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奇異的出生顯然是後人編造的傳說，但是，紀昀自幼就具有壹種特異功能倒是事實。他本人69歲時在《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誌》中自述：“余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晝無異。七八歲後漸昏閽，十歲後遂全無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見，片刻則如故。十六七歲以至今，則壹兩年或壹見，如電光石火，彈指即過。蓋嗜欲日增，則神明日減耳”。垂老之言，大概不會虛妄吧。
紀曉嵐從小就有“神童”之稱。關於他少年時非凡的才華，民間有很多故事流傳。據說，紀曉嵐壹日在街上與同伴們玩球，正好太守經過，不巧球誤扔進太守的官轎。別的孩子早四處逃散，他居然上前攔轎索球。太守見他憨態可掬，於是說：“我有壹聯，如果妳能對上，就把球還妳，否則就歸我。”紀昀同意了。太守出上聯：“童子六七人，唯汝狡”。紀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獨公……”最後壹個字遲遲不說。太守問他“何以不說出末壹字？”他回答說：“太守若將球還我，就是‘廉’字；若不還，便是‘貪’了。”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還他了。
天資固然重要，但是後天的學習更是紀曉嵐成為“壹代通儒”的基本要素。紀昀從小就深受父親影響，也受到家人嚴格督促。當然，他自己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加上他自己的聰穎稟賦，其學問與日俱增。雍正十二年，紀曉嵐隨父入京，受業於著名畫家董邦達門下。董邦達是清代皇家畫院中繼王原祁之後的壹代宗匠。名師自然出高徒。乾隆五年（1740），紀昀返鄉應童子試。乾隆十二年應鄉試，其文章寫得詞采富麗，才氣飛揚，引人入勝。這次鄉試的主考官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劉統勛。兩人不禁為之拍案稱絕，被擢為鄉試第壹。十九年三月中進士，會試列第22名，殿試中名列二甲第四名。同年進入翰林院，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此後他先後擔任山西、順天鄉試的主考官，並曾視學福建。紀昀在奔忙於學官和侍奉皇帝期間，每每君臣之間，同僚之間，多有酬唱應答，妙語佳對，不僅贏得廣泛贊譽，而且也頗得乾隆帝嘉獎。
紀曉嵐入主翰林後，他的聰明才智得到了盡情發揮。有壹年乾隆帝東巡泰山，紀昀隨駕。至東嶽彌高巖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論語》裏的“仰之彌高”之句，欣然集成壹幅頗難應對的上聯：“仰之彌高，鉆之彌堅，可以彌上也。”紀曉嵐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對得自然工巧，無懈可擊。
宦途生涯多煙雲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紀昀在翰林院春風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這時與他交遊的朋友中有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盧文?、王昶等。乾隆二十年，紀昀在北京歙縣會館拜見了戴震。兩人壹見如故，並折節與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據《清高宗實錄》記載，兩淮鹽政盧見曾因有營私貪汙行為而被革職查辦。紀昀則因為通風報信而被發配烏魯木齊。這件事《清朝野史大觀》的記載更為生動有趣：當時紀昀得知消息，想預先通知盧家。但又怕引火燒身，不敢輕易傳話、寫信。他想出了壹個絕妙的辦法，把壹點食鹽和茶葉封在壹個空信封裏，裏外未寫壹字，星夜送往盧家。盧見曾從中終於悟出其中的隱語：“鹽案虧空查封”。後經劉統勛等人的嚴密偵緝，紀昀終於敗露，同年十月，被遣戍烏魯木齊贖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紀昀在新疆呆了兩年多。在這兩年多時間中，其大兒子紀汝佶病亡，愛妾郭彩符在紀昀東歸不久也撒手人寰。在這段日子裏，紀曉嵐對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體會到了君主的無常、官場的險惡與世態的炎涼。壹種人生的空幻感與彌漫感傷的情緒時時縈繞於心際。在這期間，他曾為自己的壹塊硯臺賦詩：“枯硯無嫌似鐵頑，相隨曾出玉門關。龍沙萬裏交遊少，只爾多情***往還。”他還曾為壹幅《八仙對弈圖》題詩，圖上，韓湘子、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鐵拐李酣然大睡。紀昀端詳過後，無限感慨湧上心頭，信筆寫道：
“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對弈圖。
局中局外兩沈吟，猶是人間勝負心。哪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睡鄉深。”
重返翰林院，使紀曉嵐的思想為仕與隱的抉擇產生過激烈的鬥爭。他對人生世事的認識更加清醒，對勝衰榮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與其爭強好勝，還不如酣然“癡不省”而來得快活。
但是，紀昀最終還是選擇了繼續過那種“水中鳧”的生活，火熱的經世情懷終於戰勝了退隱的念頭。紀昀生活後期，備受恩寵。他三遷禦史，三入禮部，兩次執掌兵符，最後竟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管國子監事致仕。紀昀不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執學術牛耳，為士林所宗仰。洪亮吉就稱他“當代無人可並論”，是名副其實的壹代文宗。雖然如此，他晚年的內心世界卻日益封閉。年輕時壹度才華橫溢、血氣方剛的他，至此，日感疲憊，再“無復著書之誌，唯時作雜記，聊以消閑”，其《閱微草堂筆記》正是這壹心境的產物。所以當《閱微草堂筆記》脫稿時，他不無抱憾地吟詠道：“平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煙雲過眼多。擬著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似東坡。”
