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對了解明、清兩代官制則的確起了輔導的作用，不過它究竟是壹幅圖，和《歷代職官表》只是壹些表壹樣，沒有文字說明到底難以詳解官制的變遷和沿革。不論紀昀、黃本驥和《升官圖》的作者，都有這個缺點。欲補這個缺憾，自得有壹位通人來做這個工作，他便是瞿兌之。
瞿兌之是本世紀初葉清廷軍機大臣瞿鴻機的幼子，學貫中西，尤精史學，是堪與陳寅恪並稱的當代大師，他生長宰輔門第，交遊多仕宦中人，自己也早登<SPS=1450>仕，對官場情況非常熟悉，所以六十年代中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出版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時，請他來擔任整理工作，可稱深得其人。
黃編本較原書刪繁就簡，數量大致只存三分之壹，但好是好在黃編本糾正原書很多的錯誤。不過黃本驥本人也是封建時代的壹個官，而且還是壹個熱中向上爬的小官，不免對官制有主觀的看法。翟兌之整理此書時，封建王朝滅亡已半個世紀，他的觀點當然不會和紀昀、黃本驥相同。不過他只能就黃編本加以整理，黃編本所沒有的內容，他也不能擅行添增，例如清代統治核心機構的軍機處，和原書黃編本硬是同樣沒有這壹重要機構，整理本也只好從之闕如。為補救起見，瞿兌之加撰了《歷代官制概述》和《歷代職官簡釋》兩篇文字，來補漏修闕。尤其是《概述》壹文，洋洋灑灑，是瞿兌之關於史學的壹篇大文章，應該是值得研究歷代官制的學人仔細研讀的。
《歷代職官表》為什麽不列軍機處這樣最重要的政府心臟機構，其理由實在難以索解，原來在雍正朝之前，從明初迄清初三百多年來，政務出諸內閣，雖然自洪武朝李善長、胡惟庸之後，便再不設丞相壹職，但入閣的大學士們仍不失為集體的丞相，尤其是年資俱深的首輔，更操有丞相的實權，臣下的奏章通過通政使先送內閣“票擬”，然後才呈“禦覽”，對皇帝來說還不能“大權獨攬”，尤恐“大權旁落”。愛新覺羅·胤是個英銳嗜權的皇帝，他借用兵西北軍務緊急為由，設立軍機處，以應付瞬息萬變的軍事。他用的軍機處人員，實際上便是他的私人機要秘書，受皇帝個人的直接指揮。因而內閣只成了壹個空有其名的衙門，通政司使也成為壹個閑官，更沒有明世宗時代嚴嵩當國時趙文華的威風了。
中樞之權逐漸移到軍機處，不久軍機處包攬國內所有壹切政務，但名稱仍是“軍機”，內閣大學士當然也可充任軍機大臣。不過若不充任也不“管部”，則這個大學士便是閑官。甲午敗戰後的李鴻章，壹直到戊戌政變之前便充當禿頭的文華殿大學士，蟄居賢良寺達四五年之久，門前冷落車馬稀，更沒有人會去“燒冷竈”。軍機處的人員也和英法聯軍入侵後的所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壹樣，是差使而不是實官，入軍機的實官也不必壹定是壹二品大員，也不必像明代需要“廷推”，只要皇帝指定便可，什麽“軍機大臣”、“軍機大臣上行走”、“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等旨令，便分出他們的高下檔次，鹹豐皇帝在熱河的遺詔派出壹***八名的軍機大臣，竟有五品京官充當的，那便是“學習行走”的軍機大臣了。這種排名最末的軍機大臣，有壹個諢號，叫做“卷簾軍機”，原來壹行軍機大臣晉見時，殿上的門簾是放下的，資深的大臣昂然前行，並沒有太監給他們打簾，便由資最淺的快走幾步把簾卷起，然後退居行尾，入殿再把簾子放下，這種軍機大臣，自然只好“伴食”而已。至於這樣全國政令所從出的軍機處辦公室，若是在帝、後園居時，其簡陋不可想像，竟是壹所板屋，供應也不具備，肚子餓了，到園籬空隙向設攤的小販買幾個燒餅充充饑。這是封建時代的笑譚，我並未過甚其詞。
《升官圖》卻把軍機處列在“內廷”壹欄，拿這個全國最重要的機構和最與政制無關的“經筵講官”、“尚書房”、“上書房”、“起居註”並列，倒是深合雍正設立此處用意的。至於總理衙門，因為是外務部的前身，專和洋鬼子打交道的，壹般道學先生如清末的倭仁、徐桐之流，不屑壹顧，所以《升官圖》中，便連影子也不見了。
從前在學校念英國憲政史時，對於英國的官制也很覺難懂，這個西方的老大王國正和我們東方的老大帝國壹般，都是沒有成文法的國家。例如英國的首相或總理大臣，這是現代的通稱，英憲上的正式名稱則是“帳房”，即是英王室的管家帳房先生，現代的英國青年恐怕會是聞所未聞的了。中國也是如此，我來說幾個最容易使人誤會搞錯的事。
