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字元白，又作元伯，滿族，1912年7月26日生於北京。啟功先生出身於皇族支系，1922年先生十歲時，曾祖父和祖父先後去世，同年，家中還有多人故去，家業因償還債務和辦理喪事而破產，先生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只得過起舉步維艱的生活。
直到1924年，先生12歲時，曾祖父和祖父的幾位門生非常同情他們“霜媳弱女，同撫孤孫”的遭遇，酬資仗義相助，先生才得以插班就讀於匯文學校小學部，1926年升入中學，但高中未畢業便因經濟困難而輟學。在此期間及之後，由於先生想找到壹份喜愛並適宜的職業，曾先後隨戴姜福(綏之)先生學習古典文學，隨賈羲民(爾魯)先生、吳鏡汀先生學習中國繪畫。其間，為維持生計，先生曾教過家館。
1933年，經曾祖父的壹位門生傅增湘先生介紹，先生得以結識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先生。陳校長對他的評價是“寫、作俱佳”，這是他壹生的轉折點。他從此遇到了培育並影響他終生的恩師。陳校長先安排他到輔仁附中教國文，但不到兩年，便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長以他“中學未畢業就教中學不合制度”為由而辭退。1935年，陳垣先生又安排他到輔仁大學美術系任助教，美術系的領導仍是那位院長，壹年多後，再次以“學歷不夠”為由將其辭退。當時正值北平淪陷時期，在日偽的統治下，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為了維持生活，先生只得不辭辛苦，教兩處家館，閑時便集中精力讀書，研究書法繪畫。這時他的繪畫在社會上已名聲雀起，間或可以出售，補貼家用。
陳垣先生堅信啟功先生是壹個有真才實學的青年，不應被埋沒，便於1938年秋季開學時，請他回到輔仁大學任國文系講師，教授大壹普通國文。這是陳垣先生親自掌教的壹門課程，於是再也不會有人解聘他了。從此他再沒有離開輔仁大學和教育崗位。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先生在輔仁大學晉升為副教授，先後教授過“國文”、“中國文學史”、“中國美術史”、“歷代韻文選”、“歷代散文選”等課程。由於他學識淵博，講授得法，無論教什麽課都得心應手，獨具風格，深受學生愛戴，並被北京大學聘為兼職副教授，講授“美術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先生於1951年冬至1952年春參加了北京市組織的土改工作團，到湖南省澧縣工作。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並，啟功先生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講授“中國古典文學”。當時，中國畫院正在籌辦，先生應葉恭綽先生的邀請參與畫院的籌辦工作，曾到南方進行過調研。當時文化部文物局為培養考古及文物鑒定的專業人員，舉辦了考古訓練班，先生被聘為該班的教師，給學員們講授“中國書畫史”及鑒賞知識。
同年，加入九三學社，被選為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委員，並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委員，1956年任市政協常委。
1956年，啟功先生晉升為教授，並以專家身份參加了教育部為貫徹“全面發展因材施教”的方針、加強科學研究及基礎課教學和師資隊伍建設、進壹步提高教學質量而組建的“視導團”，到上海、廣州、廈門、南昌、福州、梅州的大、中、小學視察。為新中國初期的師範教育和基礎教育提供了改革的第壹手材料。
正當啟功先生滿腔熱情投身教學科研活動並積極參政議政、在各方面做出成績的時候，1958年，在中國畫院，他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劃為右派，右派關系轉到師大後，他的教授職稱被取消，北京市政協常委和九三學社社員資格也被撤銷，精神上受到了沈重打擊。在這最困難的時候，是他的恩師陳垣先生給予了他親切關懷，使他在逆境中堅持下來。右派分子不能上講臺，他就利用勞動改造的業余時間潛心學術研究，認真讀書，撰寫論文，努力在學術上做出貢獻。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壹部學術專著《古代字體論稿》，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後幾經再版。
“文化大革命”期間，啟功先生又被打為“準牛鬼蛇神”，被不斷審查，並要接受集中學習和勞動，家中也被查封。但在這艱難歲月，他仍利用運動的間隙和休息時間，反復推敲和修改，醞釀了另壹部學術著作《詩文聲律論稿》，並在“文革”後付梓出版。
