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淵源，可以追溯至中國古人渴求長生不死的心理和行為中。考古發現：早在壹萬八千余年前，中國的原始人類就已表現出他們對生命存在的頑強追求，如這壹時期的“山頂洞人”曾在死去的同伴身上撒上壹些象征生命之紅色的赤鐵粉，以圖喚回逝者的生命。上古時代，已有人開始學仙，歷史記載軒轅黃帝“且戰且學仙”，“問道於廣成子”，後修道成功，於鼎湖白日乘龍升天。記錄古代先民生活的《山海經》中，也有關於“不死國”、“不死民”、“不死樹”和“不死之藥”的記載。戰國時期，人們又多相信東海中有蓬萊等神山，由此出現了許多以追求不死成仙為務的方士，被稱作“方仙道”。“方仙道”在秦漢時期曾活躍壹時，是後世道教的前身之壹。
“方仙道”的活動，多屬具體的實踐行為，而較少有理論的成份。後世道教的思想理論，主要來自於先秦道家哲學。春秋時期，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闡發了壹套關於宇宙
萬物產生、存在及運動變化的理論，認為“道”是宇宙萬物得以產生的根源及賴以存在的本體，主張人的活動應當遵循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由此開創了道家學派，並為後世道教的發展奠立了理論基礎。戰國時期，又有不少人依托黃帝、老子之名來闡發養生、治國理論，被稱作“黃老道”。“黃老道”的學說，已不僅限於老子道家，同時還吸收了儒、墨、名、法諸家之長。這種融諸家學說於壹爐的“新道家”，在秦漢時期影響很大，同屬後世道教的前身之壹。
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是道教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東漢末年，張道陵作《道書》二十五篇，從而創立了天師道。在中原地區，張角創立了太平道，組織民眾舉行反抗東漢王朝的起義。天師道和太平道的出現，令道教開始成為有嚴密思想體系和組織制度的教團，被認為是道教成熟宗教形態正式形成的標誌。
兩晉南北朝時期，道教中湧現出了大批新的道經，並出現了許多新興的道派，如靈寶派、上清派、三皇派，以及推崇外丹燒煉的金丹道等等。不僅如此，當時道教中還湧現出了葛洪、陸修靜、寇謙之、陶弘景等壹大批傑出的大師，對道教思想學說的發展、經典文書的整理、組織制度的完善、神仙譜系的制訂等作出了很大貢獻。在這些道教領袖的努力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無論是在思想觀念方面、還是在行為儀範方面，都已顯得較為完善。
唐宋時期，道教不僅信徒眾多、宮觀廣布、倍受尊崇，而且在教理教義、修行方法、科儀制度等方面也有了巨大的
進步。這壹時期，傳統的道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繼續發展，如由上清派演化而來的茅山宗在唐宋時就十分顯躍，靈寶派演化而來的閣皂宗也於北宋初在江西閣皂山興起;張道陵創立的天師道，至北宋時又開始在江西龍虎山顯露聲勢，被稱為龍虎宗，南宋時，第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被宋理宗詔命提舉為三山符路兼禦前諸宮觀教門公事。從此，龍虎宗成為“三山符路”的領袖。
宋金之際，王重陽創立了全真道，令內丹修煉功夫及靈魂成仙學說逐漸在道教中占據了主流地位。全真道力倡儒釋道三教合壹，主張“性命雙修”，追求“真身飛升”，並有壹套較為嚴密的組織制度。元朝時，該道派因丘處機曾西行勸誡成吉思汗，而壹度受到蒙元統治者的大力扶持，短期內即傳遍了全國。由於全真道有著顯赫的政治地位和龐大的宗教勢力，所以在南方傳布的“南宗”等主修內丹的道派也以全真弟子自居，紛紛融合而聚集在了“全真”的旗幟之下。與此相應，龍虎宗、茅山宗、閣皂宗以及其他壹些符路道派紛紛歸聚於“正壹道”的旗下，令符路道派逐漸凝聚成了壹個整體。這樣，內丹道派以“全真”為主、符路道派以“正壹”為宗的對峙格局基本形成。
明中葉以後，道教逐漸失去了統治者的扶持，但其在中國民間卻仍然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許多新興的民間宗教都與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壹些邊遠地區的道教活動也依然興盛。到封建社會後期，道教衰落，戒律廢馳。二十世紀初封建社會解體後，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沖擊，教產被不斷
剝奪和蠶食，道人流離失所，典籍殘缺。在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內戰不斷的半個世紀裏，中國道教與中華民族同樣沈淪於苦難，真正的振興是不可能實現的。
新中國的建立，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創造了條件，同時也給中國道教的復興帶來了機遇。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實，各地宮觀得以恢復重建，新壹代師才層出不窮，道教文化的闡揚與交流日益廣泛。時至今日，可以說，從宏觀大局來看，中國道教正處於近代以來的最佳狀態，又站在了歷史發展新的起點，在政治上具有國家承認的、與其他宗教團體或社會團體平等的合法地位，在信仰上具有憲法保障的充分自由，在思想上對於教理教義的理解闡揚不受束縛，在經濟上不僅得到國家免稅政策的優待，而且由於身處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物質條件的優越也達到歷史的新高峰。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在黨的宗教方針政策的正確引導下，克服種種困難而取得的。這種局面來之不易，值得我們倍加珍惜。
縱觀道教上千年來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只有當宗教的發展能夠有利於統治階層，能夠有利於社會發展和穩定，就能夠得到各階層的支持和寬容，反之，就可能遭受苦難和挫折。宗教若想在中國立住腳跟並健康發展，必須依存於國家，必須服從國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必須適應賴以生存的社會。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黨的十七大提出“發揮宗教界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給中國道教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