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皮錫瑞是近代湖南最著名的今文經學家之壹，他撰寫的《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在全國都卓有影響。皮錫瑞，宇鹿門，壹字麓雲，1850年（道光三十年）出生於善化，因仰慕西漢今文經學大師優生，自命所居為“師伏堂”，故人稱“師優先生”。皮錫瑞四五歲時隨母親識字，6歲入私墊，1863年（同治二年）取秀才，1873年（同治十二年）舉拔貢，1882年（光緒八年）再中舉人。但以後困頓科場，多次會試不中，遂不問仕途，除了短期為人做幕僚外，大部分時間都從事經學研究和主持書院、學堂。作為壹個有良知的學者，他和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壹樣，對國家的命運十分關心。維新運動時，皮錫瑞應邀擔任在長沙成立的南學會會長，主講學術壹門，先後講演12次，都貫穿漢宋，融合中西，宣傳變法維新，聽者無不動容。戊戌政變後，他被革去舉人，交地方官管束。於是，他謝絕眾多書院的聘請，專心在友人家做家庭教師，授讀之暇，便潛心著述。1899年，他進50歲時，“發不盡滿胸郁積”，遂作自壽聯壹副：“閱世五十年，所欠壹死；著書百萬字，不值半文。”1901年，湖南巡撫俞廉三奏請開復了他的舉人稱號，但仍須嚴加察看，所以他的晚年境遇很不自由。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3月，年僅58歲的皮錫瑞於家中逝世。
皮錫瑞博通群經，於今文經學造詣尤深，被人譽為”研精漢儒經訓之學，宏通詳密，多所發明”，是晚清經學大家。他主張解經應該不抱成見，實事求是，因而持論公允。他認為六經是孔子晚年為遺教後世而作，所以“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自天子以至士庶，不讀經尊孔便無以自立。皮錫瑞治《易》，定《易》是孔子所作；治《春秋》，認為《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為改立法制；壹般學者治《詩經》，都崇尚“毛詩 ”，但皮錫端以為它不及“三家詩”，這些都是頗有創見之說。從治學方法而言，皮錫瑞雖然主張讀經應當講求微言大義，但也不提倡空發議論。他說：“宋儒體會語氣勝於前人，而變亂事實不可訓。”意思是宋代儒生領會古代經籍的含義比前人強，但有時喜歡改變史實，這是不足取的。他又說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從今文經學的角度看，許多觀點與他是相同的，但“惟武斷太過”。在評議觀點與他是相同時，他雖嚴守今文經學的立場，卻並不全憑門戶之見以定是非，認為“今古文皆有師承，不可偏廢”。從治經途徑看，皮錫瑞早年治《尚書》中治鄭學，晚年博通，著力於經學史的研究。他花費10年時間撰寫了《尚書大傳疏證》，此後又寫了《尚書古文疏正辨證》、《史記引尚書考》、《尚書古文冤詞平議》、《尚書古文考實》、《今文尚書疏證》、《尚書中侯疏證》等著作。其中《今文尚書疏證》被王先謙稱為“條理今文，詳密精審，兼諸大儒之長，而去其弊，後之治今文者得是編為前導，可不迷於所往。”是壹部近代今文經學力作。1895年（光緒二十壹年），皮錫瑞作了《孝經鄭註疏》，以後治學重點逐漸轉向鄭學，陸續寫出了《鄭誌疏證》、《聖證論補評》、《六藝論疏證》、《魯禮袷義疏證》等書。他推祟鄭玄在禮學方面的成就，以為鄭註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註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他認為鄭玄以古文經學為主，兼采今文經學的治學的特點是通博的表現。但他這種褒揚鄭學的態度，遭到清末壹些強調今古文門戶之分，指斥鄭玄淆亂家法的經學者們的責難。
作為壹位經學家，皮錫瑞最有影響，流傳最廣的著作是他的《經學歷史》和《經學通論》。《經學歷史》為授徒而作，講述從孔子刪定六經到清代經學復興的經學發展史，雖然篇幅不多，材料、內容都比較簡略，而且是從今文經學家的立場上評論各家經學思想和各種經學流派的，但無論是在皮錫瑞的時代還是在缺乏經學通史的今天，這本書都是學習研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壹部入門之作。《經學通論》是繼《經學歷史》之後進壹步闡明“六經大旨”的概論性著作，目的也是為初學者指出治經門徑。全書以經分卷，集中闡述了儒家各經的撰著、內容和流傳方面的特點以及後代研究的得失。此外，皮錫瑞還著有《春秋講義》、《王制箋》和《師伏堂筆記》、《師伏堂詩草》和《師伏堂駢文》等。他的駢文在當時頗有聲名，不少作品被王先謙選人《驕文類纂》中。
皮錫瑞壹生以兩件事為要務，壹是撰述，二是教學。早在1890年（光緒十六年）他應邀任桂陽龍洲書院講席，1892年又主講南昌經訓書院，長達7年。他“培植人才；開通風氣，及門弟子科第既盛，又多通達時務”。1903年再任湖南高等學堂師範館倫理經史講席。此後他又先擔任湖南善化小學堂、高等學堂及附屬師範館的監督、講師等職。因而他又是近代長沙壹位名聲卓著的大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