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業
第壹節 青銅冶鑄業
壹、基本狀況
青銅冶鑄是百越民族壹項十分重要的手工業，約在商代初期，壹些地區的越人就已開始冶鑄活動。西周以後，各地越人基本上都已有冶鑄業。當然，由於礦石原料及技術等眾多原因，至秦漢止，各地越人的青銅冶鑄水平不盡壹致，有高有低。盡管如此，作為百越民族社會經濟領域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各地越人的青銅冶鑄業在歷史上仍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位於江蘇及安徽南部等地區的吳國，其青銅冶鑄活動早在商代早中期就已開始。考古發掘的資料表明，相當於"湖熟文化"早期的壹些遺址如南京北陰陽營、鎖金村、鎮江馬跡山、江寧湯山點將臺遺址等，都曾分別出土了小型青銅器如銅鏃、刀、斧、錐、魚鉤、戈、鉞以及小型煉銅坩鍋、挹灌銅液用的銅勺等，壹些遺址還發現了銅渣等遺物。這些文物表明，在商代早中期，吳國地區的越人已經開始進行青銅冶鑄活動。當然由於處於初創階段，這些冶鑄規模比較小，冶鑄器物的種類不多，器型受中原商文化影響較多，鑄造也比較粗糙。但是其用小型坩鍋和挹灌銅液的銅勺等工具表明 (北陰陽營遺址出土的煉銅坩鍋直徑僅17厘米)，當時越人的煉銅技術與中原鄭州商代早期冶銅工具用大口尊和安陽商代晚期的"將軍盔"式的煉鍋是不壹樣的，以坩鍋煉銅的原始技術具有江南越文化特色，與中原同期的冶煉技術、風格不同，盡管這壹技術還較落後。
西周時期，隨著吳國地區越人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當地青銅冶鑄業也有了十分明顯的發展進步。至春秋末期吳國滅國前後，這壹地區越人青銅冶鑄業已經發展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地步，其與同時期於越的青銅冶鑄業壹道，堪稱古代百越民族青銅冶鑄手工業的典範。在這壹時期吳國各地的墓葬、遺址、窖藏中，發現了數量眾多、種類繁雜、品質優良的各類青銅器。壹些重要、精良的青銅器在吳國貴族的墓葬中被大量發現。各地考古發現的主要遺址、墓葬有丹徒宜侯墓、母子墩墓、儀征破山口、安徽屯溪西周墓、南京浦口長山子、丹徒磨盤墩、溧水寬廣墩、句容茅山、金壇鱉墩、丹徒北山頂春秋墓、武進淹城、六合程橋壹、二號墓、和仁東周墓、丹徒諫壁糧山墓等等。從這些重要的遺址、墓葬、窖藏等遺存中出土的青銅器主要器型有銅鼎、鬲、簋、盤、尊、提梁鹵、壺、觥、三輪盤、嶴、叉、刀、斧、削、鍤、鐮、鋤、鏟、耨、錘、戈、劍、矛、鏃、戟、矢、鳩杖、句翟、餑於、編鐘、丁寧、車器構件飾件等等，涉及到生產、生活、戰爭、祭祀、娛樂等方面。按類分則有容器、炊器、酒器、兵器、農具、工具、禮器、樂器、車器等近十種。至於數量，由於各地普遍發現，數量很多，難以統計，但可以個別典型墓葬為例加以分析。如江蘇丹徒縣大港至諫壁壹帶沿長江之山脈的附近山丘上，分散著大大小小眾多的土墩墓，這些墓葬如宜侯墓、雙墩、西煙墩山、北山頂等都是吳國貴族的葬所，這裏出土的青銅器既精且多。如1984年發掘的北山頂春秋墓，被認為是吳王余昧墓，該墓出土的青銅器達376件之多。由於此墓早年被盜，其實際數量顯然不止此數。1982年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出土銅鼎等17件，此外還有部分車馬器和百余件的箭鏃以及銅叉、鐓等器物，總數也達壹百幾十件(圖5-1、圖5-2)。自西周以來，吳國地區的青銅器無論在冶鑄技術或造型紋飾方面，都顯示出強烈的地方文化特色。如銅、鐵配方，分鑄嵌入，焊接錯金等工藝技術都處於很高的水準。西周晚期以後，各地鑄造的青銅器多質地優良，不乏造型新奇之器。如奄城出土的三輪銅盤、三足叵、犧叵，溧水寬廣墩出土的米篩紋鏤孔盤，安徽青陽出土的雙龍耳尊及羊尊等器物，都是江南僅有，風格獨具的新穎器物。