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方術與玄學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說。漢魏之際，清談之風大盛，佛經之譯出較多，於是佛教乃脫離方術而獨立，進而高談清凈無為之玄致。其中演變之關鍵有二要義，壹曰佛，壹曰道。由此二義，變遷附益，至魏晉之世遂進為玄理之大宗也”①，這已為學術界公認的事實。張湛也曾說“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③，隱晦的指出佛經受列子影響。佛教初來時，用道家儒家易經哲學格義佛教，當時佛教的法師及其助手們對漢文古籍廣有了解，相當精通，如著名的道真擅長文學，鳩摩羅什、僧肇擅長老莊。而當時的時代正是民間湧現大量先秦藏書之時，而佛教是當時封建社會地主階級之壹，可能搜集或者讀過各種先秦稀本與《列子》。這二種可能都無法排除。（在古代佛寺屬於地主階級，常搜集孤本古籍以參或造佛經，《樂經》、《開元占經》等書皆曾被寺院收集雪藏）
佛教是壹種外來宗教，它要在中國紮根，必須要很長壹個時期依附於中國傳統文化。佛教在東漢傳入後首先被附於黃老之家，魏晉時代則依附於玄學。南北朝時期佛教才逐步獨立，至隋唐方高度發展並形成各種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約是兩晉之際傳入中國的壹種思潮，佛教徒借玄學的概念、命題來闡發自己的思想，以便使這種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進入上層統治階級和士人階層。但是，由於過多地使用老莊玄學概念、命題去比附譯解般若經典，則使佛學在某種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玄學內部有許多的派別，如貴無派、崇有派、獨化派等等，這些派別的影響使佛教內部發生分化，東晉時期，佛教內部因對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現了所謂“六家七宗”的爭論。
佛教與道家有相似相通處，佛教進入中國得益於道家的接引，佛教教義的中國化與道家、道教理論的進壹步發展是佛道相爭相融的結果。朱熹批評道教：“道家（指道教徒）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卻去仿效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人家破 破釜”（卷125，P.3005）；“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卻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個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卻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卷126，P.3009），道出佛教傍依老子、假借道家而滲透中土，又移花接木、盜用《老子》精華為其所用。佛教從道家寶藏中偷去的最珍貴的珍寶即是《老子》中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40章》）所表達的關於世界本原的觀點。佛教的“空”借用了老子的“無”，老子的“無”詮釋了佛教的“空”。所以，朱熹道：“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卷126，P.3008）。具體來說，“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卷126，P.3025），佛“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談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為多”（卷126，P.3038）。晉宋時的佛教教義、慧遠和僧肇等人的著作，以及後起的禪宗皆與老子及莊、列的學說血肉相連。
疑《列子》之風此由佛教徒柳宗元而始開。此後，高似孫、葉大慶、黃震等人都先後對<列子>中的許多內容提出了疑問和批駁，壹開始，人們只是認為《列子》中有些部分非列子本人自作，乃是後人所增竄。但並不認為《列子》是壹部偽書。然而卻引來了後代不少極端化的呼應。釋子、儒徒追隨腳步紛紛質疑列子，遂積非成是。〈辨偽文字輯略〉引朱熹言：“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眾，聊記壹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雲。”然而朱熹的意見是以為佛書剽竊《列子》，在《語類》中說得更為明白：“今看《圓覺》雲“四大各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卷126）。可見辨偽文字輯略之斷章取義。