實職和差使兩者本來可分得很清楚，即實職是經過吏部銓敘的經常性官職，而差使則是臨時性的差遣，其本職仍舊存在，差使完成仍回原職，最明確的便是科舉考試的考官和各省的學政，各省的正副主考即使最遠的貴州、雲南，往返也不過壹年，學政則三年壹任，任滿官復原職。還有明代和清初的巡按，也是差使，出膺巡按的都是新登科第的翰林院編、檢，只是七品的品級，但壹到了外省，便和封疆大吏並起並坐分庭抗禮，這便出現了像京戲《玉堂春》中王三公子這種人物。清沿明制，入關之初，還設置這個差使，後來覺得弊端很大，便將巡按壹差廢止不置，這不失為清代的壹種好的改革。
最令人糾葛不清的則是封疆大吏的巡撫和總督，原來明代的壹省最高官吏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是實官，到了中葉兵興，才臨時派遣京中大員出去典兵，其實職大都是侍郎和尚書的壹二品官員，事畢即回京復職。凡是奉差的官都沒有官印而只頒給關防，前者是正方形而後者為長方形。並且巡撫和總督兩者都是動詞，放在官銜的前頭，例如“巡撫浙江等處……”、“總督雲南貴州等處……”，可見它不是名詞而是動詞。但明代的下半期，幹戈不息，差使永不能銷差，而有成為實官之勢。終明之世，壹省或二省的封疆大吏，便由巡撫、總督取布、按兩司而代之。清沿明制，為了鎮壓漢人的反抗，更需要重臣到各地鎮壓，督撫便正式成為實官了。
官的性質變了，但制度上仍壹仍舊貫，文人們的筆下自然依然可跟著舊制。有過壹位文人筆下稱壹個總督為“尚書”，有人考據這個總督的壹生仕歷，認定他在外任過總督，在內只任過左都禦，從未任過尚書，因此認定稱為尚書是錯誤。殊不知總督並不是實官而是差使，其實官則確是尚書，稱他為尚書壹點也不算錯。舉壹個例，清末同光體詩人鄭海藏贈張之洞《廣雅留飯談詩》七律首句雲：“平生作詩多苦語，壹見尚書便自許。”這是在張之洞任兩湖或兩廣總督時作的，張之洞的仕歷非常歷歷可考，他從內閣學士簡放山西巡撫直到宣統初元才內召為大學士軍機大臣，壹直不曾做過京官的尚書，所以稱他為總督的本職為尚書是並不錯誤的。
另壹個是官職的正和副的問題。明、清兩代官制的正職和副職，和現代政制甚至和西方國家大不相同，因之倘使用現代的眼光去看過去，壹定會扡格難通。現代的副職是正職的助手、副手或甚至是屬吏，但在明、清兩代則恰恰相反，雖然副職往往官秩較低，禮儀少殺，但職權是平等的，並不分上下。例如六部的尚書和侍郎，猶之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總(部)長和次長，但次長是總(部)長的屬吏，侍郎卻和尚書同是壹部的“堂官”(領導)，在清朝因為有滿、漢之分，壹部有兩尚書、四侍郎，但也不壹定是滿尚書當家作主，有時倒壹切聽憑壹位漢侍郎說了算。清季的翁同<SPS=2323>長時期在戶部，從侍郎到尚書入軍機，壹直是他主持“計政”，所以有壹副聯語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百姓荒”，上聯是諷刺李鴻章，下聯則雖冤枉了他，對聯卻是做得非常好的。
凡是有正副兩職的實官和差使，莫不如此，鄉試的正副主考，會試的正副總裁，冊封和祭告的正副專使都是平等的地位，這在那時大家都諳熟制度，不會出差錯。但到了光緒初年要派遣使節了，第壹個出使英國的是湖南人郭嵩燾，清廷囿於舊制，還派壹個廣東人劉錫鴻充當副使，可英國外交部只承認壹個使臣，拿劉錫鴻作使館的館員看待，而劉又習於國內制度，以使臣自居，於是鬧得不可開交。結果是鬧了年把，清廷派駐外國使節便不再設副使，並把劉鴻錫調駐他國了事。
以上兩事，《升官圖》是無法表顯出來的，但它也有壹個長處，便是把明清的職官不論大小尊卑，都列之於表，毫無遺漏。例如有壹官職，通國只有壹員，官名也很特別，叫做“治中”，壹般人恐怕對此職不大會知道，它是順天府府尹的壹個屬官，正五品，是專門管理會試和順天鄉試的膳食和刷卷等事的，因為天下眾多官員中只有此壹員，而他的職務又只三年才履行壹次，無怪人們對之生疏得很。
明、清職官的級別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兩級，自正壹品的大學士到從九品的末秩壹***有十八級，除十八級之外，還有連從九品都夠不上的，叫做“未入流”，那真是仕宦之末途。這種“未入流”的小官，名稱倒非常好聽，外省各衙門多有未入流的“大使”，與現代出使外國的國家元首代表同名，在那時則是可憐蟲。不過也有特殊的大使，如廣東河泊所大使，卻是天下第壹肥缺，要花不知多少銀兩的苞苴運動才能謀到這個芝麻綠豆官，又如順天府所屬的崇文門副使，亦是屬於“未入流”的卑職，也是肥缺，《升官圖》上對他們都註明“贓不行”，便是這些稅吏可以明目張膽盡管去貪贓枉法，並不追究和處罰，竟與正壹品的大學士並無兩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