽歡快，不過，深入思考就會發現，這些文字全是“歡樂其表，憂痛其裏”的曲折暗示。先說詩人的交往對象。親戚農人，詩人可以和他們“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談天說地，家長裏短，有遠離官場的淡泊，有***享親情的溫馨，可是，詩人心性高潔，與世相違，風流雅致、高標獨步，這遠不是壹般凡夫俗子、市井小民所能理解、所能認同的，和樂歡悅的交談之中飽含世無知音的隱憂。文中“樂琴書以消憂”無疑又暗示了壹點，只有詩書琴韻才可以寓情傳誌，消悉解憂，而壹般的“親戚”、“農人”則只可形交，不可神往。再說詩人的出遊方式。“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徑丘。”孤舟獨往，自娛自樂，有時探尋幽深曲折的溝壑，有時翻越崎嶇不平的山丘，瑰怪之觀，人跡罕至，詩人情有獨鐘，樂而忘返，這又何嘗不是景示詩人隱而不發、深藏不露的遺世情懷呢？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詩人就是壹位遺棄世人也被世人遺棄的山林隱士。特立獨行，遺世獨立，詩人是自由的，也是痛苦的。最後看看詩人的所見所感。“木欣欣以向榮，泉消消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看到萬物復蘇，生機勃發的景象，詩人不是歡欣鼓舞，詩性大發，而是悲愁嘆老，自傷自悼，這份敏感與哀傷決不是詩人內心世界的偶爾壹瀉，絕對是詩人久積於心，郁悶難展的苦痛隱憂的自然流露。壹個年邁體衰、生命苦短的詩人，面對欣欣向榮的大好春光，除了喟嘆，還能有什麽呢？由上述分析不難看出，詩人貌似平和歡樂的田園生活之下，其實充滿更多的世無知音的苦痛、遺世獨立的絕望和生命流逝的無奈，我們讀陶文，切不可樂而忘憂啊。（四）委心乘化之憤。文章第四段卒章顯誌，抒發詩人委心乘化，樂天安命的情誌。我們固然強化了對詩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返樸歸真，守節養性的人生理念的理解，不過，強烈的感嘆和接二連三的反問又使我們分明意識到詩人去留難定、取舍難決的矛盾和苦悶。“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感嘆人生苦短，余生不多，強調委心任運，順其自然，其實是表達去留難定，心力不及的無奈和痛苦。“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否定了憂心忡忡，心神不定的猶豫不決，其實正暗示出平日裏心有所求，誌有所得的煎熬難耐。“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說自己樂天安命，堅信不疑，正折射出何去何從、取舍難定的懷疑和憂慮。“聊”是姑且、暫時之意，是不是也暗示出詩人這種選擇也僅僅是壹種權宜之計呢？事實上，歸隱田園之後的陶淵明並不能夠做到真正的歸隱，因為他總有不忘塵世，感時傷懷的時候。“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寫自己醉情山水，逍遙自在，其實也是對現實的壹種譴責和抗議，陶淵明既不想迷戀世俗以獲取功名富貴，又不屑逃脫人世去飛臨仙境，為了保持純真質樸的天性，他只好到自然山水中去尋求心靈的解脫和情感的寄托了。這些文句，字裏行間我們都能感覺到詩人否定官場，抗爭世俗的孤憤和絕決。綜上所述，我認為《歸去來兮辭》是壹篇孤憤難平、憂樂相生的心靈之歌，有詩人返樸歸真、頤養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時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嘆；有縱浪大化、逍遙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誤入官場、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團聚、琴書相伴的寧靜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難訴的郁悶孤寂……壹句話，誠如清代詩人龔自珍說的“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壹分《騷》”（《己亥雜詩》），品讀陶文，沈浸在山水田園之中，切不可忽略了詩人的隱痛衷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