時至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壹場“疑古”“辨偽”之風於學術界驟然興起，當時學者欲效仿美國，全盤西化。錢玄同曰：“欲廢孔學，欲剿滅道教，惟有將中國書籍壹概束諸高閣之壹法。何以故？因中國書籍，千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這兩類之書故；……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從中亦可窺見清民時期某些學者對傳統文化態度之壹二。然傳統文化盤根錯節，要批判華夏文化，首先要批判儒家、道教，要批判儒家、道教，又必須批判作為文化基礎根本的道家，這叫作“端本清源。在當時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先秦諸子中的許多作品，其中尤其是道家的作品如《老子》、《莊子》、《列子》、《文子》等等，壹部壹部地被“揪”了出來，成了人們爭辯論戰、批鬥的對象。如第壹《莊子》是佛學、《老子》抄襲《莊子》、《老子》晚出於戰國末期、《文子》是後世偽造、《鹖冠子》是後世偽造。如果不是後世秦漢殘簡發現，幾乎所有道家典籍都成了偽書。其中以對《列子》這本書的爭論最為激烈。但當時已有學者認為書中材料在研究列子、楊朱思想時,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前後,偽書之說更受到全面的批駁。近些年隨著中國思想史研究整體認識水平的提高，在關於《列子》的真偽問題上，學術界基本認為《列子》是先秦作品，只是其中有極少的段落有後人羼入的可能。
說《列子》抄襲《莊子》、雜揉諸書亦無必然性，為什麽不可以是《莊子》等書引自《列子》呢？不能因為孫子長得像祖父，就說祖父身上不可能會有孫子的特征，因而祖父是“假”的！
至於說《列子》中有佛學的影響，則亦無必然性，《列子》中並無直接的佛學名詞，亦未嘗明確地提及“佛”。說西方有聖人不壹定是指“佛”啊，列子講寓言故事本就可能有這種思想。《列子》中確有與佛學相類之思想概念，然根本不能以此證明《列子》受佛學傳入之影響，而應為古道家與佛法兩者修道智慧上天然的相通。觀《列子》，並無確定為佛學專用術語之名詞概念；且佛經翻譯，初多“格義”，每借重道家術語譯佛，如何可以相似之名詞斷定《列子》受佛學影響？此蓋顛倒因果也。說《列子》受佛學影響的學者，既不懂佛學也不懂道家，只是壹知半解，純憑主觀印象說話。按這種旁征索引的印象赴會說,《聖經》也能解讀出各種的佛教原理來。
然而外來到本土賣雞翅與薯條的為了打開本土市場而賣豆漿、油條。但不可以反過來說本土的豆漿油條是從賣雞翅膀薯條那裏抄襲的。當然長期的動亂資料缺失、文化自卑與主觀感情再乘機宣傳也是可以把豆漿宣傳成是賣土豆的或者受土豆影響而發明。
現代考據《列子》為偽書的學者，基本上沒有深入《列子》本身的思想內容而僅從壹些沒有必然性的細節出發，就大膽斷定《列子》為偽書，此足見今人治學的輕浮。
古書皆經過多次編輯，有時《某子》是某學派的作品集成，非必“某子”個人專著。故《列子》未必全是列子所著，經後人之編輯是可能的，但後人編輯亦必有所本，《列子》之主體仍為列子思想之體現，此所無疑者也。
從《列子》的思想內容及文風上看，《列子》應保留了大部分列子的思想資料，是研究原始道家思想的重要文獻。
非偽研究著作有武義內雄《列子冤詞》、藥默生《先秦諸子文選·列子選註》、嚴靈峰《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張松輝 《新譯沖虛至德真經·導讀》、高晨陽 《沖虛經》、馬達《列子真偽考辨》、蕭登福《列子探微》、鄭良樹《諸子著作年代考》、權光鎬《列子研究》 、張鴻愷《列子對老子思想之繼承與發揚》、蕭登福《公孫龍子與名家》、管宗昌《列子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壹輯 、《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輯 、《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輯 、《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輯 、《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輯、陳鼓應、湯用彤、胡家聰、陳廣忠、馬達以及其他諸家等等。單篇論文有鄭良樹《論近世古籍真偽學的兩個趨勢－以《列子》為例》、周紹賢〈列子考證〉、羅漫《《列子》不偽和當代辯偽學的新思維》、胡家和 《從《文選》李善註引《列子》論今本《列子》的壹些問題》、岑仲勉、《列子非晉人偽作》、《再論列子真偽》、劉林鷹《列子抄襲佛經論三個硬據之駁議》、《列子的真幻觀有本土來源》以及其他主真諸家之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