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種觀點認為，《春秋》就是孔子所作。它最早由孟子提出來。孟子認為，春秋時社會動蕩，各種邪說暴行屢屢出現，“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現代學者指出，孔子之所以作《春秋》，壹是因內亂，壹是因外患。
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給諸侯、大夫以嚴正的褒貶，從心理上來鉗制他們，以安定天下的秩序，恢復周王室的政治權力，同時達到“尊王攘夷”的目的。另有壹種觀點認為，《春秋》不是孔子所作，不過是由孔子整理而成。
有的學者指出，孔子是我國歷史上第壹個創辦私立學校的教育家。他為了能更好地講學，搜集魯、周、宋、杞等故國文獻，重加整理編次，形成《易》、《書》、《詩》、《禮》、《樂》和《春秋》六種教本。
孔子對它們的內容雖有刪節，但態度是“信而好古”，也就是盡量保持原有的文字，包括原來的史事內容和表達風格，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據此說法，孔子是根據魯國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諸侯國的史官的記載略加修改，編寫成壹部簡要的史書。《春秋》中的壹些字句都是沿用以前史官的寫法，並非孔子的創造。
還有壹種觀點，認為孔子根本沒有著作或刪訂《春秋》。“五四”以後，錢玄同主張此說。他認為，“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並沒有孔子改動的痕跡。《春秋》應是魯史舊文，其中如“郭公”、“夏五”之類，都保存了原來的缺簡，只不過在長期轉寫、流傳中，難免會有改動。他們又舉出《論語》作為例子，說《論語》載孔子生平言行甚詳，其中論《詩經》的最多，但對於《春秋》卻壹字未提；孔子時代《春秋》還是魯國秘藏的國史，孔子不可能也不必要對這本秘藏的國史進行改編。
有的學者則根據《春秋》記載孔子生年和卒年，認為孔子修《春秋》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因為他不會自稱“孔子”，又不能寫出自己的卒年。孔子只是曾經把《春秋》作為教材而已。經孔子壹用，《春秋》便逐漸流傳到了民間，然後再由孔門弟子壹代壹代地傳述下去。《春秋》不是壹時而成或出於壹人，而是由魯國史官們在兩百多年時間裏陸續編纂而成，從而出現了壹些前後風格、筆調不太壹致的地方。
以上三種說法各有道理，誰也不能徹底說服誰，遂成文史上的又壹樁公案。但不論《春秋》是否為孔子所作，都不會削弱孔子作為文化偉人的地位和《春秋》作為古籍的不可估量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