至於豎耳、淺腹、高蹄足外撇鼎以及鑄造精良、鋒利無比的劍、矛等器物，更是當地越人的代表作。各種鳥形器鈕、鴛鴦形尊等，強烈顯示了吳越文化的崇鳥特征。各種器物身上的幾何形花紋圖案，也是地方文化特征的反映。至於壹些劍、矛器身的錯金鳥篆文，更是吳越青銅器的著名特征之壹。吳國青銅冶鑄業在當時曾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部分古籍對此亦有不少精彩的記述。《戰國策·趙策》在評論吳越之劍時說："夫吳幹(越)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叵。"《莊子。刻意》說："夫有幹(吳)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與於越著名鑄劍工匠歐冶子齊名的吳人幹將，"俱能為劍"，"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壹，其鑄的 "幹將"、"莫邪"銅劍為世之瑰寶而名揚四海。春秋末期，"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方陣而行，青銅劍等兵器鑄造技術達到高峰。總之，自商代中晚期以來，吳地越人青銅冶鑄業發展很快。在數量、質量、造型、紋飾、冶鑄技術等方面，至春秋時期已達到國內同期最高水平。屬於於越的今浙江地區，商代及西初期已有青銅鐘、鼎、覷、觚等青銅器出現，如在余杭石瀨、吳興棣溪、海鹽和安吉等地都有零星發現。這些器型與同期中原類似器物無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但是紋飾則有部分地方特征，如余杭石瀨銅鐃上的雲紋，與浙江地區春秋以前印紋硬陶上的雲紋很相似，安吉出土的銅鼎紋飾也有類似情況。這些器物可能為當地所產。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於越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越國政治軍事上的崛起，當地越人的青銅冶鑄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近幾十年來，在越國故都今紹興西施山等地發現為數眾多的青銅器。主要器型有銅鐮、鏟、削、鋤、鏝、犁鏵、鏃、劍、矛、鑿等。紹興城區及郊外15個鄉近十年間***出土各類兵器和農具近百件。值得註意的是，西施山出有冶煉用的坩鍋，證實此地是壹青銅乃至鐵器冶鑄場所。與紹興鄰近的上虞、諸暨、嵊縣等地，也有部分青銅器發現。除此之外，在浙江的長興、仙居、舟山、杭州等地，近幾十年來都分別發現了壹些屬於越國時期的青銅器。如仙居縣秋山鄉壹東周時期窖藏中，發現有青銅犁頭、鉞、鏟、鍤、削、鑿、鋸、矛、鏃、弩機、鼎、釜等器物。舟山島近年出有春秋前後的青銅鍤、耨等農具，這些農具為雙範合鑄，刃部鋒利。此外，值得壹提的是紹興306號戰國墓出土的青銅器。該墓***出17件銅器，其中有徐式器數件，余為越式器。越式器中的青銅屋模型最富有特色。該模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長方形，面寬13厘米，進深11．5厘米，房屋進深三間，各間深度均等，南面敞開，無門窗，東西兩面為長方格落地式立壁。屋頂為四坡式攢尖頂，頂上還豎壹圖騰柱，柱頂塑壹大尾鳩。整個圖騰柱飾S形紋，鎏金燦爛。屋內分別塑有鼓師、樂師及歌手等數人，發髻、衣飾、表情面目等栩栩如生，人物與房屋比例結構得當。這是壹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當時於越人青銅冶鑄工藝的高超水平。當然，作為春秋時期越國引以為豪的青銅劍鑄造，在考古發掘中也有相應的發現。湖北江陵望山、藤店等地出土的越王勾踐劍、越王州句劍以及上海博物館藏的越王劍等，雖埋藏地下二千飾也有類似情況。這些器物可能為當地所產。