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悲劇，這話有些道理。我們的古文學中，能稱得上真正悲劇的作品的確難找。所謂真正的悲劇，指的就如古希臘埃斯庫洛斯所寫的那樣的悲劇，就如《俄底浦斯王》那樣的悲劇，就如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那樣的悲劇，有著深刻的悲劇性，且悲得很徹底的悲劇，這樣的悲劇在我們的古文學中的確很難找到。我們的先人們好像不怎麽喜歡悲劇，總想往著美好，壹些稱得上悲劇的作品又往往被綴上個喜劇結尾，給予了讀者、觀眾壹個心理上的滿足，否則，讓觀眾眼淚汪汪、心情沈重地走出劇場，他們是不幹的。古文學中，很具悲劇性的作品恐怕要算湯顯祖的《牡丹亭》，據說湯顯祖在寫這劇本時，躲在柴房中大哭了三天三夜，就如巴爾紮克哭他的高老頭壹樣；又有壹演員在演唱《牡丹亭》時，由於悲傷過度，竟當場死在了舞臺上；有壹癡情女子讀了《牡丹亭》後情不自禁，寫道：“冷雨敲窗不忍聽，挑燈再看牡丹亭。世上也有癡如我，豈獨傷心是小青。”可見這作品是多麽的讓人悲傷了，可這部堪稱中國第壹悲劇的作品卻依然在其結尾安排了壹個圓滿的結局。其它的如《杜十娘怒沈百寶箱》等總讓人覺得悲得不徹底，悲得不過癮。
魯迅</st1:PersonName>先生對悲劇有自己的獨特的理解，他認為悲劇是“把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固然讓我們滿足，悲劇卻更讓人深思；喜劇讓我們向往人生的美好，悲劇卻讓我們直面人生的苦難。生活中有喜劇，但人生也絕不少上演悲劇。我們說魯迅小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真正悲劇，絕不是從他的作品能賺取讀者多少眼淚這個角度來說的，如果把獲得眼淚的多少作為評定悲劇的標準，那麽魯迅小說是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悲劇的；只有那早些年的電影《媽媽再愛我壹次》，近來的《母親快樂》才能堪稱“催淚彈”似的悲劇。但是從悲劇的社會深刻性上說，這兩部電影是根本沒法與魯迅小說相比的。我們常說，魯迅小說是“含淚的笑”，這個評價恰如其分的道出了魯迅小說的悲劇特點。“笑”是其小說的外在形式特色，“含淚”才是“笑”的實質；“笑”是第壹反應，“含淚”是深思後的結果。魯迅小說以其“笑”的外衣遮蓋其“含淚”的內核。所以說，魯迅小說的實質是悲劇性的，而且有很深刻的悲劇性。如他的第壹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就奠定了其小說悲劇的基調，其它的如《阿<SPAN lang=EN-US>Q</SPAN>正傳》、《孔乙己》、《祝福》、《藥》、《傷逝》、《奔月》、《鑄劍》、《出關》等等，哪壹篇不是浸透著淚水的悲劇呢？
任何作品都是時代的產物，不可避免的會打上作者所生活的時代的烙印，即便是反映上壹時代的事，也不可能沒有本時代的影子在裏面，所以探討壹個作品的思想內容的形成特點，就不能不說到作者所生活的社會背景。魯迅小說是在我國近現代社會這壹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其小說自然深受時代的影響，形成其小說悲劇意識肯定也就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密切的關系。那麽，這壹歷史時期的社會情況具有怎樣的特點呢？
中國的近現代歷史是壹部屈辱的歷史，從第壹次鴉片戰爭開始至新中國成立，我們的民族經受了壹百多年的戰火洗禮。就是到魯迅生活的年代，我們也已經遭受了七八十年的戰爭災難了，長年的被動挨找受欺淩的遭遇，讓中國社會每壹個細胞都浸透著淚水，中國人的心裏早就是飽和的血與淚了，在血與淚水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又有幾個沒有悲傷的往事，可以說，悲劇性幾乎成為那個時代每壹個中國人的骨髓中的東西。
由此可見，魯迅的棄醫從文，是想改變國民的冷漠麻木，而且是懷著壹種憂思憂憤的心情的。這就註定了他的文章不可避免的會帶上壹種深重的悲劇氣氛。而這種悲劇氣氛，顯然是時代賦予的，是那苦難深重的近現代社會賦予的。
魯迅早期的思想特點，是與他的生活經歷是分不開的。家庭由小康壹下子墜入困頓，小小年紀便嘗盡世間冷暖；投異地、走異路，出國尋求新思想；幾次改變夢想，確立文學救國的理想……這壹系列的經歷對他早期的思想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家庭的變故，讓他感受到世情的涼薄、普通人的冷漠；在國外目睹中國人的受歧視，又使他燃起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國人自己的不爭氣，讓他痛心疾首，決心改造國民性；進化論對他的影響，又讓他始終對前途抱著希望……他的夢想幾次改變，但都不脫救國救民的核心。壹方面是積弱的國家現實，壹方面是國民的愚昧和麻木，促使魯迅不得不以壹種悲愴的心情來展現這個現實，以壹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劇情懷來鞭策國人，這自然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帶上壹種深深的悲劇意識。
探求國民性，是魯迅畢生做著的事業。國民性問題壹直是魯迅所痛心疾首思考的問題，並以此為軸心建構了他極富有歷史啟示的小說世界。在造成歷代相沿的悲劇性命運的諸多因素中凸現文化因素對於人們心靈的扭曲和扼殺，是《吶喊》、《仿徨》創作的基本著眼點。在他的小說中，盡管對趙太爺、魯四老爺、四鉻先生和七大人等食人譜系中的成員施行了分寸得當的撻伐，並不惜擠出他們潛意識中的卑鄙來公開展覽；但更多地還是著眼於對愚弱國民的嚴峻剖析。尤為殘酷的現實是，像祥林嫂、阿<SPAN lang=EN-US>Q</SPAN>等被人吞噬的對象都無時不在自食，更有柳媽壹類的人在被食時同時也在食人！這種景象早在魯迅新小說的發軔之作《狂人日記》中就已有所表現，並顯然被作者有意強調過了。“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中國人的。”
魯迅要揭示的是國民性中的劣根性，在他看來，群眾，永遠是示眾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他要以他尖銳的筆，揭出隱藏於國人靈魂中的醜惡，引起啟蒙者、社會改革家的註意，以便改變國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