嘉慶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壹代鴻儒紀曉嵐去世，終年82歲。嘉慶帝曾親自前往祭奠，並追謚文達。
立身之道與交遊
紀曉嵐在清代官場上馳騁近半個世紀，又多次擔任鄉試、會試的主考官，另外他還主持編纂《四庫全書》，是乾嘉時期公認的文壇領袖。他官位雖大，但為人通達，禮賢下士，人情味很濃，所以交遊甚廣，其友朋知己、門生故吏不計其數。從其作品或壹些文獻裏可以查證，當時許多著名漢學家、文人學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誼，諸如戴震、王昶、盧文弨、王鳴盛、錢大昕、余集、邵晉涵、孫星衍、王念孫、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蔣士銓、洪亮吉、黃仲則、羅聘、劉墉等，乾嘉漢學風尚的形成，紀曉嵐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紀昀初識戴震。當時戴震是來京避難的。兩人情深意篤。紀昀還曾出資將戴震的《考工記圖》付梓，並為之作序。戴震後來幾次到京師都住在紀昀家。乾隆三十八年，戴震還因紀昀的推薦進入四庫館。戴震去世後，紀昀曾深情賦詩，說是“披肝露膽兩無疑”的朋友。戴震對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等扼殺人性的尖銳抨擊，這在紀曉嵐纂修的《閱微草堂筆記》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也都有相當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紀曉嵐多次述及他和陸青來的結交經過。陸青來曾官至湖南巡撫、戶部郎中。治學倡導經世致用。他與紀曉嵐少年時代同受業於董邦達，是非常要好的同學。紀曉嵐說，他小的時候常喜歡戲侮陸青來，但青來並不為忤，稱紀曉嵐的喜怒變化是真性情的表現。為此，紀昀頗有知己之感。
紀曉嵐的同窗好友還有壹個董元度。董元度，字寄廬，號曲江，山東平原人。乾隆十七年進士。二人相識於乾隆十三年，交誼甚篤，有多首酬唱詩傳世。董氏性情灑脫，不喜歡受人約束。入翰林作官後，仍常乞假外遊。後仕途不順，窮困而死，所以其詩多清婉而感傷。紀昀《戲贈曲江》詩中曾說他“疏狂全未減，落拓久無聊”，並稱：“愛爾如兄弟，結交三載余。每憐同寂寞，相與惜居諸。”《閱微草堂筆記》也多次表示對董元度所稟持的“人到無求品自高”的處世態度推崇備至。
紀昀和劉墉更有著不解之緣。劉墉的父親劉統勛正是紀昀的鄉試主考官。對劉統勛的知遇之恩，紀曉嵐壹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而後來紀昀被發配的案件，又恰是劉統勛負責。還有更巧的，舉薦紀昀擔任四庫館總纂官的，也是這位劉大人。劉墉，字崇石，號石庵，劉統勛長子。劉墉在民間是個頗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戶曉的《劉公案》就是表彰他的。劉墉比紀昀年長4歲，都是壹代才子。相傳劉墉當年參加殿試時曾有上乘表現。乾隆皇帝讓其以自身駝背為題賦詩，他不無自嘲兼揶揄地寫道：“背駝負乾坤，腹內滿經綸。壹眼辨忠奸，單腿躍龍門。丹心扶社稷，塗腦報皇恩。以貌取人者，豈是聖賢人！”和坤專權數十年，內外諸臣，無不趨走，唯劉墉、紀昀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大臣始終不曾依附。他們壹個善文，壹個工書，卻都有收藏硯臺的癖好。有時相互贈送，也常為壹個心愛之物而互相攘奪，但彼此都恬不為意，並以之為笑談。
紀昀交遊的名單當然遠不止這些，還有像錢大昕、盧文弨、王傑、王鳴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這些都是壹代著名大師，是清代乾嘉時期的文化脊梁。正是這麽壹批人，為盛世學術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壹道絢麗的色彩。
治學為人“近人情”
紀昀為人寬厚，學識淵博，是乾嘉時期官方學術名副其實的領軍人物。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曾這樣評論紀昀：“於書無所不通”。但他廣博的學問與其通達的為人是相輔相成的。他治學為人皆講求寬容，表現了壹代通儒的博大胸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就說他“其處世貴寬，論人欲恕，故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
其《閱微草堂筆記》便每每以是否通情達理作為評論的標準。《如是我聞》（四）裏便說：“聖人通幽明之禮，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烏知《禮》意哉！”
紀昀論文有壹個基本要求，這就是堅持“務取持平”的批評原則，盡量做到客觀公正。詩文作品是壹種復雜的創造性活動。在他看來，“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務異，心靈浚發，其變無窮”（《瀛奎律髓刊誤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簡單處理。他能比較公允地評價李清、錢謙益等人，對於文學史上各種流派也能夠比較客觀地加以評價。比如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紀昀就把他們放到當時的社會背景中進行認真考察，得出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紀昀身為漢學大家，卻沒有壹點門戶之見。他最反對文人結社，而強調學術獨立。他在《耳溪詩集序》中就曾說：“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詩壇互相標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門戶。……朋黨之見，君子病焉。”紀昀對出自性靈的各種不同風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為乾隆年間的壹名封建正統文人，紀曉嵐對文學創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他也說“詩本性情”，但他所說的性情與別人有所不同，他強調的是植根於人之本性基礎上的“本天而動”的“至性至情”。“詩之分葩競艷，要皆發乎情思，抒乎性靈”（《冰甌詩草序》）。他反對充滿理氣的文章，同時也反對不近人情的道學。在其《閱微草堂筆記》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學家的虛偽和無情。
