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北京東莞會館
曾是康熙雍正時壹位大將軍的私家花園，建築歷史300年，1918年由陳伯陶捐資，籌建為北京東莞會館。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會館裏東莞籍文化名人薈萃會館裏有康有為題的匾額，也曾是容庚避難修學之所會館，舊時同籍貫或同行業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設立的機構，建有館所，供同鄉、同行、同仁集會寄寓之用。
1949年以前，東莞設於外地的會館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在首都北京，有壹座會館，我的祖父倫明，於清末（1902年）進京師大學堂之後，就是住在東莞會館的。父親倫繩叔就出生於東莞會館。1950年，我也是在東莞會館降生到人世。
壹家數代，住在東莞會館，對東莞會館在著深厚的感情。2008年，北京舉辦了舉世聞名的奧運會，為了舉辦這壹世界盛會，北京進行大規模的建設，改造了不少的舊城區，東莞會館也於2007年被拆掉了，但祖父、父親壹直傳下來的關於東莞會館的歷史、故事還縈繞於腦際。
會館曾是我的家
我父親倫繩叔（曾用名倫潤榮）於1919年在東莞新館出生之後居住了40多年。祖父倫明在東莞會館生活了30余年，抗日戰爭爆發時，舉家回廣東，當時祖父認為北京的學風好，留父親壹人在京上學。1945年父親於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畢業。父親較擅長繪畫，年輕時，畫了許多素描、水彩畫和鋼筆畫鑲鏡框掛在墻上。印象最深的是父親出於對會館的熱愛，以鋼筆畫的形式畫了大幅會館大廳的雄偉建築，栩栩如生，每個棱瓦都清晰可辨，可惜畫稿沒有留存下來。
據父親對我講述和文獻記載，祖父倫明，字哲如，廣東省東莞縣望牛墩人，生於1875年（清光緒元年十壹月），出身書香世家，光緒庚子恩正兩科舉人；已為廣西候補知縣。光緒二十八年詔旨開辦京師大學堂，倫明同弟倫敘、倫綽和堂弟倫鑒等，於1902年赴北京就讀，當年京師大學堂500學生中就有倫氏4兄弟，且均是舉人，傳為佳話。
倫明於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優級師範科第壹期學習5年畢業。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容肇祖先生稱倫明是“雙舉人”。倫明通曉國學、文史、古書版本、詩詞等，終身酷愛藏書，並成為民國時期知名藏書家。當年，倫明在東莞新館家中裝滿藏書，由於書多且堆至屋檐下。這只是私人藏書的小部分。另有400多箱藏書放在爛漫胡同的東莞會館，總計數百萬冊書，當時雇有李書夢先生專門負責看書、曬書。倫明的藏書放在最裏面的四合院。在戰亂時期，倫明勤於書肆、攤販，冷落書塵中收集，收購了富家拋出的大量書籍，也赴外地買了不少書。曾從廢品收購站將要化紙漿的書中搶救出壹些珍貴的書，避免了部分古書籍的流失、損失，保護了國家的文化遺產。當年其同事說：倫明所到之處，常有三五抄書人隨之，更有數人終年為之補書，譽其為書之伯樂。倫明在京期間曾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民國大學任教授。為了廣攬群書，研究學問，倫明和孫殿起（又名孫耀卿）合夥在北京琉璃廠開了“通學齋”書店，經營和搜集古書。倫明把只有高小文化的學徒孫殿起培養成能辨別古書籍、版本學的人才。孫先生把稀少的登記入冊，後來編寫了壹本《販書偶記》很有名，成為中國古籍的目錄學家。
