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銘》當為春秋時期孔子之前的作品
清人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壹依劉向《說苑·敬慎》輯錄了壹篇先秦佚文《金人銘》，全文如下：
我（據《孫卿子》補），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家語》作焰焰）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家語》作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家語》作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之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富，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這篇佚文，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壹是其最早著錄於何處，二是其大致創作於何時。
按嚴可均輯錄的依據和學術界的壹般看法，《金人銘》首見於《說苑·敬慎》（註：海內外學術界言及《金人銘》者，多稱其首見於《說苑·敬慎》，如武內義雄《老子原始》、黃方剛《老子年代之考政》、鄭良根《〈金人銘〉與〈老子〉》等文皆持此說。），但筆者以為，此文當最早著錄於《荀子》。《太平禦覽》卷三百九十引《孫卿子·金人銘》雲：“周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小註雲：“《皇覽》雲：‘出《太公金匱》，《家語》、《說苑》又載。’”據小註可知，嚴可均從《說苑·敬慎》所輯《金人銘》實本於《荀子》。後人或是未能留意《太平禦覽》此則記載，或以為此處《荀子》未存《金人銘》全文，而將首錄權歸在了《說苑》名下。其實，認為《荀子》未存《金人銘》全文是壹種誤解，《荀子》中的《金人銘》原文和《說苑·敬慎》以及之後的《孔子家語·觀周》（註：《漢書·藝文誌》著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列在《論語》類，可見其早於《說苑》。但今本《孔子家語》是在晉人王肅作註後流行起來的，其卷次與《漢誌》不同，內容又多見《說苑》等數種漢代典籍，故長期被視為王肅偽作。隨著河北定縣、安徽阜陽漢墓中與今本《孔子家語》內容相似的竹筒的出土，傳統觀點有所改變，已有人認為今本《孔子家語》的原型漢初以前就已存在。不論怎樣，《孔子家語》和《說苑》皆晚於《荀子》則是肯定的。）中所存之文壹樣，應當是完整無缺的，之所以《荀子》僅存《金人銘》開頭數語，是因為《太平禦覽》的編者在征引時根據需要作了刪節。筆者這壹判斷可從《太平禦覽》卷五百九十得到印證，該卷在引錄《孔子家語》所載《金人銘》全文後又加小註雲：“《荀卿子》、《說苑》又載。”如果當時註者所見《荀卿子》中的《金人銘》僅開頭數句而非全文，便不可能針對《孔子家語》中所存《金人銘》全文而稱《荀子》“又載”。據此，《金人銘》首錄於先秦的《荀子》無疑。需要說明的是，今本《荀子》無《金人銘》，《太平禦覽》所引乃《荀子》佚文。
關於《金人銘》的創作時間，歷代學者的看法相去甚遠。嚴可均將該文的著作權歸在黃帝名下。其《金人銘》按語雲：“此銘舊無撰人名，據《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即黃帝六銘之壹。”嚴氏所說的《太公陰謀》具體指下面壹段文字：“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武王曰：‘吾今新並殷，居民上也，翼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守之以恭’”[1]據此可知，嚴氏所謂“黃帝六銘之壹”說不足憑信。即便《太公陰謀》所記周武王與師尚父的對話有文獻依據，其師尚父向周武王所介紹的黃帝鑄金人之事也屬古代傳說性質，意在借助傳說中的古聖王告誡周武王謹慎施政，以德治國；師尚父僅稱黃帝鑄造金人並“三封其口”，並未言及在其背上刻鑄銘文，所謂“古之慎言人也”之語雖與今見《金人銘》首句相同，但那是師尚父復述黃帝的話，並非指銘文內容；且不說黃帝乃遠古傳說人物，即便實有其人，當時文字尚未產生，何來《金人銘》這樣成熟的長篇銘文？可見後來孔子在周之太廟所見金人背上所刻《金人銘》當為後人依此古傳說之例，新鑄金人並始刻之《金人銘》，收藏於周史資料庫。歷代學者關於《金人銘》產生時代的看法與嚴氏相反，認為《金人銘》不僅不是出自古黃帝之手，甚至亦非先秦時代的作品，乃為漢人劉向的偽作。這壹結論是由人們對《說苑》壹書性質的確認得出的。如劉知幾稱《說苑》“廣陳虛事，多構偽辭”[2]，蘇時學稱其“未盡精醇，亦嗜奇愛博者之病”[3]，朱壹新稱其“不復計事實之舛誤”[4]，余嘉錫稱其“有所增益於其間”[5]，屈守元稱“《說苑》之倒近乎‘兼儒、墨，合名、法’，‘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並《漢書·藝文誌》語）的雜家和小說家”[6]等。以上觀點皆有道理，但已如前文所證，《金人銘》並非首見於《說苑》而是最早著錄於《荀子》，所以，不論《說苑》性質如何，劉向偽撰《金人銘》的問題都不存在。