夙興夜寐四庫館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在清高宗親自主持下廣泛展開。經劉統勛舉薦，紀昀和陸錫熊出任總纂官。在纂修《四庫全書》期間，紀昀曾得到過乾隆帝的許多賞賜，但也遇到很多麻煩。壹次，乾隆帝發現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中“有引李清、錢謙益諸說未經刪削者”，而這部書當初是紀昀親自校理的。於是龍顏大怒，專諭詰責紀昀：“何以並未刪去？”令其速“刪改換篇”，並“自行賠寫”。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庫全書》復校完成，後發現大量訛誤，乾隆帝又“令紀昀、陸錫熊兩人壹體分賠”。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壹部《四庫全書》終於抄繕告成。紀昀為此專門寫了《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後收入《四庫全書》卷首。全文條分縷析，詞采飛揚，富麗精湛，被稱為“集中第壹篇大文字”。第二部《四庫全書》完成於次年十壹月，第三部完成於四十八年十壹月，第四部完成於四十九年十壹月。這即是內四閣《四庫全書》。這四部全書當時分藏於大內（紫金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避暑山莊（承德）文津閣及盛京（沈陽）故宮文溯閣。歷史戰火把文源閣的那壹部化為了灰燼，其他三部現分別見於臺灣故宮博物院、甘肅省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南三閣《四庫全書》後分藏於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和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同樣由於歷史戰火的原因，揚州、鎮江的那兩部皆付之壹炬，現僅杭州的那部尚殘缺不全地存於浙江省圖書館。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紀昀又殫十年之力，編纂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編纂《四庫全書》時，當時各纂修官每校閱壹種書籍，便要撰寫壹篇提要，最後由紀昀、陸錫熊筆削考校、再三潤飾。陸錫熊死得較早，主要工作是紀昀完成的。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可視為紀昀學術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獻。當時的大學者朱?在《紀曉嵐墓誌銘》中就說：“公館書局，筆削考核，壹手刪定為《全書總目》”（《知足齋文集》卷六）；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亦雲：“公壹生精力，萃於《提要》壹書”；張維屏《聽松廬文鈔》亦稱：“文達壹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
紀昀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對保存和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功不可沒。全書***收錄各種書籍達3503種，79337卷，存目達6783種。其中有380多種佚書是經過眾多學者長期搜集失而復得的珍品。還有不少書籍，經過艱苦的考訂而恢復了原貌。酈道元的《水經註》，便是經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長期混淆的“經”與“註”得以區別開來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頗有思想學術價值，介紹著錄與存目書籍，寫明作者名姓、所處時代、該書要旨和基本評價，是壹部非常優秀的目錄學著作。清人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二曾這樣評價《四庫提要》：“竊謂自漢以後薄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於是編。”積平生精力研讀《四庫提要》的余嘉錫亦全面肯定其應有的學術價值：“嘉（慶）、道（光）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庫提要辯證·序錄》）
但由於《四庫全書》的編纂是壹種官方行為，編纂指導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錄的書籍並非兼收並蓄，而有著嚴格的取舍標準。這在《四庫全書》卷首的《聖諭》中說得很清楚。他們在對古代書籍進行輯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時，也在幹著對不利於清朝的壹些書籍進行銷毀、刪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當；在鉤沈、輯佚、保存古籍的同時，也在破壞、摧殘文化。其結果，不僅使許多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書籍遭到摒棄，而且使收錄的壹部分書籍尤其是宋元以後的許多具有異端色彩的書籍失去了原貌。從此意義上說，也是壹次文化浩劫。如對明代李贄的言論，清政府就不僅把他的著作列為焚毀書目，而且直斥李贄“非聖無法，敢為異端”，“為小人無忌憚之尤”。（《四庫提要》卷五十史部·別史類存目《藏書》提要）再如對屈大均等那些強烈抵觸清朝人的作品，自然盡在銷毀之列；至於偶有壹二語傷觸清朝而又氣節凜然的明代遺民作品，則稍加“酌改”即為我所用。（《清高宗實錄》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據官方上報的數字統計，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銷毀、抽毀的書目多達2600多種，其實際情況恐怕還不止這個數字。