1971年，啟功先生被借調到中華書局，接受點校《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任務。這是壹項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關懷下，組織國內數十位壹流文史專家參與的偉大工程，當時先生還是被掛起來的摘帽右派，在那種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他能有這樣的機會把自己掌握的知識奉獻給祖國，從內心感到高興。自1971年到1980年，經整整十年的艱苦工作，終於完成了這項任務，又回到北京師範大學。
經落實政策，啟先生被重新評為教授，再登講壇，即滿腔熱情地投入到教學和科研中。1977年恢復本科考試，1978年恢復研究生考試後，他積極投入到教學第壹線。不但教本科生的課、帶研究生，還主動承擔夜大學的課程，和廣大青年壹起，十分珍惜這遲到的春天。
1982年，他創立了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點，1984年該專業又被國務院批準為博士點，先生被聘為該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直至逝世前，壹直不顧年邁體弱，堅持工作。2000年又與已故著名學者鐘敬文先生等創辦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基地。20多年來培養了壹批學有專長的碩士生、博士生，他們在工作崗位上都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很多人已成為教授、編審、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目前仍在讀的博士生還有10之多名。
從1933年進入輔仁附中，1935年進入輔仁大學美術系，啟先生已從事教育事業72年，從事高等教育70年，是輔仁和師大的兩朝元老，也堪稱我國資深的教育家。啟先生有很多光輝的頭銜，但他認為那些都是自己的副業，自己的主業只有壹個，那就是教師。在長期的教學與科研實踐中，他壹貫註意教學與科研的緊密結合，從教學與科研實踐中，總結經驗，探索規律，再用這些經驗，去豐富教學內容，提高教學水平。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和藹可親，對學生的點滴進步和成果，都給予熱情的鼓勵和肯定，隨時關心他們的健康成長。由於在教育事業上成就卓著，1998年、1999年和2001年，他先後被評為“北京市師德標兵”和“北京市職業道德明星”，並獲得教育部頒發的“高等學校教學成果二等獎”。
改革開放後，很多貧寒的學生考入北師大，生活相當困難，啟先生得知後十分焦慮，決心用自己的力量幫助他們，便於1990年在香港舉辦書畫義賣，籌集資金160余萬元，這在當時是壹筆不小的數目，並堅持不以自己的名義而以先師陳垣先生“勵耘書屋”中的“勵耘”二字命名，設立了“勵耘獎學助學基金”，目的既在感激恩師對自己的教誨與培養，亦在激勵學生繼承和發揚陳垣先生愛國主義思想及辛勤耕耘、嚴謹治學、獎掖後學的精神。這種高風亮節不僅使北師大師生深受教育，也在教育界引起廣泛影響。
1997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建校95周年時，啟先生受學校委托，擬定並親自題寫了“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校訓。這壹校訓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深刻揭示了師範教育的本質，具有精辟的教育理念，不但深刻地教育了北師大的師生，也受到國家領導人和兄弟院校的好評。而這兩句話也正是他作為壹個教育工作者從教70多年的生動寫照。
啟功先生不僅是壹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作為我國當代文化名人，他集詩、書、畫和文物鑒賞、學術研究於壹身，是享譽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國學大師。
啟功先生是壹位成名已久的畫家。他從小受祖父的熏陶，酷愛繪畫。最初拜賈羲民先生為師學畫，賈老師不但畫得壹手典型的文人畫，而且對書畫鑒賞也極有素養，使啟先生在繪畫和鑒賞兩方面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後來賈老師又主動把啟先生介紹給著名的“內行畫”畫家吳鏡汀先生。啟先生隨吳老師學畫，也不全囿於老師的成路，最終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構圖嚴謹，手法生動，色彩鮮明，韻味悠長，尤擅長山水竹石，極富傳統文人畫的意趣。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已在畫壇嶄露頭角，他也曾作畫賣錢，以貼補生活，以至不少佳作流入社會，而於五十年代達到藝術高峰。專家評論他的畫最突出的特點是：“以畫內之境求畫外之情，畫境新奇，境界開闊，不矯揉造作，取法自然，耐人尋味”。近幾年來，每年的書畫拍賣，都能見到啟功先生早期的繪畫作品，並被愛好者出高價收藏，足見其珍貴。但在“反右”運動中，他因在畫院被打成右派，嚴重挫傷了他對這項事業的熱情，再加之當時提倡要鞏固專業思想，於是只得封筆，而把全部精力放到教學上。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文藝春天的到來，啟先生才重執畫筆，但鑒於書名太高，“書債”太多，所以繪畫作品並不太多，因而尤顯可貴。在中南海、全國政協、中央文史館、釣魚臺國賓館等處都收藏有啟先生的書畫佳作。先生還為國家領導人出訪及文化事業的國際交流繪制了不少作品，他常風趣地說：“我這裏是禮品制造公司”。而他為第壹屆教師節繪制的大幅松石圖，已成為北師大的鎮校之寶。