抗戰前，北京要編四庫全書純目錄，因歷代及清代忌諱、遺漏的書很多，需要考究。倫明收集的書很多是四庫書目所沒有的，很珍貴。他把自己藏書的地方（爛漫胡同東莞會館最裏邊小院）叫“續書樓”，意在立誌續編四庫全書。據資料記載倫明藏書豐富，已夠續修四庫全書十之七八。早在1925年，當時教育部部長章士釗要影印四庫全書，倫明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看法，著論文《擬印四庫全書之管見》，主張續編為好。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倫明為避戰亂留在廣東任教，從此沒再回京。倫明大部分著作是在北京的東莞會館完成的，間斷續修了壹些四庫全書的提要，其續編的四庫全書提要，後轉給歷史研究院及有關圖書館。現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中有相當壹部分為倫明所寫的。他還著有《辛亥以來藏書記事詩》、《續書樓藏書記》、《續書樓續書記》、《續修四庫全書謅議》、《版本源緣》、《清代及今人文集著者索引》和《鄉園憶舊》、七絕詩數百首等。
會館曾經文人薈萃
上世紀20至40年代,會館居住的東莞籍文人薈萃，如知名人士冼玉清、張伯楨、張次溪、容庚和容肇祖等。倫明和他們不僅是會館鄰居而且是摯友，為他們提供資料及幫助，交流學問相互促進。
據容肇祖教授回憶，其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於1926年畢業，這期間容肇祖也住東莞會館。壹次，倫明串門看到容正研究明代哲學家而寫關於何心隱《爨桐集》的文章。問容：“妳見過這本真書嗎？”容答：“沒有”。倫明說：“我有明代刻本《爨桐集》，借給妳看吧。” 何心隱的《爨桐集》是明末梁夫山著的，因燒毀存世無幾。容借此書抄錄後又從湖北借到另壹卷，以容肇祖的名義出版此書，現書名叫《何心桐集》，已再版。容肇祖之兄容庚（又名容肇庚），字希白，自小跟隨四舅鄧爾雅讀書自學金石之學。1922年5月，時年29歲的他已拿著《金石編》初稿來到京城。受古文字學家羅振玉、王國維賞識推薦，考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同時聘為燕京大學副教授。在古青銅器及甲骨文字等方面研究，容庚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1941年燕京大學關門，容庚移居到上斜街東莞新館。這裏房租低，步行到琉璃廠很近，他時常去琉璃廠尋購書畫並進行研究。容庚於1946年春返回廣州。由於會館平房是青方磚鋪地易返潮，他將收藏的書畫100多卷軸運回廣州時有部分已黴變。
在東莞會館，教授專家合作、切磋學問之事屢見不鮮，如：1935年倫明與容庚、張次溪出資、合作編輯、影印《東莞袁崇煥督遼餞別圖詩》卷，由倫明聯系借用長汀江叔海所藏番禺趙惇夫所繪餞別圖。這是壹幅明代山水風景畫，遠山疊翠，視野開闊，岸邊亭旁，垂柳樹下幾人揮手遠眺，江面上兩只船揚帆遠航。此圖是袁督師於崇禎元年由粵再起為薊遼總督時同人告別之作。另附有陳子壯、黎密、傅於亮、歐必元等人題詩墨寶手跡；由古文字學家羅振玉和倫明等題跋語；題簽《東莞袁崇煥督遼餞別圖詩》的是容庚書寫。幾位文化名人極富社會責任感，將此圖詩卷影印了50本分送給圖書館保管，由張次溪贈送廣東會館壹冊。倫明生前已看出時代演變，曾說：今後藏書之事應屬於公，而不屬於私。1944年10月倫明在廣東東莞病逝，享年70歲。
1947年，尊祖父遺願由冼玉清教授介紹，原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聯系，將倫明畢生珍藏的書大部分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少量藏書變現補助了家屬生活。因倫明的藏書太多，逐壹點數太慢，來不及逐本登記，後來把書打捆用秤論斤稱來代替點數，幾大卡車裝了幾次才把書籍運完。如今我們仍可以從改名為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目中，發現以集部為多的書名下，記著倫明批校題跋的字跡。
明倫堂留置公產
爛漫胡同東莞會館於1875年（清光緒元年）由東莞人鄧蓉鏡經手購置，地址在宣武區爛漫胡同127號（原49號），系東莞縣明倫堂留置公產。1932年（民國21年）明倫堂出資在北平財政局申請稅契，領得第4695號建築契。同年10月9日，在北平地方法院不動產登記，取得黨字第65號據照。有青磚瓦房49間，占地2.073畝，系明代建築。