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於越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越國政治軍事上的崛起，當地越人的青銅冶鑄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近幾十年來，在越國故都今紹興西施山等地發現為數眾多的青銅器。主要器型有銅鐮、鏟、削、鋤、鏝、犁鏵、鏃、劍、矛、鑿等。紹興城區及郊外15個鄉近十年問***出土各類兵器和農具近百件。值得註意的是，西施山出有冶煉用的坩鍋，證實此地是壹青銅乃至鐵器冶鑄場所。與紹興鄰近的上虞、諸暨、嵊縣等地，也有部分青銅器發現。除此之外，在浙江的長興、仙居、舟山、杭州等地，近幾十年來都分別發現了壹些屬於越國時期的青銅器。如仙居縣秋山鄉壹東周時期窖藏中，發現有青銅犁頭、鉞、鏟、鍤、削、鑿、鋸、矛、鏃、弩機、鼎、釜等器物。舟山島近年出有春秋前後的青銅鍤、耨等農具，這些農具為雙範合鑄，刃部鋒利。此外，值得壹提的是紹興306號戰國墓出土的青銅器。該墓***出17件銅器，其中有徐式器數件，余為越式器。越式器中的青銅屋模型最富有特色。該模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長方形，面寬13厘米，進深11．5厘米，房屋進深三間，各間深度均等，南面敞開，無門窗，東西兩面為長方格落地式立壁。屋頂為四坡式攢尖頂，頂上還豎壹圖騰柱，柱頂塑壹大尾鳩。整個圖騰柱飾S形紋，鎏金燦爛。屋內分別塑有鼓師、樂師及歌手等數人，發髻、衣飾、表情面目等栩栩如生，人物與房屋比例結構得當。這是壹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當時於越人青銅冶鑄工藝的高超水平。當然，作為春秋時期越國引以為豪的青銅劍鑄造，在考古發掘中也有相應的發現。湖北江陵望山、藤店等地出土的越王勾踐劍、越王州句劍以及上海博物館藏的越王劍等，雖埋藏地下二千余年，卻仍顯露其精美燦爛、鋒利無比的真相。長興縣發現的近十件銅劍，雖出土於酸性土壤中，除外表壹層水銹外，都保存完好，有的還光澤如新，鋒利無比，閃耀著當年"鋒銳鍔利，以刺則入，以擊則斷"所向披靡的余輝。春秋戰國時期於越是以軍事強大而興國的，因此當時的兵器鑄造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末期越國的軍事武裝力量達數萬人，假如每人以壹件戈(重約0．25公斤)和十個箭鏃(重約0．1公斤)計算，則這些軍事武器裝備所需的青銅量就要達數噸乃至數十噸之多。
從文獻記載看，有關古籍對春秋前後越國的青銅冶鑄技術也給予很高的評價。《越絕書》對越國的青銅冶鑄活動記載猶多，對其采礦、冶煉、鑄劍等都有較詳細的記述。如"赤堇之山，破而出鐋；若耶之谷，涸而出銅"，等等。晉王嘉《拾遺記》說範蠡相越時，"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於越著名的鑄劍工匠歐冶子鑄造的各種名劍，更為時人矚目而倍受贊譽。如《茍子》說："桓公之蔥，太公之錄，莊公之冒，闔間之幹將、莫邪、巨闕、辟間，此皆古之良劍也。"當時著名的相劍家薛燭稱贊歐冶子鑄造的 "魚腸"、"巨闕"等名劍時說："觀其鈑，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因此"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 "越王之壹劍。壹代名匠歐冶子因此也成為越國青銅冶鑄業發達的典型標誌，古人為此發出了"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子之巧 "的感嘆。總之，商周時期越國的青銅冶鑄業發展水平很高，其完全可以與同時期吳國越人的青銅冶鑄水平相提並論。當然，由於地下埋藏或考古發掘不多等方面的原因，從數量、種類方面看，其較之吳國略為遜色。不過，這不足以否定越國高水平的青銅冶鑄業。因為在壹定程度上，標誌冶鑄水平的高低在於冶鑄工藝而不在數量。春秋時期於越的青銅冶鑄工藝水平以壹代名匠歐冶子等為代表，足以與吳國的幹將莫邪等媲美，這壹事實無論在考古發現或文獻記載中都得到充分的肯定。