啟功先生是當代名揚海內外的書法家。1981年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立，先生被選為副主席，1984年任主席，後任名譽主席。先生高度的書法成就既來自他的才分，更來自他的勤奮。他臨習了大量碑帖，尤以臨習趙孟頫、董其昌、柳公權、歐陽詢、智永等最勤，積澱了深厚的功力，並結合自己的審美情趣，最終獨樹壹幟，成為大家。他的書法作品，無論條幅、冊頁、屏聯，都能表現出優美的韻律和深遠的意境，內緊外放的結體，遒勁俊雅的筆畫，布局嚴謹的章法，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高超水準，形成壹家之風，被人們奉為“啟體”。書法界評論他的書法作品為：“不僅是書家之書，更是學者之書，詩人之書，它淵雅而具古韻，饒有書卷氣息；它雋永而兼灑脫，使觀賞者覺得余味無窮，因為這是從學問中來，從詩境中來的結果”。人們常說“書如其人”，啟先生的書法，正如他人品學問壹樣，秀麗、博雅、才氣橫溢、風流灑脫。自80年代起，已有多種版本的啟功書法集陸續出版。
啟功先生對書法理論也有精辟而獨到的研究，他對大量著名的碑帖進行過廣泛而深入的考辨，寫下了大量的專業論文，對書法史和碑帖史的研究作出巨大貢獻。而他所著的《論書絕句壹百首》， 以壹百篇壹詩壹文的形式，系統總結了自己幾十年來研究書法的心得體會，在書法界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他認為：書法是我國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之壹，既有文化交流的實用價值；又是壹門獨放異彩、具有欣賞價值的民族藝術和文字藝術。
啟功先生對書法藝術本身也有很多創見。如趙孟頫說：“書法以運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功”。他通過幾十年的實踐則認為：“從書法藝術上講，用筆與結字是辨證的關系。但從學習書法的深淺階段講，則應以結字為上。”與趙氏所說，恰恰相反。又如他認為臨碑與臨帖亦是辨證的關系，而帖能更真實地保有原作點畫使轉的面貌，故應更多加臨習；而臨碑則應“透過刀鋒看筆鋒”，才能得其真髓，並自稱“半生師筆不師刀”。他又經過多年的探索，發現字的重心聚集處並不是在傳統的米字格的中心點，而是在距離中心不遠的四角處。並推算出它們之間的比例關系正符合所謂的“黃金分割率”。這些具體的理論都對學習書法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為表彰啟功先生在書畫方面的成就，2000年文化部為他頒發了“蘭亭終身成就獎”；2002年又頒發了“造型表演藝術創作研究成就獎”。
啟功先生是壹位獨具風格的當代舊體詩人。他在童年時代即對詩詞有濃厚的興趣，並背誦下大量的作品。青年時代經常參加同族長輩主持的筆會，與師友談詩論詞，酬唱應和，打下堅實的創作功底。執教以後，在治學、授業、書畫創作之余，常就生活中遇到的人物、事件、器物、風景、書畫作品等抒發情感，進行評論，創作了大量優秀的詩詞作品。1989年，他的第壹本詩集《啟功韻語》出版，他在自序中說：“這些‘詩’是許多歲月中偶然留下的部分語言的記錄”，是“壹些心聲友聲的痕跡。”1994年和1999年，第二、三本詩集《啟功絮語》、《啟功贅語》又陸續出版。之後這三種詩集又合訂為《啟功叢稿·詩詞卷》及《啟功韻語集》。先生的詩很好地體現了繼承與創新的辨證創作觀：格律嚴謹工整，語言典雅豐贍，意境深遠含蓄，學力深厚堅實，深具古典風韻；同時又能堅持“我手寫我口”的原則，不為古人所宥，寫出自己的真情實感，密切貼近現實生活，參用當下詞匯，深具現代氣息。特別是壹些詼諧幽默的詩，很好地體現了他的人生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個性特征，為古典詩詞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啟功先生的書法作品，很多是書寫自作詩詞的，而他的畫作，均有自己詩詞佳句的題跋。詩、書、畫在同壹幅作品中展現，達到了和諧統壹，觀其畫，賞其書，吟其詩，使人神舒意暢，回味無窮，再次領略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古人稱這類作品為“三絕”，而啟先生堪稱是當代“三絕”之冠。啟先生的詩集出版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專家們評論他的詩詞“功力深厚，風格鮮明，完美地運用了古典詩詞的固有形式，巧妙地運用了現代新語詞、新典故以及俚語、俗語，形成了他詩詞的獨特風格，充分體現了新時代的特點，為詩詞創作如何繼承與創新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啟功先生是獨具慧眼的文物鑒定家。