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欽立先生是當代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學研究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漢魏六朝時期。學術界受惠最大的是他以壹人之力編纂壹百三十卷巨帙《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此書迄今仍然是學習和研究這壹時期文學的必要書籍。除此之外，他在漢詩研究、陶淵明研究、漢樂府研究和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有價值的成果。
逯欽立先生對蘇、李詩、班婕妤詩和古詩年代的考訂，迄今仍是不刊之論。尤其是蘇武詩的考訂，他提出了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蘇詩晚於李詩出現，且蘇詩出於李陵集。他引庾信《哀江南賦》證《詩品》“子卿《雙鳧》”當為“少卿”之誤，其考訂的精審，令人嘆服。他的陶淵明研究，在陶詩研究中卓然成家，他的某些觀點，雖不能成為定論，但由於其論據的翔實，深具學術討論的價值。在古代文論研究上，他對文筆的考辨，可以說是繼劉師培之後對此題目最為詳盡的討論。他將文筆發展的歷程，通過大量資料調查和辨析，論述得至為清晰。他提出文筆說起於東晉初；文指有韻的詩、賦、頌、誄等壹類的制作，筆指無韻書、論、表、奏等壹類的制作。這個觀點比前此時期簡單地提出在劉宋時，要更為準確。此外，他對陸機《文賦》寫作年代的考定，在當時也是很難得的成果。因為陸機作《文賦》的年代，古人基本相信杜甫的說法，認為是陸機二十歲時所作。在逯欽立先生之前姜亮夫先生《陸平原年譜》，亦定為二十歲時。但逯欽立先生經過對陸雲三十多封《與兄平原書》分析，壹壹考定其史事，最終提出《文賦》當是陸機作於永寧元年，陸機時年四十壹歲，是為陸機晚年所作，其關於文的見解已經成熟。這個考定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價值和意義的，對於我們正確了解《文賦》出現的背景，從而準確評價《文賦》的理論價值，提供了研究的基礎。
綜上逯欽立先生的諸研究，其實我們發現，這些成果其實都是逯先生在整理《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過程中產生的。因此研究逯先生的學術歷程和學術成就，應該深入開展對他這部書的研究，比如他是如何選這個題目的，選題的動機是什麽，他開展這壹學術工作面臨什麽樣的挑戰。
我們知道，漢魏六朝的作家作品，自唐以後散佚甚夥，總集、別集能夠存世的數量非常少。總集僅有《文選》和《玉臺新詠》兩部，別集能夠讓人相信保留六朝舊集原貌的，大概也就是《嵇康集》、《陶淵明集》、《鮑照集》等寥寥幾部。逯欽立先生據《古詩紀》引用書目說還有陸雲、謝朓、庾信諸人，但陸雲，《隋誌》著錄十二卷，至《崇文總目》著錄僅八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十卷；謝朓，《隋誌》著錄十二卷，《崇文總目》僅著錄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則著錄為五卷。《直齋書錄解題》說：“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刋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是樓炤將謝集十卷刪為五卷。庾信，《隋誌》著錄二十卷，《崇文總目》已不見，《直齋書錄解題》亦著錄二十卷。但《直齋書錄解題》說：“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為首冠。”是二十卷之《庾集》實非六朝舊集。宋以後，這種散佚的情況更加嚴重，故明人起而搜輯裒集，馮惟訥《古詩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編輯的。雖然其書存有體例不純，牴牾互出及錯收漏收等毛病，但亦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作，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源者，不能外是書而他適。固亦采珠之滄海，伐木之鄧林矣。”當然隨著學術研究的發展，《古詩紀》壹書作為學術研究參考用書，越來越難以參用。故民國時丁福保重新編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書有鑒於馮書的舛漏牴牾，參考清人馮舒的《詩紀糾謬》，刪汰馮書的繁蕪，訂正訛謬，體例清嚴，故長期以來為學術界參考使用。