進入東莞會館大門，直對靠南房山墻砌的精致影壁，往右壹轉原有月亮門，右邊4間東廂房。入月亮門南側有5間房，房前壹條較寬闊的自東向西的甬道，北側壹道通體墻分成了4個獨立的四合院。此會館原為東莞張家玉的故居。明代後期抗清將領袁崇煥和張家玉素有“東莞二烈”之稱，壹北壹南均是抗清英雄。袁崇煥在遼東及北京英勇抗擊清軍後被反間計陷害含冤而死。張家玉在廣西和東莞萬江壹帶舉義旗奮起抗擊清軍，身中數箭為不被俘虜跳水塘壯烈犧牲，年僅33歲。張家玉在崇禎十六年中進士，任授編兼給事中，就義後桂王封其為增城侯，謚“文烈”。近代名人居士葉恭焯曾書有“明代先烈張家玉故居”匾額懸掛會館大門之上。根據文件資料：北京市王昆侖副市長辦公室接到市文化局報來的廣東省文物古跡處理意見，經討論於1956年7月16日批復：“壹、崇外佘家館袁崇煥墓堂由文化局文化組接管，並保留……東莞會館懸有《明代先烈張家玉故居》紀念橫額，均由文化局文化組通知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負責保管，不得丟失。”
會館被稱為“士鄉”
過去許多人把會館群稱為“士鄉”。舊時會館大都住有科舉產生的官宦、文人雅士、愛國知識分子等。東莞會館就曾居住著壹些務實而勤於奉獻的東莞籍文人名士，如：東莞人陳伯陶於1892年探花，任國史館協修、江寧布政使、廣東教育總會長。1910年陳伯陶在東莞會館與同鄉和陳錫恭、楊東臯商議，與楊東臯訂約，並由陳伯陶捐資購置了上斜街的地塊建東莞新館。他曾為爛漫胡同東莞會館舊時收存的袁崇煥督師真像題字為“袁雲素先生真像”。此像當時陳伯陶移交給廣東會館保存。陳伯陶在移交手續上蓋了朱文印。1917年（戊午五月）康有為也曾為東莞會館題額“莞園”，葉恭綽題跋：莞園為明末張文烈公家玉故居。公在粵起義抗清，名重歷史，鄉人與有榮焉！每過斯園，輒想慕風徽，肅然起敬。
據資料記載：早在珠巢街的東莞會館時，莞人就祭祀袁崇煥。該館址在更名為珠朝街路西，現中山會館之南側。有壹天同鄉偶然從舊文章的殘片中看到張家玉的詩句是在爛漫胡同居家所寫，特意拜訪，並以九百二十五兩銀購得其故居而建爛漫胡同東莞會館。1915年陳伯陶曾在修建上斜街東莞新館時也在後院設立了敬賢堂祭祀先賢。
會館裏的詩歌楹聯
在紀念活動中文人們大都以題字寫詩、對聯抒發情感，至今還流傳很多令人振奮的詩句楹聯。如：爛漫胡同東莞會館有聯：粵嶠顯晨鐘舊裏，薊門風雨引靈旗。陳伯陶曾在東莞新館希古堂題聯：服官記二十年前，把酒論文，舊夢勿忘燕雪地；聚首在七千裏外，乘風破浪，壯懷應話虎門潮。晚清進士、莞籍文人張其淦從滬旅京又聯：孤忠曾督薊遼師，問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將軍，足顯山川聚靈秀；偉烈猶思東莞伯，願後輩，風霜煉骨，茫茫新世界，好憑時勢造英雄。在東莞新館落成時，張伯楨題聯：禺山莞水，鄰結兩家，花間問斜街，到此應思前世事；遼薊增城，烈傳千古，芳徽貽後代，可能還憶故鄉人。尹慶舉也題聯：已費中人十家產；此為廣廈萬間心。這幾幅楹聯曾懸掛在東莞新館，時間久遠已經散失。
1906年前後，東莞籍尹慶舉是爛漫胡同東莞會館管理負責人，尹慶舉身為進士，清翰林院庶吉士，職務編修。1902年曾任廣東“寶安書院山長”、“東莞學堂（東莞中學前身）名譽校長”。尹自1911年春天始負責上斜街東莞新館修復改建的監督管理工作，8月壹期完工。10月辛亥革命戰事頻發，尹慶舉避兵回故裏。居住東莞會館的張伯楨接手負責東莞新館修建，直到1917年東莞新館竣工。
張伯楨，別號篁溪，是在京城很有故事的歷史人物，系康有為“萬木草堂”弟子，赴日本留學多年，廣泛支持和接觸革命黨人，撰寫了同盟會、興中會革命等具有很高史學價值資料；受聘兩廣方言學堂法學教授，1909年賜法政科舉人;1912年至1928年為民國司法部監獄司第壹科長；1913年攜家眷在爛漫胡同東莞會館定居。1914年張伯楨應聘兼任清史館名譽協修。那時倫明住會館的最裏院，僅壹墻之隔的東院北屋住張伯楨及兒子張次溪。倫明與張伯楨是摯友，待張次溪如同父子，從小看其長大。倫明時常與張次溪探討壹些學術專業問題，提供藏書資料。張次溪也十分尊重倫明，1934年張次溪編輯了《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彌補了中國近代對於戲劇資料著述不足的缺憾。倫明特意為張次溪的《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以題數首詩的形式寫了序跋；並親自聯系邃雅齋為其校印。張次溪，名涵銳，又名仲銳，號江裁。其研究北京民俗、北京史誌的著作頗豐，以1951年出版的《人民首都的天橋》名望最突出。至今很多研究北京民俗典故的作家仍以張次溪著述為依據。張柏楨於1916年在北京左安門壹帶（現龍潭湖公園內）建立紀念袁督師廟及修繕袁崇煥墓；張伯楨之子張次溪為完成父子夙願，於1958年8月將“張園”私家房產14.5間捐給了國家（龍潭湖公園），此後張次溪又搬回爛漫胡同東莞會館居住。他的行動既飽含對家鄉東莞的鄉情又懷有深愛北京的鄉土情。