屬於揚越範圍的今江西地區，自商代中晚期以來就開始出現青銅冶鑄活動。前些年發現的瑞昌古銅礦遺址，最早年代可以追溯到商代中期，這是迄今已知的中國最早的銅礦采冶遺址。由於這個古銅礦遺址開采面大，產量也多，反映了早期揚越人青銅冶鑄水平並不低。標誌江西地區商代揚越人青銅冶鑄活動的主要考古遺跡有吳城遺址和1989年底在江西新幹縣大洋洲發現的壹座大型商墓出土的青銅器。清江縣的吳城文化遺址中出土有銅錛、斧、鑿、戈、矛、卑等小型青銅器，伴出的還有部分石模和陶模，證實這些青銅器確是當地越人鑄造的。江西新幹縣大洋洲發現的商代大墓，是江南地區近20年來重要考古發現之壹，其意義十分重大。據介紹，這座大墓坐落在高聳的沙丘中央，室內有壹棺壹槨，墓室中各種器物均有規律地分布著。其中出土青銅器485件、玉器754件(顆)、陶器356件。青銅器數量之大，品類之多，造型之奇，紋飾之精，鑄工水平之高，堪稱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國尚屬罕見。青銅器具有商代中晚期的作風，器型有方鼎、圓腹鼎、假腹豆、四羊基、提梁鹵、直內戈、覷、鬲、瓿、鐃、刀、耨、觚、短劍、單翼鏃、靴形器、犁鏵等等，其中不少種類在全國商墓出土物中是前所未有的。器物的紋樣和裝飾附件上虎的雕塑性動物形象極其盛行，獨有的帶狀燕形紋也很普遍。從許多器物紋飾中密布幾何形雲雷紋等越地常見紋飾和鑄造采用陶模與石模並用等方面分析，這些青銅器應是吳城青銅文化的組成部分，是與殷商文化關系密切的中國南方土著青銅文化遺存。
新幹商墓出土的這些青銅器，有壹些器物與中原商代同類器類似，反映了中原商文化對南方越文化的影響和浸潤。除此之外，還有相當部分器物屬於越文化系統，如雲紋尾部上翹的鐃、刮刀、兩翼刃壹長壹短的鏃、犁頭以及靴形器、立耳飾虎雕的扁足鼎等，都獨具風格。新幹商墓這批銅器的發現，有力地證實了古代部分地區的越人在商代中晚期就已經有了比較高的青銅冶鑄技術，揚越人的青銅冶鑄業此時已較發達，某些銅器的鑄造水平，甚至超過了同期中原商文化的水平。
西周中晚期至戰國時期，這壹地區越人的青銅冶鑄水平仍有壹定的發展進步。瑞昌銅嶺古礦冶此時仍在開采冶煉，這壹時期各地銅器的主要種類有刀、鏃、矛、鑿、鐘、鑒、鉤、鼎、盤等。從器物的形態看，清江吳城壹期出土的壹件鳳鳥形捉手銅器蓋上的鳳鳥造型與器身的變體獸面紋都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春秋時期的青銅器如清江、靖安等地出土的器型風格，明顯受吳越文化的影響。清江臨江鎮還出有"工漁"即"勾吳"等銘文的銅鐘11件，顯系吳國傳人。總之，屬於揚越地的江西地區，在百越民族系統中，其青銅冶鑄業的起始年代較早，發展水平也較高，在百越的青銅冶鑄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至於該地重要的瑞昌古礦冶，這壹銅礦的開采冶煉狀況下文將進壹步予以介紹。
屬於閩越的今福建、臺灣及浙東南部分地區，商周秦漢時期也有壹些青銅冶鑄活動。見於福清東張遺址上層的3件殘銅器及臺灣圓山文化遺址上層的青銅雙翼鏃和環等小件青銅器，當是閩越地區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青銅器，其約當商代或略遲壹些時間。1978年從崇安縣取下的壹具武夷山船棺身上，可以明顯看到斧鑿砍鑿及刨削的痕跡，表明商末周初當地越人可能也已經制造和利用部分小型青銅工具用於木器制造業。西周至秦漢時期的青銅器在福建的光澤、崇安、浦城、政和、大田、建甌、福安、閩侯、福州、南安、漳浦、武平等地都有零星發現，主要器型有錛、斧、矛、削、劍、匕首、鏃、鏝、鐘等。這些器物大多較小，數量也少，總數約在30、40件之際。成批出土的青銅器僅見南安縣大盈村1974年發現的壹批器物，計有戈5件，戚2件，矛1件，匕首2件，錛2件，鈴8件以及幾件玉戈、璜等器物。