先生嘗自雲：平生用功最勤、成就最顯著的就是文物鑒定，尤其對古代的書畫、碑帖，見識卓異，造詣精深。早在青少年時代，他就積累掌握了很多鑒定的經驗和知識。賈羲民老師經常帶他到故宮博物院參觀故宮珍藏的書畫作品，並結合展品為他講解鑒定知識。先生還經常到琉璃廠等地的古董字畫店向民間的行家裏手請教，他們看到先生如此敏而好學，也都樂意指點他，使他獲得了很多寶貴的實踐經驗。1947年先生即受聘為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在古物館負責鑒定書畫，在文獻館負責審閱文獻檔案，整理清代史料。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成立文物局，負責對流散在社會上的文物進行收購鑒定工作，每遇疑難問題，必約請先生參加。1983年，國家文物局聘請國內頂級專家組成7人小組，對國內各大博物館收藏的珍品進行甄別鑒定。先生即是7位專家之壹。1985年被國家文物局聘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1986年任主任委員，其間所經眼的書畫文物當數以萬計。除書畫外，還對出土文物及古代書籍進行鑒定。如王安石書《楞嚴經要旨》、 宋代龍舒本《王文公集》等。 近兩年還參與了震驚文物界的《出師頌》、《淳化閣帖》的收購與鑒定工作。啟功先生幾十年來，為保護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作出了卓越貢獻，文物界的人都稱他是不可多得的國寶級人才。
在鑒定方面，他有很多高明之處：壹是知識面廣，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深入廣博的研究，熟悉與書畫相關的各種知識，掌握更多的可利用的信息。二是他擅長文獻考據，懂得駕馭文獻信息的方法，壹旦發現相關問題，能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考辨，可以將藝術研究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三是又有多年書法繪畫的實踐本領，深諳其中的藝術規律及具體技法，深諳各家各派的風格特點，見多識廣，從而能夠達到“觀千劍而後識器”的境界。總之他屬於學者型和藝術家型相結合的鑒定家，能透過現象，深入本質，從多方面考察，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問題。例如，他對舊題為唐“張旭草書古詩帖”真實年代的考辨；對陸機《平復帖》的全文通釋與考定，都是最好的例證。
啟功先生是壹位成就卓著的學者。先生自幼聰穎過人，才華出眾，記憶力驚人，涉獵的書籍非常廣泛，且過目不忘，直到老年還能準確說出某事出自某書某章。戴姜福老師是壹位博學之人，深通古典文學和傳統小學，在他的教授下，啟先生打下堅實的國學基礎。後來先生又受教於陳垣先生，深得考辨之學的要領及嚴謹的“竭澤而漁”的治學精神，走上了專業規範的治學道路。陳校長又教誨啟先生搞學術研究應發揮自己的特長，於是啟先生從研究書畫藝術入手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最初幾篇學術論文，如《急就篇研究》、《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都是在陳校長親自指導下完成的。而隨著多年的教學實踐，先生對古典文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歷史學、文獻學、版本目錄學、宗教學，也都有廣泛的涉獵與研究。而在所有的研究中，啟先生仍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他能在紮實嚴謹的論證中，處處顯示出自己獨辟蹊徑的聰明才智，常能發別人所未發，道別人所未道。如詩詞格律講解起來十分煩瑣，而先生的“竹竿”理論能舉重若輕地將此問題化繁為簡。他學問廣博，可謂諸子百家無所不知，三教九流無所不曉。先生常自戲為“雜貨鋪”，實則是博學多聞，而且能打通各學科的界限，成為壹名通學博儒。如他晚年所開設的“古籍整理基礎”課，就屬於這類性質，而先生則戲稱為“豬跑學”。
啟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五十年代的《讀紅樓夢劄記》和程乙本《紅樓夢註釋》，至今是紅學研究的必讀書目。六十年代的《古代字體論稿》，此書將文字研究和書法研究結合在壹起，是文字學的重要論著。六十年代的《詩文聲律論稿》，此書以簡馭繁，是研究詩文聲律的獨詣之作。八十年代的《漢語現象論叢》，此書對中國古典語言，特別是詩詞語言，提出了種種令人深思的問題。八十年代的《說八股》，對八股文的特點和功過做了實事求是的評價。而2004年出版的《啟功講學錄》，雖是學生的整理稿，但典型體現了他博雅通學的學術特點。而累時多年的《啟功叢稿》，更是其學術之大成，其中有關碑帖、藝術的考辨文章，更不是壹般學者所能道其萬壹。先生之學問真可謂博大精深。
啟功先生還是壹位在國內外享有廣泛影響的社會活動家。他以卓越不凡的才能、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對國家的無私奉獻，贏得各方面的敬重和愛戴。