東莞旅京人士的居住地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東莞會館有成就的文人大都成為高校的教授、專業人士之後這些人士陸續遷出會館，空房只許東莞同鄉及親友來往居住。住戶結構大都是莞籍文人後代和來京上學、謀生的莞籍知識分子及商人。會館只收取低廉房租，作為房屋維修基金，不接納外鄉人。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軍隊占領北平，上斜街東莞會館為了防止日軍入住會館，決定將空房租借給住戶的朋友和可靠人，目的是抵制日軍橫行，不讓日軍住。清代，東莞會館作為科舉試館，民國時，會館作為同鄉居住場所，東莞縣在京沒有商務行業會館。因此，當時有的東莞企業家和商人赴京也來東莞會館暫住，促進莞京的經濟往來。會館壹直沿用定期選舉館長的制度。例如：1947年東莞新館實行董事制，由同鄉推選陳寶劍、倫繩叔二人為董事；1948年經同鄉選舉倫繩叔壹人為理事長，陳寶劍、鐘亮洲、吳如林、吳松林4人為理事，負責管理館務。據1947年11月東莞新館統計，有東莞同鄉52人住在會館裏。1956年居住的東莞同鄉有15戶約40人。上世紀60年代初已不存在理事長，但是我父親仍然義務為大家計算、收繳水電費及辦理公益事務。舊時，上斜街東莞新館和爛漫胡同東莞會館的組織形式是各立門戶，分別居住及管理。兩個會館都無專門經費，所有館舍修理及長班工資等壹切開支均由住館同鄉***同分擔。1948年前後兩個會館分別建有《會館管理章程》。
據資料介紹:1956年1月，廣東省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遵照北京市政府有關規定，致函北京市民政局，決定將會館的全部財產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1956年東莞會館房產隨著有關規定轉交北京房管局統壹管理。東莞會館的作用已被改變，逐漸成為居民大雜院。改革開放初的80年代，東莞新館被列為北京市宣武區文物保護單位。中央電視臺拍攝走遍中國會館舊事專題節目時，到東莞會館拍攝，我憑著在東莞會館少年時代生活記憶與了解，給他們講述東莞會館的歷史變遷。
東莞會館成為歷史
近年來，隨著城市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北京舉辦奧運會，許多老會館都被拆遷、改造，東莞會館也不例外。2006年為緩解北京交通的擁塞，要打通長安街民族宮到菜市口大街的南北道路。公路畫線拆去了東莞新館東部的五分之二。2008年5月1日穿過東莞新館的南北道路已經通車。現在從新路邊依稀看到會館大廳的屋脊及殘留建築。近兩年，北京東莞建設研究會的張世光副會長約我去東莞會館搞調查，據了解，2008年東莞會館已沒有東莞籍居民了。現在爛漫胡同的東莞會館歷史遺跡經過維修改造，但東莞會館已成為過去、成為東莞人美好的回憶。
兩個“百歲信封”印證百年會館
北京的東莞會館自清朝光緒初年創立以來，已有130多年歷史了。本報也多次作過報道。為研究東莞會館初期的歷史，北京的莞籍後裔搜索過很多資料，走訪過很多人。在那段以書信為主要溝通手段的歷史中，北京東莞會館卻沒有留下只言片語的書信，令人覺得遺憾。 工夫不負有心人，日前，記者在《<收藏東莞>王曉強藏東莞近現代郵政史珍品》壹書中，發現了其收藏的兩個由東莞寄去北京東莞會館的信封。這兩個信封意義非凡，可以說填補了北京東莞會館的某些歷史空白。於是記者采訪了王曉強，重新翻閱那段會館的歷史。