但是丁書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其止取漢以來，漢之前的韻文不收，不能不無遺憾。又其參考遵用馮舒《詩紀引謬》，而自己的考訂不多，馮舒之錯謬之處，丁書亦不加辨別。此外，最為不便的是，丁書所錄諸詩，均不註明出處，難以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也正是有鑒於這樣的情況，同時也是學術發展的需求，逯欽立先生遂重新整理編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逯欽立先生這部總集的優點和貢獻，學術界早有定評，在中華書局的《出版說明》中明確指出其優點有五，都是精審之言。先師曹道衡先生曾在中華書局出版此書的推薦信中，總結其成績，說到其搜輯佚文，認為這個工作比收錄完整的作品更為艱難。這是非常準確的評價，只有作過這方面的工作，或者重視文獻資料的研究者才能深切體會得到。本書引用數百種子史文集，傳世文獻中凡於搜輯相關者，逯先生無不采擇。而新出文獻，逯先生亦盡量采擇，如敦煌出土文獻、日本所出《文選集註》等。這壹點在每首詩、每壹句詩後的附註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要知道，逯先生從事這個工作的時候，完全依靠個人壹本書壹本書的搜檢，甚至連索引壹類可供使用的工具書也不多。此外，當時的古籍整理也還沒有完全展開，所以大量的書都必須依靠編者親自去調查。從這個角度講，與今天的學者在能夠借助電子文獻、古籍整理的成果，乃至復印機、掃描儀等現代化手段相比，愈發顯得逯先生工作的艱難和成就獲得的可貴。除了傳世文獻以外，逯先生此書大量利用了當時新出土的材料，如敦煌出土文獻等。能夠從如此廣博的文獻中壹條壹條地搜輯，足見逯先生對文獻的熟悉，以及他研究的深入細致。
然逯先生此書，並不僅是搜輯全備，更由於其考訂精詳，解決了許多文學史上的懸疑問題。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的《漢詩別錄》，就是在其搜輯的工作過程中，考訂而成的成果。他對於蘇、李詩以及班婕妤詩、古詩的考訂，其結論可靠，證據充分，推理嚴密，為學術界所信服。然《漢詩別錄》只是逯先生考訂工作的壹小部分，是他用論文形式發表的成果，而魏晉以後的考訂，只以精簡的文字附於每首詩下，然其提出的觀點，大都可信。如《秋懷詩》，逯先生斷為謝靈運作，這看似非常簡單的判斷，其實是有嚴密的考證的。但限於體例，逯先生不能在《集》中展開，但他在《〈古詩紀〉補正敘例》中提出三條證據，考證當為謝靈運詩。比如晉人應亨《贈四王冠詩》，舊說多據《初學記》以為應亨是東漢人，陸侃如《中國詩史》並且以為是東漢五言詩的始創作品。但逯先生據曾培《初學記校記》考訂為晉人，又據《通典》，考訂為王景系等四人加冠之作。這對於糾正以往的文學史誤識，準確認識五言詩寫作，是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的。再如宋代詩人吳邁遠，《詩品》稱為“齊朝請”，其實吳邁遠是宋人，宋元徽二年坐桂陽王劉休範之亂誅死。逯欽立先生考訂列入宋代詩人之列，糾正了南朝人鍾嶸的錯誤。這樣的考訂很多，每壹種考訂其實都需要有非常縝密的論證。只是因為體例關系，而只能將觀點列於集中。而有些看似遵循《古詩紀》，其實仍然有逯先生自己的判斷。因為《詩紀》錄詩，往往徑據所見文獻，不作考訂，又不註出處，有不同記載和著錄作品，可否相信《詩紀》，是需要有文獻判斷的眼光的。比如《全梁詩》所錄蕭統和蕭綱的詩，其作品的歸屬非常復雜。比如明代通行本《玉臺新詠》所載蕭統諸詩，趙氏覆宋本《玉臺新詠》就不錄。趙均發現的宋本，是在明末，馮惟訥當未見到，然其並未據當時通行本《玉臺新詠》是為昭明太子，而是題為蕭綱，這是對的。但這些作品，在唐代的類書中，往往也題為蕭統，如《照流看落釵》、《名士悅傾城》、《美人晨妝》諸詩，《藝文類聚》十八題為蕭統，但《詩紀》均題為蕭綱，這是有見地的。逯先生此處便依據《詩紀》題為蕭綱，而沒有歸為蕭統。
逯欽立先生精於目錄、版本，這也是做輯佚、編集工作的學者所必備的。但這壹點在《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壹書中不能得到展現。不過，逯先生將這樣的經驗撰成《古詩紀補敘例》，我們從中看到逯欽立先生所作這壹工作具有的學術功力和付出的辛勤。比如他在《略論校勘材料》中提到對類書和總集的使用，對《文選》李善本、五臣本和《文選集註》諸本異同的辨析，足見逯先生在選錄作品時校勘之明審。除使用版本校勘，逯先生還據詩歌的句法、章法、用韻、用詞等辨析審斷，這些都見出本書在校勘上的用功之深。對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壹百三十多卷、數千首詩歌都能夠作如此細密的考訂，需要編者具有怎樣的學術積累和準確的判斷，這是本書具有如此高學術價值、讓學術界信服的基礎。逯先生此書，不僅為學術界提供了可以信服、放心使用的文本，他的工作更給後學者提供了典範，因而成為二十世紀古代文學獲得成就的標誌性成果。 