1980年，當選為“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兼宣傳部副部長，曾任“九三”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現任顧問。
1982年，恢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委員資格，1986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以後連任第六、七、八、九、十屆常委，並兼任政協書畫室主任。
1983年秋，中***中央統戰部和各民主黨派組織壹批專家支援西部地區的文化建設，啟先生時已年過七十，仍不辭辛苦，報名參加，先後到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新疆等地講學，為西部地區的教育事業獻出壹片愛心。
1992年被國務院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99年任館長。為文史館的建設和文史資料的整理出版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2002年，任西泠印社社長。
先生還兼任中國佛教協會顧問、故宮博物院顧問、國家博物館顧問、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務。他以飽滿的熱情、認真負責的態度，參政議政，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為完成祖國統壹大業和中外友好合作，奔走往來於友鄰國家和港澳地區。
先生曾多次應邀赴日本、新加坡、韓國參觀訪問，舉辦書畫展和進行學術交流，多次去香港講學，參加文物鑒定。還應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邀請，出席學術會議和鑒定古書畫，赴英國、法國考察博物館，為傳播中華傳統文化做出了突出貢獻。
而啟先生在藝術和學術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究其根源和他高尚的人格分不開。
先生對國家和民族抱有壹顆熱誠的赤子之心。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作為壹個少數民族、自幼有宗教經歷、又身為民主黨派重要負責人的公民，他極力維護民族團結，愛國愛教，投身於黨領導下的統壹戰線和祖國的統壹大業之中。他堅決擁護十壹屆三中全會以來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熱情謳歌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在政協積極獻言建策，在各種外交場合維護國家的利益與尊嚴，宣傳介紹祖國悠久的傳統文化，為祖國爭得了榮譽。他還以壹顆博愛之心、憂世之心，密切關懷著國家的發展建設。每遇到自然災害，即踴躍捐獻善款，他無時不真誠地祈禱人民能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進而由衷地祈禱世界的和平。每當談及國家和世界尚有貧窮和苦難、醜陋和暴力時，其同情焦慮之心溢於言表，仁愛之心令人感動。
先生是壹位性情中人。他為人善良、誠懇、註重情誼。他對妻子至愛，對母親至孝，對師長至敬。他能接受他們的愛，深知沒有他們的愛，就沒有自己的壹切；更能愛他們，深知這是對他們的最好報答。他書畫藝術的成就和詩詞創作的感人力量都與此相關。他知恩圖報，談及自己的成績，總口必稱陳老校長的恩德，對凡是幫助過他的人以及他們的後代，都盡其所能地予以回報。他對朋友至誠，能向他們敞開心扉，不存蒂芥，不管自己地位多高，都與他們保持純潔童貞的友情。他對晚輩、學生關愛至切，和藹可親，悉心教誨。他常說自己就是在別人的關切和師長的耳提面命中成長起來的。先生的誠摯之心，深厚之情，深深感動著每壹個和他交往過的人。
先生操守純粹，道德高尚，為人方正，舉止得體，對事業鍥而不舍地追求，對工作孜孜不倦地努力。他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講究禮貌，平易近人。他從不擺名人架子，尊重壹切人，包括普通勞動者和晚輩學生。“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這首硯銘正是他做人的原則。“壹拳之石取其堅，壹勺之水取其凈”，這是他另壹方藏硯的銘文，先生取其“堅凈”二字當作自己書齋的名稱，而這二字也正是他道德操守的生動寫照。
先生性格灑脫，心胸超曠。他從不斤斤計較個人利益，更不計較錢財，對這些身外之物總抱著“難得糊塗”的態度。每遇人生坎坷總能以樂觀的精神、曠達的心胸加以化解，即使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極不公正的況遇，也能積極向前看，而從不怨天尤人。“寵辱無驚希正鵠”，“何必牢騷常滿腹”，這樣的詩句在他的詩中經常出現，心胸之寬廣令人感佩。他言談風趣，應對機敏，出語幽默，喜開玩笑，凡與他談話的人無不感到是壹種享受，無不為他的人格魅力所傾倒。
(轉自:拾取幽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