兩封信寄自民國初期 這兩個信封均是民國初期從東莞寄出的。壹個是1912年5月16日由東莞城外脈力州天成昌寄出的，收信人是北京宣武門外上斜街東莞會館的張子幹。這個信封的背面有用毛筆寫的“勿延”兩字，字的旁邊還加了兩個“O”，讓人壹看就知道是壹封很急的信，而信封背面用了三個專用的固封貼貼上。從當時的郵戳看，寄信的日期是1912年5月16日，到達廣州中轉的郵戳也是5月16日，即此信當天已送到廣州中轉了。
據了解，百年前東莞至廣州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能乘上船就相當快了，但仍要半天時間才能到達。若從陸路走，僅渡口就有五六個。過去東莞有句老話：隔河千裏路。從東莞到廣州所費時間可想而知。此信當天能到達廣州，可知郵差的效率之快。
第二封信是從篁村（今南城）寄出的，寄信者是莞邑篁村馥桂堂，收信人也是張子幹。此信所寫收信地址與上封不同，寫的是：北京騾馬市大街爛漫胡同東莞會館，時間是1918年經廣州寄去北京。這封信信封正面收信人地址北京的“京”字和寄信人的“附”字，分別蓋上篆刻方印，信封背用毛筆寫上“固封”又蓋上篆刻方印。可見當時的固封相當講究。
信封透露會館變遷
兩個有歷史的信封也正好印證了東莞會館的壹些變遷。
北京東莞會館曾先後在北京騾馬市大街爛漫胡同和宣武門外上斜街設立，有“東莞會館”和“東莞新館”之別。在爛漫胡同時稱東莞會館。搬遷至上斜街時稱“東莞新館”。
據悉，東莞新館是陳伯陶1910年購地興建，並於1911年遷入。
而馥桂堂在1918年仍不知東莞會館遷了新址，就是說，馥桂堂與張子幹的書信往來較少。
收信人是東莞文化名人
據東莞市委宣傳部和東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合編的《東莞現代人物》、《張伯楨》介紹，張子幹即張伯楨。
張伯楨、字任材，號子幹，法名仁海，又字滄海，別號篁溪，東莞篁村水圍坊人。生於1877年。
1893年梁啟超與韓雲來莞講學。17歲的張伯楨聽了梁啟超的課，開始接觸了新學。1902年被聘為東莞縣學堂國文教員；後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法政大學學習;張伯楨回國後受聘為兩廣方言學堂教授;1910年赴北京參加廷試，被“欽點”七品京官，任法部制勘司主事，曾參與“憲政籌備處”起草憲政草案，任副主稿。後任民國司法部監獄司第壹科長。
張柏楨壹生著述甚豐，刊刻有《滄海叢書》五輯，有《袁督師遺集》、《張文烈遺集》、《袁督師應配祀關嶽議案》、《袁督師故宅誌》等，又創刊《正風半月刊》，刊登考證北京歷史文章。1946年張伯楨在北京病逝，臨終前，他把自己珍藏的康有為、梁啟超的書牘墨跡，袁督師文物及佛教法物，齊白石等名人字畫1300余件，全部捐贈給北京歷史博物館。
二、蘇州東官會館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六《會館》記載：
東官會館
在半塘，天啟乙醜（天啟五年，1625年）建，在半塘。康熙十六年(1677)移建寶安會館於嶺南會館東，因武帝像不可移動，仍存之。今這義廳茶室。
寶安會館
在嶺南會館東，國朝康熙十六年東莞商人建。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標點本《桐橋倚棹錄》第88頁，
據顧頡剛藏道光壬寅刊本《桐橋倚棹錄》底本標點整理）
廣東商人在蘇州的商業活動，至少在明代已經開始，貿易商品主要是廣東各地的特產。東莞商人主要販運莞香。莞香又名女兒香，是當時女性喜愛的物品，因此東莞人多以販香在蘇起家。
明末廣東大詩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記莞香盛時遠銷至北方的情形道：莞香度嶺而北，雖至劣亦有馥芬，以霜雪之氣沾焉故也。當莞香盛時，歲售逾數萬金，蘇松壹帶，每歲中秋夕，以黃熟徹旦焚燒，號為薰月，莞香之積閶門者，壹夕而盡，故莞人多以香起家。
（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卷二十六《香語·莞香》）
蘇州東官會館的出現，證明東莞在明代商業已經很發達，它開了縣級設立會館之先河，它比商業著稱的潮州的會館出現有確實紀年的歷史（康熙十二年，1673年，據周昭京《潮州會館史話》）早5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