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傑出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
壹
在四川大渡河與岷江匯合處，有壹座3000多年的歷史文化名城――樂山市。這裏是蜀王開明的故治，秦為安南縣，隸蜀郡，漢代改隸犍為郡。北周為平羌縣、郡治所，宣帝時置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樂山縣，始名樂山。
嘉州山水秀麗，有舉世聞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鑿建的世界第壹大佛。峨眉第二峰綏山，俗稱二峨。又有三峨，名為美女峰。在這美女峰正北有壹小鎮，唐代名為南林鎮，清道光年間舊址被沖毀，遷至今天稱為沙灣的地方。100多年前，這裏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樂山縣觀峨鄉沙灣鎮。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時，母親忍受著難產的巨大的痛苦，產下頗帶“反叛”意味的嬰兒――壹個迫不及待“腳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壹步”的“驕子”。母親受胎之際，夢見壹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為這“逆產”嬰兒的乳名，入家塾後以開貞為其學名，號尚武。
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寧化縣，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遷蜀。傳至此時，已是第六代了。祖父愛散財，以致家業雕零。父郭朝沛善理財，把家業恢復起來，並在舊居後園設立“綏山山館”，為子弟們延師授業。母杜邀貞，又名杜蓀福，進士之女，15歲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開貞入家塾“綏山山館”，8歲時塾師教讀唐詩和司空圖《詩品》，後來他關於詩的見解大體還受著《詩品》的影響。9歲左右開始學作對句及五言、七言試帖詩，產生了壹個連本人都感到“有點奇怪的現象”，即“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進入20世紀的最初幾年，開始大量接觸新書刊，讀古書也比較有條理了。同時，養成日後好議論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氣”。他毫不掩飾在“十壹歲的時候”，性覺醒“泛濫到幾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淫的毛病。然而“責備”有什麽裨益呢？發蒙時天天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聖經賢傳，對於“同年代的壹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負很大的責任”。剛滿13周歲，即入樂山縣高等小學寄讀。這個時候，他把《史記》讀了壹遍，“很喜歡太史公的筆調”。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學，林琴南的翻譯小說是“所嗜好”的壹種讀物，對其“後來文學傾向上有決定的影響”。此間，“喜歡讀的書是《莊子》、《楚辭》、《文選》、《史記》、嚴幾道譯的《天演論》、《群學肆言》”，並“特別喜歡《莊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三年級插班學習。
20虛歲壹過，轉瞬即是民國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節，奉父母之命與張瓊華草草完婚。五天過後，人自此便分開了，但這個壹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終使他感到“應該要懺悔”。經考成都高等學校理科、報考天津陸軍軍醫學校，最終在長兄的幫助下赴日本留學。1914年1月中旬抵達東京，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經過半年的努力，考入東京第壹高等學校預備班醫科，成為中國的官費留學生。到1915年7月，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第三部醫科，與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識。1916年8月初，正當其患嚴重的神經衰弱癥，“悲觀到了盡頭，屢屢想自殺”的時侯，“無意之中”與左藤富子相遇，為其取名安娜，致“戀愛發生”，“作詩的欲望才認真地發生了出來”。年底，專程赴東京接安娜來岡山同居。因此，招來父母的指責，甚至壹度與他斷絕書信往來。
岡山第六高等學校的德語課，由於教員以文學士居多，對他產生了“與目標相反的影響”，即“把決心拋棄的文藝傾向又挑撥煽動了起來，而且使舊文藝和新文藝深深地結合了”。因為德語課而喜歡歌德，進壹步熟悉斯賓諾莎，由當時日本的“太戈爾”熱而喜歡太戈爾，“便和哲學上的泛神論（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時“又把少年時分所喜歡的莊子再發現”。泛神論思想不僅影響他的詩歌創作和對中國古代神話的認識，還表現在他對先秦諸子思想的論述中。
1918年8月，免試升入在福岡的九州帝國醫科大學。1919年9月發表新時，首次署名沫若，自謂是取其家鄉的兩條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攏”而成。從此，沫若之名便取代開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譯小說和戲曲集時，開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後，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領域，常以“四堂”----羅雪堂（振玉）、王觀堂（國維）、郭鼎堂（沫若）、董彥堂（作賓）並稱，成為顯示其學術成就的壹個代號。