閱微草堂度晚年
《閱微草堂筆記》是繼《聊齋誌異》之後出現的又壹部有重要影響的文言小說集。由於紀昀當時特殊的身份，加之為人通達、學識淵博而詼諧，另外他在敘述故事時采用了“追錄見聞、憶及即書”（《灤陽消夏錄序》）的寫實手法，所以藝術風格獨特。
《閱微草堂筆記》***24卷，約40萬字。包括《灤陽消夏錄》6卷、《如是我聞》4卷、《槐西雜誌》4卷、《姑妄聽之》4卷、《灤陽續錄》6卷。該書寫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慶三年（1798）之間。該書是紀曉嵐十年心血的結晶，又是紀曉嵐晚年心靈世界的反映，也從某壹個側面顯現出清代中期紛繁復雜的時代文化風貌。該書的取材，壹是來自於紀曉嵐本人的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二是來自於他人提供或轉述的材料。小說涉及的社會生活領域，從文人學士、妓女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幾乎無所不包。豐富的生活素材，為作家提供了廣闊的思維空間。書中有些怪異奇譎的故事，雖然充滿了因果報應、禍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節義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但也客觀而真實地反映了清中葉的某些人生實相，並觸及到當時某些社會弊端，不僅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而且表現了壹定的進步思想傾向。
《閱微草堂筆記》有不少故事章節揭露了封建社會官場的腐朽和黑暗，道學家的虛偽和卑鄙。如官吏的營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實壹肚子男盜女娼，卑鄙下流。諸如此類，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那個光怪陸離的時代。如《灤陽消夏錄》（六）第十則，作者就借山中“鬼隱士”之口，生動地描繪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間世道，充滿了相互傾軋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場的黑暗腐朽。《灤陽消夏錄》卷四則寫“有兩塾師臨村居，皆以道學自任”。在公開場合，他們“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暗裏卻互相勾結，喪盡天良，謀奪寡婦田產。
另外，《閱微草堂筆記》中還有不少篇章揭示了處於社會下層普通百姓的生活狀況及悲慘境遇。作為乾隆皇帝的壹個文學侍臣，紀曉嵐雖缺乏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但他忠實記錄傳聞的寫作精神及其正義感，在某種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觀念和善惡標準。《灤陽續錄》（五）就講到壹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河北滄州有個董華，家裏窮得無立錐之地，以賣藥蔔卦為生，“壹母壹妻，以縫紉浣濯佐之，猶日不舉火。”適逢這年又發生了大饑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斃。無奈之下，董華只好“鬻婦以求活”。在這則故事裏，作者對那名“萬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沒有絲毫的指責之意，反添幾分同情和理解，真實形象地展現了當時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
《閱微草堂筆記》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有“過於議論”之嫌，“不安於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諷喻性的故事還是頗為生動風趣的，甚至能給人以啟發和教益。《如是我聞》卷三寫壹“相見轍講學”的翰林官員，別人也以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沒想到，他也竟會因沒有及時接受來賓的送禮而“悵悵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數刻”——人物表裏不壹的個性特征和心靈世界，著實讓人難以忘懷。另外諸如《姑妄聽之》卷二“河中尋獸”之類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給人耳目壹新之感。
紀昀雖把《閱微草堂筆記》視為“消遣歲月”（《灤陽消夏錄序》）的壹部閑書，甚至也很難與《聊齋誌異》相媲美，但它不蹈舊轍，自成壹家，風格獨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紀曉嵐治學為人皆講求寬容，表現了壹代通儒的博大胸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就說他“其處世貴寬，論人欲恕，故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
……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