在陶淵明研究領域，逯欽立先生於考證、校勘、註釋和評論等四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後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1979年之前，陶淵明集還沒有特別好的校註本。逯欽立先生率先以元初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十卷本為底本對陶集進行整理。 1949至1978年，是古典文學研究學科統壹時期。在本階段對陶學研究做出卓越成就的是逯欽立、王瑤兩位前輩，各自著成形成學術階梯的《陶淵明集》。王瑤先生的《陶淵明集》，是近百年來第壹本將淵明作品按寫作年代的先後加以重新編排的著作，惜其底本、參校本等不詳。逯欽立本則非常明確，其底本是李公煥註本。李註本博采眾說，開集註之先河，明清兩代屢見重刻。參校本為曾集刻本、蘇寫本、焦竑刻本、莫友芝刻本、黃藝錫刻《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本。參校了湯漢註本、何校宣和本、吳瞻泰匯註本，對其他圖書類書等所引文字，也壹壹進行比勘，錄出異文。相應增補異文子註，以便訂正訛誤，保存作者原文，並不壹律屈從本集。在正文與子註異文的選擇篩汰上，註重以當時習語為鑒，並不局限於今人通過藝術或邏輯分析認為哪個更加合適。此外，逯先生還將《五孝傳》、《四八目》、《八儒》、《三墨》等偽作，悉從刪去；仍依魯銓刻蘇寫大字本次序編詩文七卷，卷首列入蕭統序及目，保存舊集原貌。在註解上，逯欽立先生參酌諸家，不取過於附會之說。袁行霈先生稱其“註釋亦多有發明，是目前在中國大陸最多引用的壹部陶集。”書後原附有逯先生《關於陶淵明》、《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兩篇文章。由於前者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環境下所寫，不能完全體現逯先生陶學成果，在重印時，已經抽掉。而《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後所附跋文，是逯先生指明其陶淵明五十壹歲說之誤。其嚴謹與誠懇可見壹斑。可以說，逯欽立先生校註《陶淵明集》是個非常出色的本子。
關於陶淵明思想的論述，逯欽立先生結合當時文化思潮，經學、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靈活對待陳寅恪“新自然主義”觀點。
逯先生自言《讀陶管見》具有“讀書筆記性質”、“涉及的問題又未必有關宏旨”。但其筆記出於多年讀陶集的體會，而所論恰是理解陶淵明及其詩文之難點所在，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陶淵明少年時期江州壹帶各種社會思潮的鬥爭》提出“從陶淵明的詩文看，他是喜愛六經深受封建教養的。”認為他接受經學，除家庭教養之外，“更決定於當時當地熾盛壹時的經學思想”。原因是：淵明十二至十五歲期間，經學壹度在江州興盛，江州又是佛道兩種宗教相當泛濫的地方。在這種並存狀態中，產生了佛道和儒學之間，佛法和玄學之間的復雜矛盾鬥爭。那麽，青壯年時代在江州度過的淵明，他的生活思想、人生觀和創作思想便不能不受到各種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與考驗。逯欽立進壹步表明，“陶淵明少年時代的主導思想來自當時的儒家經學，這決定了他的從政理想和事業心，乃至決定了他壹生的倫理道德觀點。……陶淵明還是崇尚玄學思想的。他所以寫出《形影神》詩是由於他擁有玄學知識；此詩既有揭露道佛迷信的進步的壹面，又有玄學本身局限性的壹面；他所以口口聲聲講委天安命乃是在生活上實踐玄學教義；這種玄學教義使他的人生觀和創作思想受到很大的消極影響，自不待言。”
逯先生在這裏對陳寅恪先生的“新自然說”有所吸收。陳寅恪《陶淵明的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以《形影神》詩論證出淵明的哲學思想為“新自然說”；而“新自然說的要旨在委運任化”。作者特別指出：“此委運任化，混同自然之皆不可謂其非自然說，斯所以別稱之為新自然說也。”陳氏論陶之思想及考證，文甚辯給，只是結論稍顯冷僻。朱光潛先生在《陶淵明》壹文中點出“冷僻”所在，即“只是把淵明看成有意建立或皈依壹個系統井然壁壘森嚴底哲學或宗教思想，像壹個僅守繩墨底教徒。”逯先生吸收了“委運任化”說的合理成分，充分考慮到當時的文化思潮，經學、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在淵明成長過程中所發揮的滲透作用，使得“新自然說”進入到更為合理的社會範疇之內，而不是個人對某種家族沿襲下的思想傳統刻意地繼承與保衛。