那麽，《金人銘》究竟創作於先秦的哪壹時期呢？筆者以為，當在春秋時期，最晚亦在孔子之前。理由有三：其壹，學術界認為《金人銘》與《席銘》（《大戴禮》卷六《武王踐阼》引）、《楹銘》（同上）、《周書》（《戰國策·魏策壹》載蘇子引）、《黃帝語》（《太公兵法》引）四文同源[7](P368)，若真如此，與四文相比，《金人銘》所依據的古源頭最為完整，其對古源頭保存得也最多。如，有五組句子保存在《金人銘》中，壹為“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二為“勿謂何傷，其禍將長”；三為“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四為“勿謂何殘，其禍將然”；五為“勿謖莫聞，天妖伺人”。而《席銘》僅保存了第壹組，《楹銘》保存了中間三組。又如，《金人銘》還保存了四組句子，壹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二為“涓涓不壅，將成江河”；三為“綿綿不絕，將成網羅”；四為“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而《黃帝語》缺第三組，《周書》則僅保存了第四組，另加第壹組和第三組的各壹句。依古籍由繁刪簡易由簡增繁難的通例，《金人銘》自然早於其它四文。筆者甚至認為，《金人銘》與四文不只是同源關系，很可能《金人銘》本身即是四文的源頭，四文乃分別節錄、拼湊《金人銘》而成。若然，作為戰國中期之前的四文（註：鄭良樹《諸子著作年代考》第16頁對四文的年代作了如下判定，雲：“我們當然不會相信《語》是黃帝時代的作品，也很難相信《席》及《楹》是西周早年的文獻，然而，我們也不相信它們是戰國晚期的文字。《周》為蘇子所見引，此蘇子為蘇秦，大概符合實情。”筆者以為，鄭氏將四文視為戰國中期以前的作品比較合乎實際，今從之。），其源頭《金人銘》自當早於戰國。其二，《老子》承襲了《金人銘》。這壹點鄭良樹《〈金人銘〉與〈老子〉》壹文有精辟考證。《老子》第四十二章、七十九章分別與《金人銘》“強梁者不得其死”、“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句全同；其第五章及六十六章分別與《金人銘》“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及“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句意相近；其第七章及六十六章與《金人銘》“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句意相合；其二十六章與《金人銘》“執雌持之，莫能與之爭者”句意亦相合。這些相合之處說明《老子》承襲了《金人銘》而不是相反，因鄭氏找到了強有力的證據。雲：“《老子》第四十二章‘強梁者不得其死’，自謂是‘人’教他的，他將此‘人’認為‘教父’，而即以此教導他人；可見《老子》此處是有所依據，並非自我編造的。然則，這個‘人’是誰呢？除了《金人銘》之外，其他先秦古籍再也沒有‘強梁者不得其死’的句子；然而，這個‘人’應該是很清楚了。就此條來說，《老子》用《金人銘》文字是很容易的；如果說是《金人銘》拼湊《老子》而成，就很難想像了。”[8](P18)鄭氏此論甚確。老子其人和《老子》其書的時代，盡管存在著諸多爭議，然其與孔子同時、其書早於《論語》的通常說法是不可能被輕易否定的，因此，影響其書的《金人銘》定在孔子之前。據此，《荀子》、《說苑》、《孔子家語》所稱此《金人銘》即乃“孔子之周，觀於太廟”時所見“右階之前”金人背上鑄刻之銘文，是可信的。其三，《金人銘》與春秋時期銘文文體的形式特征相吻合。春秋之前的西周銘文格式、布局、行文是程式化的，戰國中期以後銘文則走向衰落，唯春秋時期的銘文風格比較自由靈活。正如馬承源所說，“春秋時期，周室東遷，五霸興起。周王朝的中央集權逐漸分散到列國諸候之手，他們各霸壹方，各自為政，冶銅鑄器各得其便。因此，這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也表現出了較強的隨意性”，“格式比較單調，記述也較自由”[9](P359-360)。《金人銘》不拘程式，行文靈活，富有文采，與春秋時期銘文特征正相吻合。因此，它既不大可能是戰國時期的銘文，也不大可能是西周時期的銘文（《文心雕龍·銘箴》所說“周公慎言於金人”將《金人名》視為西周早期周公的作品的說法不足憑信），而應當是春秋時期的銘文，至晚在孔子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