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九達天衢”坊的初建時間
關於“九達天衢”坊的初建時間有4種說法。壹是明代說。1986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地區史誌辦編纂的《德州風物誌》說：“不知在明朝哪個年代，在德州大西門迆北的官道上修建了壹座騎道牌坊名為‘九達天衢’坊”。據對德州舊城研究有較深造詣的原德州國棉廠退休職工馬慧彬先生講：“（牌坊）扒下來的那些物件不管是石頭的還是木頭的，都是明代的無疑”。據稱，他本人是文史研究工作者中唯壹壹位見證過九達天衢牌坊物料的人。二是明永樂說。1992年齊魯書社出版的《德州史話》壹書說：“明成祖定都北京後，疏浚了大運河以利南糧北運，並於德州城西北設置‘遞運所’以備陸運。此時，德州已有‘神京門戶’之稱，‘九達天衢’的騎道牌坊也矗立在大西門外的官道上”。三是明嘉靖說。老壹輩文史工作者孫壽昌“德州九達天衢牌坊及傳說”壹文和2006年聶興壹、田貴寶主編的《古邑史蹤》壹書，持此觀點。德城區文聯名譽主席紀慎言在《齊魯晚報》發表的“德州九達天衢牌坊舊事”壹文中也講：“大約自明代嘉靖年間起，就有了這座雄偉壯麗、氣勢恢宏的九達天衢牌坊。”四是清雍正以後說。民間文史愛好者徐劍明認為“九達天衢”坊修建於清雍正以後。五是清嘉道說。舊誌整理專家潘友林根據乾隆《德州誌》及之前德州舊誌均無“九達天衢”坊的記載，猜測“劉九達天衢”坊應是清嘉道年間所建。六是光緒《德州鄉土誌》記載為明代尹綸所修。尹綸是州人禦史尹禧之子，因孝行顯著，天順年間受到朝廷旌表，崇祀鄉賢祠。與“九達天衢”坊同為尹綸修建的東關“孝子”坊，時間是天順年間，即1457～1464年，可以猜測“九達天衢”坊也應是天順年間所建，要早於嘉靖（1522～1566）年間六七十年以上。因為官紳校定本《德州鄉土誌》成書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是朱啟鈐剛剛完成九達天衢坊的修葺後成書的，估計是重修時人們看到或發現了什麽東西，才斷言是尹綸創修。目前來看，此說是唯壹明確見於舊誌的記載，準確性最高。
二、“九達天衢”坊的地點
關於“九達天衢”坊的地點爭論，主要集中於此坊是建在橋上還是建在路上。壹是橋上說。徐劍明認為牌坊是立在壹座“劉九達天衢橋”上的。二是路上說。德州市政協所聘文史專員田國良先生則根據民國《德縣誌》的記載認定“九達天衢”牌坊立於大西門與小西門之間的大路上。紀慎言在“德州九達天衢牌坊舊事”中稱：“（牌坊）就坐落在舊時德州城“聚秀門”（俗稱“大西門”）外古驛道（今米市街）上”。馬慧彬先生講：“九達天衢坊位於廣寧橋（又稱九達天衢橋）南3米處，所以不少人就說是位於橋上的”。根據光緒《德州鄉土誌·州之橋梁》記載，九達天衢橋與廣安橋（又稱廣寧橋）不是壹座橋，“九達天衢橋”在回龍壩西，而廣安橋則在小西門外。事實上，九達天衢坊應是位於“劉九達天衢橋”南3米處。
三、“九達天衢”4字為誰所題
九達天衢坊是因其額眉上有“九達天衢”4字而得名。這4個字為誰所題也
是頗有爭議的內容。壹是嚴嵩說。持這種觀點的人，都是認為牌坊建於明嘉靖年間，說當時權相嚴嵩路過德州，恰逢牌坊落成，地方官員為了巴結高官而請嚴嵩揮毫潑墨。持這種觀點的人，在敘述此問題是都是含含混混，用“相傳”、“據說”等詞匯。二是朱啟鈐說。持該觀點的人認為，光緒二十五年（1899），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時（光緒二十七年，即1901年11月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對‘九達天衢’坊進行過壹次重修，由光緒年間舉人建築學者朱啟鈐主持修建並書寫匾額。三是董其昌說。這壹說法多在民間流傳，未從文獻中發現。現在來看，嚴嵩、朱啟鈐書寫匾額的傳說都有壹定道理。因為嚴嵩當政時期，德州的九達天衢坊已經修建了七八十年，有可能遭到了損壞不得不進行重修。只要進行重修，嚴嵩作為江西分宜人、並經常往來於德州禦路的內閣首輔和書法大家，為德州牌坊題字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朱啟鈐書寫九達天衢坊匾額，因有誌書記載應說是毫無爭議的，但嘉靖年間嚴嵩書曾寫過九達天衢坊匾額也是不應質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