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是學者梁啟超提出的.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孔子：對於《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壹言以蔽之，思無邪”。對於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並常用《詩》來教育自己的弟子。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
孟子：孟子論詩，謂“說詩者不以問害辭，不以辭害誌，以意逆誌，是為得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中兩次提到《詩經》。壹次是與上大夫壺遂討論孔子續《春秋》之精神時：《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第二次就是很有影響的論“發憤著書”'《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董仲舒：“詩無達詁”正是此人作為理論明確提出來的。原話是“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壹以奉人。’”
梁啟超：“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壹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
魯迅：根據《風》《雅》《頌》三部分的實際內容，認為《詩經》是“中國最古的詩選”，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
19世紀前期法國人比奧的專論《從詩經看中國古代的風俗民情》明確說明：《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壹，也是壹部真實性無可爭辯的文獻，”“以古樸的風格向我們展示了上古時期的風俗習尚、社會生活和文明發展程度。”
《毛詩序》，書中說“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莫近於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