這些銅器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如兩件銅錛都作長條形有段狀，與新石器時代的有段石錛十分相似。銅戚的近內壁飾有網狀紋，銅鈴的表面飾有曲折紋和波浪紋，這些紋飾與當地的印紋硬陶紋飾相類似。因此，可以肯定這批銅器為當地越人鑄造，時代約當春秋戰國之際。秦漢之際，崇安漢城有壹些冶鐵遺跡，但青銅器反而少見，近些年考古發掘僅見少數鐘洗車飾殘件等，與陶器、鐵器不成比例。浙東南的臨海郡安陽、羅江及臺灣夷州的越人，至三國時期，據《臨海水土誌》記載："其地亦出銅鐵，唯用鹿角矛以戰鬥耳。"然而當地越人的生產工具及兵器等，仍大多以骨、石器為主，銅鐵器較為罕見。從上述分析可知，商周秦漢閩越地區的青銅冶鑄業在千余年的時間內始終是不發達的，他們的冶鑄活動大致仍停留在鑄造少量小型器物的水準上，鑄造的器物也較粗糙不精，與吳越等地越人的青銅冶鑄業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地處浙東南的東甌，與閩越同屬於東越族系。在漢武帝封東甌王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當地亦有部分越人居住生息。臨海市上山馮春秋戰國遺址發現的二個窖藏中，出有青銅劍、矛、鍤、耨、鏟、鋸、犁形器、釜、鼎、墩以及餅狀銅塊近50公斤。玉環縣三合潭上層遺址出有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劍、矛、鍤、耨、鏟、鏃、鑿、魚刺、魚鉤、斧、鉞、錛等器物。這些器物可能與春秋時期的於越有關，但是這些青銅器的持續存在，對東甌人的青銅冶鑄業也會產生壹定的積極影響，因此時至三國，臨海郡的安陽、羅江等地的"安家之民"才會"其地亦出銅鐵"，盡管這些地區的冶鑄業是不太發達的。
屬於揚越的今湖南、湖北部分地區，商周時期雖然當地混雜有壹些濮、越民族，但居於此地的部分越人在青銅冶鑄活動中仍較多地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風格，兩地的越式青銅器仍有不少的數量。如湖南零陵菱角塘西周遺址，出有典型的越式鼎，這些鼎立耳、淺腹、條形足。在資興等地越人墓中也有出土。此外兩地還出有蠶式尊、幾何紋壺、越王劍、矛等器物。矛的中脊往往飾有變形鏟幣狀圖案裝飾，其上飾壹"王"字形，或銘"越王"二字，故稱"越王矛"。這種矛在長沙瀏城橋，益陽新橋、寧鄉，衡陽周家墳山等處均有發現，造型紋飾與南越等地的同類器基本相同。靴形銅斧在衡山、江華沱江、耒陽等地均有發現，其中圖形裝飾的人物多持斧鉞，身佩環首刀，出沒於荊棘叢中。越式鏟在湘鄉、零陵、祁陽、常德、邵陽、武崗等地均有發現，說明越人分布範圍遠及沅江流域。湖北崇陽出土的銅鼓，與福建閩侯黃土侖商周遺址出土的陶鼓模型形狀幾乎壹致，與浙江紹興306號戰國墓出土的銅屋模型中的銅鼓也較類似，它們都是壹橫置的橄欖狀鼓身，下置鼓架，與西甌駱越等地出土的銅鼓不同，屬於另壹種越式鼓。湖北大冶銅綠山遺址經多次考古發掘，出土了不少古礦冶遺址遺物，包括煉銅豎爐及銅鐵器等。1985年鄂東南的陽新縣富池鎮又發現港下古銅礦遺址，清理出豎井、平巷及銅錛、削等遺跡遺物。鄂東南地區的古銅礦最早年代可能早到西周晚期，而這壹時期活躍於此地的居民是揚越人而不是楚人，因此有學者認為銅綠山銅礦是先由越人開采而後易手於楚人的。
從總的情況看，商周時期地處湘、鄂部分地區的揚越人，已有壹定規模的青銅冶鑄業，器型及制造風格具有明顯的越文化特征。在數量上雖不能與吳、越地區媲美，但也不在少數。如1978年發掘的資興舊市春秋墓，20座有隨葬品的墓中***出銅器60件，器型有鼎、矛、戈、鏃、鐓、劍、錛、斧、削、鉞、銅條、銅片等，銅器占出土物總數的52％。當然，從現有考古資料看，揚越人的青銅冶鑄業最大的成就當在於開采銅礦，這方面的情況下文將再作介紹。