在福岡4年半的學醫生活，基本上被其詩歌創作、文學活動所取代，完完全全“鳧進文藝的新潮”，走上“棄醫從文”之路。與田漢、宗白華通信討論詩歌創作、人生道路，與郁達夫、成仿吾方等發起成立創造社，往返於日本、上海之間，出版白話詩歌集《女神》，翻譯出版《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及太戈爾、海涅、惠特曼、雪萊等人的詩文，發表詩劇、歷史劇作……人雖然在福岡，但“旺盛的創作欲”使他對於繁重的醫學課程“感到痛苦”。堅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國大學醫科畢業，獲醫學士學位。當時有人高薪聘其為醫生，但卻被拒絕。他表示“醫生至多不過是醫治少數患者肉體上的疾病。要使祖國早日覺醒，站起來鬥爭，無論如何，必須創立新文學”。4月，攜眷回國，到達上海。
壹年以後，開始與泛神論決裂：“從前的壹些泛神論的思想，所謂個性的發展，所謂自由，所謂表現，無形無影之間已經遭了清算。從前在意識邊緣上的馬克思、列寧不知道幾時把斯賓諾莎、歌德擠掉了，占據了意識的中心”。翻譯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河上肇博士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革命》，對於郭沫若“轉向馬克思主義和固定下來”，“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寫給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現在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壹的寶筏。”從《文藝論集》到《文藝論集續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藝思想的轉變過程，折射著他的整個思想、生活、作風的變化。
經瞿秋白推薦、林伯渠具體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廣州，應聘為廣東大學（後改名中山大學）文科學長（即文科學院長）。到達廣州的當天，便在林伯渠家見到毛澤東。在隨後的兩個多月中，先後與周恩來、毛澤東等多次見面，結下他們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從此，郭沫若便在中國***產黨的直接領導和影響下，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與陽翰笙、李壹氓約定投筆從戎，參加北伐。經周恩來具體安排，由孫炳文向蔣介石和鄧擇生（演達）推薦，任北伐軍政治部宣傳科長（上校軍銜）。7月出征，郭沫若隨兩湖主戰場壹路。孫炳文為其餞行，贈以“戎馬書生”的徽號。8月，由北伐軍政治部秘書長（少將軍銜）晉升為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在復雜尖銳的內部政治鬥爭漩渦中，郭沫若始終保持著他那清醒過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蔣介石秘密委任其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說“妳無論怎樣要跟著我壹道走”，“文字上的事體以後要多多仰仗妳”。郭沫若“虛與委蛇”，跟隨其自南昌赴九江、安慶，終於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決定脫離蔣介石，在朱德家中寫成《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壹文發表。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政變。14日，郭沫若潛入上海，通過日本友人內山完造與李壹氓、周恩來取得聯系。周恩來聽取了郭沫若的匯報，結合上海的實際情況，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建議。5月，郭沫若遭蔣介石控制的國民黨南京政府通緝。幾經輾轉，於8月4日趕赴南昌，找到周恩來、賀龍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任其為主席團成員、起義軍總政治部主任。隨即，與南昌起義部隊南下。8月17日抵達廣昌，經周恩來、李壹氓介紹，郭沫若與賀龍等壹道加入中國***產黨。
1928年2月，經與周恩來商定，再次東渡日本。此壹去，海外十年，在受著“雙重監視”和“為糊口文字百忙”的艱難情況下，郭沫若“走了他應該走的唯物主義研究道路”，壹連寫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金文叢考》、《蔔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殷契粹編》等重要學術論著，成為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開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銅器研究領域的崇高學術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黨南京政府取消對郭沫若的通緝，郭沫若即“別婦拋雛”秘密回國。12月，日軍攻占上海之後，國民黨南京政府遷都重慶，郭沫若與何香凝、鄒韜奮等赴廣州。