逯欽立先生認為《形影神》詩是針對當時廬山釋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論》及《萬佛影銘》所寫的壹組哲理詩，運用玄學自然之義來反對佛道迷信，此說為《形影神》提供了新解。
逯先生在解題中言“取形影神三物，總為壹題，此可註意者壹。以自然二字，揭出生之真諦，此可註意者二”，直接提出此組詩關鍵所在。故在論詩與當時佛教之關系前先充分論述了“形神對舉，以詮人生”的先例。認為“形神二字之用以辨理遣辭，魏、晉以來，雖益大行，惟以發為文章，視作壹種教派之思想理據，而震撼壹時風行數世者，則為釋慧遠之《形盡神不滅論》。……然如觀其內容，則此《形盡神不滅論》，實兼就佛門要義，即報應說，為之設壹理論根據，而不限於沙門應敬王者壹事也。”既然“慧遠以形神論，為罪福報應之理據”，那麽後世論者無論站在護法還是貶佛的立場上，都習慣以形神為言。陶淵明與慧遠比鄰，不可能對其形神論充耳不聞，“《形影神詩》之有設報應論，斷可知也。”另外，晉義熙九年慧遠立佛影，作《佛影銘》，銘中兼及形影神。並遣人邀請謝靈運撰作銘文，此事自然是聞於遠近。“影之與神形發生因緣，始於此事，淵明形影神之命題，必針對此事為之。”
與慧遠觀點的同異，關乎陶淵明之思想。故全文第二部分“釋義”旨在推闡“題中自然之壹義及詩中教要之辭旨”，分為“論此詩之為反報應說”、“論此詩之為反形盡神不滅說”兩個專題。慧遠滅生以絕情、息神桎生之論，不順化之說，與淵明主稱情以得生、自然以遂生者之論，縱浪大化，不喜不懼之旨趣相反。逯先生經過嚴密考證推理，得出的結論是：“淵明之見解宗旨，與慧遠適得其反，《形影神》詩，實此反佛論之代表作品。”更加明確了詩人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待佛教迷信問題，陶淵明與當時門閥士族文人抱著完全相反的態度，他所服膺的就是當時玄學家的自然觀。逯欽立先生在肯定這種自然觀的唯物主義因素外，又指出其帶有形而上學性質，易使人“蔽於天而不知人”，這也是造成詩人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逯先生對陶淵明的隱居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陶淵明在最後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心情實際上是復雜和矛盾的。他雖然出身庶族，但其祖陶侃畢竟是東晉新貴，在政治上曾取得過成功。故而歸隱並非淵明首選，是放棄政治理想之後，“不得已”而做出的選擇。
《宋書》本傳雲：“（陶淵明）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逯先生考《宋書·百官誌》，“知陶為祭酒，即別駕祭酒，職位較高。”又“陶淵明八歲，是年遭父喪”，即幼年失怙。“太元甲申（公元三八四），陶淵明二十歲。家庭衰落。”（《陶淵明事跡詩文昔年》）以“弱冠逢世阻”（《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為據。足見其出仕前的青少年時期生活是比較拮據的。那麽，這種“不堪吏職”之說，便顯得不易理解，很值得懷疑。逯先生進壹步提出，他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祿代耕”思想決定的，是因家貧而出仕，“談不到什麽忠君思想”。逯欽立又指出陶淵明以祖輩的榮寵為傲，是壹個“深受封建教養懷有政治理想願意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故當劉裕討伐桓玄，他東下附“義旗”，其“封建正統思想”又非常突出地表現了出來。所以，陶在最後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他的心情實際上是復雜和矛盾的。“壹方面，他擺脫了封建統治羅網，感到極大慶幸與愉快”，“另壹方面，歸隱就要終身放棄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饑寒痛苦”。故而，其歸隱是“不得已”而為之，“陶淵明所以成為壹個隱士，決定於他的思想見解和道德品質，更是決定於他生活的歷史時代和社會風氣”。逯先生認為退隱躬耕，對詩人來說是件大事，但這“並不是使他成為偉大詩人的充分條件或因素。”更直言“研究陶淵明，不允許過分強調他的歸隱”，這會導致“把非主要的作品當作主要的”，使研究偏離了應有的方向。這對於今天的陶學發展仍然具有深刻的意義。但我們也應當對逯先生的觀點批判地繼承，對陶淵明“忠君”思想有更加充分的認識，畢竟其《命子詩》除了自矜祖上功業外，還有“在我中晉”、“天子疇我”、“慎終如始”這樣鮮明表達立場的詩句。故其仕隱，有更為深刻的原因與意義，並不止於在“以祿代耕”與“放棄政治理想”間徘徊，有待於後人進壹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