南越地約為今廣東及與廣西部分交界處，商周以來，當地越人在中原及楚文化的直接、間接影響下，青銅冶鑄業始有起步，至春秋戰國秦漢間，達到很高水平。目前已知南越地區年代最早的青銅器當為饒平出土的壹件銅戈，其鑄作粗糙，造型風格不同於中原內地，當為本地產品，年代約為商末周初，表明此時已有青銅冶鑄活動。春秋時期，南越地區的青銅冶鑄業開始有了長足的發展，此時的青銅器無論在質量、數量方面，都達到新的高度。清遠馬頭崗曾連續發現兩座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墓葬，都以青銅器為主要隨葬品。此後又在肇慶、四會、龍川、羅定、佛山、懷集等地先後發現38座同時期墓葬，***出文物879件，其中銅器719件，占總數的80％以上。這些器物有鼎、孽、鑒、益、壺、盤、缶、編鐘、鉦鐸、劍、矛、鏃、鉞、斧、鑿、削刀、匕首、人首柱形器等達50余種，其中兵器和工具占大多數，達593件之多。與廣東近鄰的廣西、湖南等部分交界地區，也出有部分青銅器，如灌陽、賀縣、恭城等地出土的耨、饒、尊、人首柱形器等。春秋戰國時期南越地區的青銅器成分比較復雜，這些器物中有的為中原、楚地乃至長江流域地區流人的，有的與西甌、駱越乃至西南滇濮民族有壹定的關系。但是從主流看，應該看到當地越文化的因素在青銅器中仍占重要地位。如各地出土的削刀、附耳筒、圓球形器、人首柱形器、越式鼎、"王"字形矛等，都極具地方特色。廣東羅定、四會鳥旦山、清遠馬頭崗、肇慶北嶺松山等地墓葬出土的"王"字形矛，黥面貫耳的人首柱形器，飾有勾連雷紋，S形圓渦紋的附耳筒等，可說是此時南越地區越式青銅器的代表器物(圖5-3、圖5-4、圖5-5)。當然，從總體上講，此時南越地區的青銅冶鑄業尚處於初創階段，發展的步伐是比較緩慢的。由於受中原、楚地、西甌駱越及西南百濮等民族的多方影響，其青銅冶鑄的文化內涵也顯得復雜特殊壹些，這是吳、越、閩越等地所沒有發生的。
秦漢時期，南越的銅器冶鑄業雖然受到新興的鐵器的挑戰，但其發展水平並沒有停滯，在某種程度上，仍有壹定的發展進步。《廣州漢墓》介紹的近幾十年間廣州地區發現的182座西漢早期即南越王時期墓，其中90座出銅器，器形類別有容器、盛置、炊煮、日用、兵器、切削、車飾、樂器、服飾、錢幣等。其中有瓿、壺、扁壺、蒜口瓶、鈁、樽、卮、提筒、鍪、釜、甑、鍋、覷、蠶、鼎、洗、熏爐、劍、戈、矛、鐓、弩機、鏃、削、錛、各種車飾、鈴、饒、雞形鈕飾、銅牌、俑、帶鉤、指環、印章、鏡、珠、半兩、銅帽、銅條等約六七百件。1983年發現的廣州南越王墓，出土了為數眾多的青銅器，使我們對南越國時期的青銅冶鑄業有了壹個新的認識。據報道，南越王墓出土的銅器有鏡、熏爐、提筒、盆、串珠、鏃、劍、弩機、彈丸、框架、支燈、帶鉤、鼎、鑒、方爐、叵、卮、勺、車飾件、帳鉤、鈕鐘、甬鐘、鐃、錘、鈁、瓿、壺、罐、鍪、洗、鋸、杵、臼、鉦形器、鐓形器、牌飾等三四種，剔去鏃等小件器不算，也有好幾百件。這批銅器除少部分為楚器及中原內地制作之外，大多為本地鑄造。如不少鼎、鈁等刻有"蕃禺少內"、"蕃禺等銘文。壹套8件的銅鐃，刻有"文帝九年樂府工造 "銘文。文帝即南越文帝，九年即漢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方爐爐盤長61厘米，寬52．5厘米，周緣鑄蟠龍紋，每邊有鋪首提環，爐底有四個活動的銅輪，可以推動。與小方爐壹齊出土時，爐內塞滿黃土泥範，表明這些爐未經去範處理便人葬，顯然為本地鑄造。南越王墓出土的這批銅器，許多器物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如提筒、越式鼎等，為先秦嶺南等地傳統的越器。不少銅器器型很大，鑄造技術復雜，構件繁多。如越式大鼎，高55厘米，口徑51．7厘米。爐底附有銅輪推動的大方爐，結構復雜的銅支燈、屏風框架等，都反映漢代南越人的青銅冶鑄工藝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圖5-6、圖5-7、圖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