1938年1月，輾轉到武漢，始與於立群開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據中***中央的安排，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離武漢，輾轉長沙、桂林，於年底到達重慶。1940年9月，三廳被撤銷。10月，重新組建文化工作委員會，繼續擔任主任之職，並請回三廳原班人馬。就這樣，郭沫若以雙重身份度過了八年抗戰歲月。此間，壹方面寫下大量政論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學術研究上寫出《屈原研究》、《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歷史人物》，在文藝創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等歷史劇，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較為滿足的成績”。
抗日戰爭勝利後，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對獨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動當中。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和國成立。郭沫若連選連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二、三、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相繼當選為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兼歷史研究所所長，又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1954年以後，連選連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69年以後，又是中國***產黨第九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49年－－1959年的10年間，郭沫若連選連任世界保衛和平理事會副主席（主席為約裏奧·居裏），“壹直在為維護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間斷”。在國際交往中，為增進各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誼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貢獻，先後被蘇聯及東歐各國科學院授予院士或榮譽院士稱號。
“文革”期間，郭沫若協助周恩來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間，他先後接待外賓數百次，尤其是在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應有的貢獻。
作為國務活動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然而，郭沫若畢竟是文壇巨匠，從政之余繼續追尋壹個個的學術高峰，實踐其“努力攀登不問高”的誓言，留下了學術論著《奴隸制時代》、《管子集校》、《李白與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論文以及文藝創作精品――《蔡文姬》、《武則天》，討論《再生緣》及其作者的壹系列論文等，並主編了《甲骨文合集》、《中國史稿》等。
郭沫若的學術研究大體可以作如此劃分：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銅器等古文字、古器物為基礎，進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30年代後期至40年代中，壹面配合歷史劇創作進行歷史人物研究，壹面縱論先秦諸子思想學說；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會分期問題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則以歷史人物研究與歷史劇創作影響著當時的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間，隨時都有對於古文字、古器物的單篇考釋或研究論文發表。
郭沫若壹生留下千余萬字的著作，經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歷史編8卷、考古編12卷、文學編20卷。尚待出版的還有譯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譯為日文和歐、美主要文字，受到廣泛的熱愛，並展開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號的故居、四川樂山沙灣的舊居，均辟為紀念館供國內外人士參觀。
二
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最富時代特征的文壇巨星，他的學術文化成就呈球形發展態勢，表現在諸多領域中。下面，分十個方面作簡要介紹。
壹、以中國文化為基點的世界文化觀
在對20世紀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同時，郭沫若形成以中國文化為基點的世界文化觀：矚目異民族的優秀文化，以中國的傳統考驗其適應度，吸吮其科學的甘乳，促進民族新文化的創造，再走出去填寫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
