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完整的宗族譜系。徽州的世家名族最重視修譜，“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國無史不立，族無譜不傳。”（績溪《盤川王氏宗譜·凡例》）基於這種認識，他們視族譜為經典，把修譜看作是家族內部的壹件盛事，至重至隆。每壹族譜都包括了“始遷祖”以來的所有家庭成員，由源而流，本末壹貫，形成了豐富、完整的族譜系統。僅據《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所載，該館館藏427部族譜中，徽州世家的族譜就占了壹半以上，殊為可觀。
二是發達的教育事業。徽州士人普遍把培養子弟讀書視為修身、齊家第壹要緊的事情。“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壹等好事只是讀書”、“綿世澤莫如積德，振家聲還是讀書”，這些徽州古民居的楹聯充分說明了對讀書的重視和期望。徽州地區擁有比較完善的教育體系，除了官辦的府學和縣學，還有宗族或士紳們建立的私塾、社學、書院等各類學校。至於學校的教師，必擇方正飽學之士，並為此而不惜資力。績溪《金紫胡氏家譜》言其家“誨其子必千裏求師”。於是科舉發達，人才輩出。明清兩代徽州府籍的進士人數僅次於蘇州府，全國名列第二。許多世家名族往往科甲蟬聯，朱紫盈門。如婺源坑頭的潘玨壹門有明壹代就出了十多位進士，其中四位又官至尚書，故後人譽之為“壹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
三是輝煌的學術成就。徽州士人進學修德的目的不僅僅在於謀求功名利祿的仕宦或營商，還在於能夠自覺地以擔當、傳承和弘揚學術為己任。他們或利用書院、文會的組織研討講學，或潛心隱居著書立說，從而留下了大量的學術文獻和著作，有力推動了中國學術文化事業的發展。這是徽州世家名族文化底蘊的壹個重要表現。以清朝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為例，這是整個封建社會學術文化建設的壹項標誌性成果。該書收編著作總數3461種，其中徽州壹府士人的著作就有197種，占收編著作總數的1／18，超過當時州府平均數的十多倍，也超過了大多數行省的著作數，成就輝煌。這些著作的內容幾乎涉及到“四部”的所有領域，其中又以經部最多，子部次之，顯示出了濃厚的學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