如何認識和吸收“異民族文化之優秀成分”，郭沫若有過兩次重大的選擇。如果說第壹次選擇是憑著感情的喜好，創作了白話詩《女神》，開辟出新文學的發展路徑。那麽當郭沫若進到理性的追求時，矚目“異民族的優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上。他註意到辯證唯物論的闡發與高揚“已經成為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同時意識到要讓這壹外來的思想和方法置根於中國“固有的文化”當中，為中國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適應不適應中國的國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間，郭沫若正是這樣走過來的。郭沫若開辟的這壹路徑，在進入開放時代的今天，仍然為我們的學術文化發展所遵循著。
二、接受科學，走科學的中國化途徑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觀中，包含著壹個“科學的中國化”的思想，即關於“接受科學，主要的途徑應該是科學的中國化”以及“以大眾化為其目標，以文學化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為前提”的完整的科學思想體系。
20世紀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喚醒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歐西的純粹科學的甘乳。”30年代翻譯英國著名學者威爾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學》（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學的綜合化、大眾化與文藝化的問題，認為科學的“綜合化是以大眾化為其目標，以文學（藝）化為其手段的。”40年代為上海“大眾科學叢書”作序，強調“科學在今天是我們的思維方式，也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我們人類精神所發展到的最高階段。”這是科學在最高層次上的綜合，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全方位的綜合！“科學的中國化”，與反對愚昧迷信、實行科學大眾化緊密聯系在壹起。郭沫若分析中國落後的原因，認為“主要的就是由於科學不發達，壹切不合理的累贅太多。”同時強調“不僅要使科學知識大眾化，而且要使科學精神大眾化。”真正做到這壹點，愚昧迷信自然就無存身之地了！“科學文藝化”是郭沫若科學思想中的特殊認識，他的整個學術生涯始終充滿著科學思維與藝術思維的融通。後面將要說到，建立認識中國青銅器的科學體系，體現出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藝術思維與科學思維的完美結合。歷史劇創作，更是被當作“科學與藝術”結合的成果。“科學的中國化”，又是與政治的民主化緊密聯系在壹起的。對於科學與民主的關系，郭沫若說得很清楚：“要做到這壹層（按：指科學的中國化），總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發表《科學的春天》，郭沫若最後的心聲依然是：“打破陳規，披荊斬棘，開拓我們科學發展的道路。”仍然融匯著科學思維和藝術思維：“既異想天開，又實事求是，這是科學工作者特有的風格，讓我們在無窮長河中去探索無窮的真理吧！”
三、個人本位 --“革命文學”-- 人民本位的文藝觀
由個人本位的“自我表現”的創作主張到“革命文學”的文藝主張，再進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藝觀，既標誌著郭沫若所走過的創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藝思想的不斷成熟。這當中，折射著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孔孟以人民為本位，墨子以帝王為本位，老莊以個人為本位。這樣的認識，長期貫穿在郭沫若的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中。把握住這壹點，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他對歷史人物的種種評論了。
四、以新興科學的觀點把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熔冶於壹爐”，確立起“中國古代文化體系”
在“清算中國的社會”，以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來考驗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這壹“外來的異物”的適應度的同時，郭沫若發現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沒有壹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便決心以這部名著為“向導”來撰寫“續篇”，提供出來恩格斯“未曾提及壹字的中國的古代”，寫下具有開拓意義《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壹書針對當時的“國故”之爭，在認識上有著三個重要的突破：壹是“國故”不再局限於經史子集等文獻，擴展到地下出土實物----甲骨蔔辭、青銅銘文等。二是“國故”包含“古代的真實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雖然沒有壹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但其對“國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幫助”的。“跳出”經史子集的範圍，以地下出土實物為出發點，“跳出”傳統觀念的範圍，引進外來的辯證唯物論觀念，以此去認識“古代社會之真情實況”，壹個全新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確立起來。這就是：“以新興科學的觀點來研究中國社會的古代”，“把《詩》、《書》、《易》裏面的紙上材料，把甲骨蔔辭、周金文裏面的地下材料，熔冶於壹爐”而確立起來的“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
盡管《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壹書有“好些錯誤的結論”，但具體結論的錯誤卻無法掩蓋這樣壹個事實，即它是以20世紀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觀念----唯物史觀為指導，綜合了當時最有代表性的兩大學術派別----古史辨派、古史新證派的最新成果，確立起獨特的中國古代文化研究體系，領導了此後的學術文化潮流。在這之後，郭沫若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繼續進行探索，不斷完善他的奴隸制時代研究體系，成為古史分期討論中頗具影響壹派的代表。
為著認識“古代的真實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對《易》、《詩》、《書》等傳統經典進行考察。因“疑經”而深入地下發掘的實物，於甲骨蔔辭、青銅器銘“創通條例，開拓閫奧”，在甲骨蔔辭、青銅器銘研究兩大領域分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進甲骨學由草創邁向成熟，並預示著後來發展的基本趨勢
自1899年河南安陽發現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紀20年代，識其文、斷其字，加之羅振玉、王國維等“導路”、“考史”的業績，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創階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對殷墟先後組織了15次科學發掘。在此期間，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蔔辭通纂》、《殷契粹編》三部巨著，使甲骨學由草創邁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著壹條“讀破它、利用它、打開它的秘密”的路徑。《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對於甲骨文“讀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階段的水平。《蔔辭通纂》通過傳世的精品，確立起認識甲骨文的“系統”，使甲骨文研究推進到壹個新的層次。郭沫若“所懷抱之系統”是將甲骨文按照幹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畋遊、雜纂8類編排，不僅將甲骨蔔辭各項內容的內在聯系交代得壹清二楚，而且為初涉這壹領域者指明入門的路徑。這壹“系統”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糾羅振玉、王國維所誤釋，識羅振玉、王國維所未識，更使其洞悉了甲骨蔔辭本身的諸多奧秘。突出的例證是：《蔔辭通纂》考釋“世系”類的蔔辭之後，列出了壹個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決了其中的壹些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殷契粹編》也對殷代世系多有發明，為糾正《史記》記載之誤提供了可靠證據。
郭沫若對於甲骨蔔辭自身奧秘的探索，大致表現在兩個基本方面：壹是當時如何占蔔記事（包括占蔔、刻寫、用辭、行文等），二是後人如何科學利用（包括區分時代、斷片綴合、殘辭互足以及校對去重等）。對於當時如何占蔔記事，郭沫若雖然沒有親身發掘甲骨的經歷，仍然獲得了與董作賓（彥堂）差不多是殊途同歸的巨大成就。對於占蔔的次數即“兆序”、占蔔用骨和蔔後刻寫的問題，都提出了帶規律性的概括和有預見性的合理探索。特別是甲骨文的刻寫部位、行款順序，即所謂甲骨文例，《蔔辭通纂》闡發尤多，糾正了前人不少錯讀。在科學利用蔔辭方面，斷片綴合和殘辭互足是重大創獲。斷片綴合，是將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殘破、分散的甲骨片經過綴合而基本恢復原貌，使片斷記事得以完整。由於壹事多蔔，關於同壹事的殘損嚴重的蔔辭可以相互補足，成為較比完整的史料，這就是所謂的“殘辭互足”。由於綴合和互補，還發現著錄重復的甲骨片。《蔔辭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為著錄甲骨以來的壹次總清理。
郭沫若從60年代起開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編纂，直至其去世後才陸續出版完成13大冊，成為甲骨學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雖然未來得及為《甲骨文合集》寫出“前言”就離世而去了，但他作為主編確實是當之無愧的。
六、建立起認識中國青銅器的科學體系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金文叢考》等，體現著郭沫若考釋器銘的新思路----把考古學納入“美術的視野”，從器物的形制、花紋入手，以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結合，求得器物的歷史系統，以歷史系統與地域分布建立起認識中國青銅器的科學體系。
北宋以來著錄的殷周青銅器多達三四千件，但多數年代和來歷不明。郭沫若翻譯出版德國人米海裏斯《美術考古學發現史》，並以書中“對於歷史研究的方法”進行最初的實踐，完成《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郭沫若改變以往“以器為類”的著錄方法和孤立考釋器銘的傳統，理出兩周青銅器銘的歷史系統和地域分布。《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編為西周金文，“仿《尚書》體例，以列王為次”。下編為列國金文，“仿《國風》體例，以國別為次”。所錄器銘，西周銘辭162器，東周銘辭162器，合計兩周金文辭324器。《圖編》專輯形象，《錄編》專輯銘文。《圖編》所錄圖像，依器類形制和年代排比。該書完整地表達出郭沫若在這壹領域形成的新的治學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兩周彜銘的學術體系。後來，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壹文中有壹段自我總結：先尋到壹些表明年代的標準器，把它們作為聯絡站，再就人名、事跡、文辭的格調、字體的結構、器物的花紋形式等以為參驗，尋出壹個至少比較近是的條貫。凡有國度表明的，在國別中再求出時代的先後。就這樣，壹***整理出了324個器皿，都是銘文比較長而史料價值比較高的，兩周800年的“混沌”被鑿穿。從這又發展出花紋學、形制學等的系統，作為社會史料來征引，就更有著落。以花紋、形式作為考定器物時代的重要手段，從彜器形象出發，郭沫若勾畫出中國青銅器發展的基本輪廓，將中國青銅器時代（自殷周前期至戰國末年）劃分為四期----濫觴期、勃古期、開發期、新式期，為中外學術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論述，標誌著郭沫若以考古學的科學方法研治金石之學，做出劃時代的重大貢獻。
釋讀周代彜銘，確立斷代體系，是要探討兩周社會。由此出發，郭沫若發掘出若幹重要史實，為研究兩周社會開出新局面，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學家、古器物學家的地方。
七、蘇活古代文獻生命，倡導古書今譯
在以實物證史的同時，郭沫若念念不忘蘇活古代文獻的生命，倡導古書今譯，尤其註重古代文獻的年代，將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壹起。
《<屈原賦>今譯》、《再生緣》前十七卷校訂、《崖州誌》校勘等，從不同領域、不同側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對勘下大功夫中，發現不同的版本系統，同時盡可能無遺漏地網羅了以往校釋《管子》的諸家著述。全書寫有2000余條“沫若案”，總字數不下20萬字。以校為主，校註壹體；校釋與辨偽、斷代結合；運用甲骨文、金文、隸、草等新舊文字，並註入現代經濟學等學科思想，將《管子》壹書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統考察先秦社會與周秦諸子思想
考察周秦諸子思想，與郭沫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是緊緊聯系在壹起的。由於不滿意“遊離了社會背景”而專談周秦諸子的做法，便對秦以前的社會和思想作了系統研究，呈獻出考察周秦之際學術高潮的“姊妹篇”----“偏於考證”的《青銅時代》和“偏於批評”的《十批判書》，成為其貫通諸子學說的代表作。其中，關於辨識儒家兩重性、探究道家淵源與流派、區分法家與法術家等的研究，頗具久遠影響，成為研究先秦學術思想的壹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學，產生巨大社會效應
郭沫若關於古典文學的論著，總字數近百萬言，主要寫成於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雖然這在他的全部學術研究論著中只占較小的壹席之地，卻有著其他絕大部分論著難以產生的社會效應。其中，以考釋屈賦、辨胡笳詩、考陳端生、評李（白）說杜（甫），最能展示其學識淵博、思路敏銳、勇於創新的治學特點和研究成果的長久學術價值。兼具詩人氣質和學者博識，壹生貫穿熱愛詩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雙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獨特的思維特點和學術風格。詩人、學者兼而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匯，寫出《李白與杜甫》。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審視，透過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動地展現了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歷史畫卷；二是以詩證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項研究推進到壹個新的層次；三是突破了杜詩研究的舊框子，推動著杜詩研究的新進展。
十、以戲劇小舞臺“再現”歷史“大舞臺”
把“運動、變化”的中國歷史“大舞臺”的若幹片斷（細節）“復制”出來，以藝術的形式再現於戲劇小舞臺，產生巨大社會效應，是其他學者無法追及郭沫若的壹個不可否認的原因。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進入成熟階段,以《屈原》為突出代表，蘊含著其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虎符》在把握“歷史的精神”方面，使其歷史研究與歷史劇作關系的理論得到新的充實。60年代，以歷史人物研究與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