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子》：晉傅元撰。玄字休奕，北地人。官至司隸校尉，封鶉觚子。《晉書·本傳》稱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別，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元初作內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惟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其為當時所重如此。
回答者：左左·右右 - 試用期 壹級 2-24 02:37
傅玄
回答者：answeriori - 初學弟子 壹級 2-24 11:03
傅玄，字休奕，公元217年生於北地郡宜陽，即今銅川市耀縣。出身於官宦家庭，是西晉初年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幼時，父被罷官，同逃難河南，“專心誦學”。“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清高、孤賞、不落俗塵，同情農民。舉秀才後，選為著作史，“撰集魏書”。再遷弘農太守。精心政務，忠於職守，數次上書，陳說治國之策，指出弊端。因政見超眾，奏章明析，封鶉觚男”。
晉武帝即位，進傅玄“爵為子，加附馬都尉”，與散騎常侍皇甫陶***掌“諫職”。傅玄以銳敏的眼光，提出在階級、民族矛盾的實際情況下，應以“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征不恪”。武帝贊同後，化針對晉社會依靠氏族，封官許願，任人唯親唯勢，機構龐雜的情況，提出要以才錄官，考察官員政績，減少機構，使宦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又針對農業衰敗，棄農商，富豪子弟遊手好閑，不學無術的情況，提出“尊儒尚學，貴農商賤”。武帝甚悅，拜為“侍中”，成為近臣。
傅玄
公元268年，傅玄最有名的“五條政見”，針對當時水旱災的情況，表達了他重農愛民的政治主張及反對“天命”的唯物觀點，晉武帝十分贊許地說：“所陳五事，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雙安邊禦胡政事猛寬之宜，申省周備，壹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信急務也”。乃下令按“五事”辦理，並加傅玄為太仆。
傅玄壹生，喜愛讀書、寫書。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四部、六錄，壹百四十卷，數十萬言。與文集百卷全為壹書，起名《傅子》，刊行於世。文辭之美，深為世人所贊，足可以與《楊子》、《墨子》、《孫子》、《孟子》齊名。278年，卒於家中，年62歲，謚號“剛”，追封“清泉侯”。
參考資料：
回答者：森林木CC - 舉人 四級 2-24 18:53
傅玄
傅玄 (217～278) ，字休奕，西晉北地泥陽(今陜西耀縣南)人。曾任西晉禦史中丞、司隸校尉等監察官吏,敢於“奏劾”,“貴遊懾伏”。著有《傅子》120卷，已散佚，今有輯本4卷。傅玄基本上繼承了漢代董仲舒、《白虎通》以來德主刑輔的思想，認為“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他強調治國在於“貴教”,認為“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
但傅玄比較重視法律的作用，宣稱“治國有二柄：壹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他所說的“賞”，首先是指對“修行崇德”者即符合儒家道德標準的人行賞。他強調賞罰二者缺壹不可， “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他甚至說：“禮法殊途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傅玄主張認真遵守法律，反對憑個人好惡判案。他說：“釋法任情，□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素以禦奔馬”，是十分危險的。他強調賞罰應不論身份、等級，“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於境內，放長蛇於左右也”。這是對曹魏以來在法律中規定的儒家八議制度的否定。傅玄贊賞曹魏王朝的河南尹傅嘏審案不行刑訊，同時積極擁護恢復肉刑的倡議，認為肉刑可使犯人“終身懲”，有利於穩定社會秩序，他說“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不妨礙勞動力的增殖。這也符合西晉“土廣人稀”的需要。他說:“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茍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
傅玄的教育思想
壹、生平與教育活動
傅玄(217—278年)，字休奕，北地泥陽(今陜西耀縣)人。為躲避戰亂，舉家遷於河內。玄博通眾學，善於文詞，精通樂律。魏時他曾為弘農太守兼典農校尉，封鶉觚男。傅玄，性剛直，晉武帝時為諫議官，屢陳政見，要求重農輕商、尊儒尚學，以儒道為治國之本，深受重視。在西晉官至司隸校尉。
傅玄極力反對慕虛無與貴刑名的風氣，上疏力陳魏貴刑名、尚玄虛的危害，認為魏之風氣無異於亡秦之病復發，要求西晉改弦更張，提倡尊儒重教。傅玄有關教育與政治、經濟等關系的論述，頗有精當之處，是晉初的壹位教育理論家，教育規劃的首倡者。
傅玄的主要著作是《傅子》，現僅存24篇，它是研究傅玄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據。
二、論教育的地位與作用
傅玄從人性論與治國安邦兩方面論述教育的地位與作用。
在人性的問題上，傅玄不贊成孟軻的“性善論”，也不同意荀況的“性惡論”，而是認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即所謂“好善尚德之性”，又有惡的因素，即所謂“貪榮重利之性”，有善有惡，才是人性的完整涵義。人性中不論是善的因素，還是惡的因素，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可變性是人性的最大特點。教育對人性的作用則表現在因善與攻惡兩方面，教育就是揚善抑惡的日長日消的過程。而且，教育的功能遠大於環境的影響。人在接受教育後，就能為道義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傅玄又認為，為防止教育過程發生偏差，確立壹定的法度是必要的，只有以教育為主導，以法度為調節因素，教育才能達到教育者所要求的目標。
從治國安邦的角度，教育的地位與作用亦不可小看。傅玄繼承德威並舉的政治思想，認為治國應備有兩手，壹為賞，二為罰，“只有德威相濟，兩手並舉，方能“使其民可教可制”。但在德威兩者之間，又應以德治為主，必須弘揚德教。通過教育，養成禮義之德，最終才能達到上安下順、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他把教育看成政治的壹部分，是統治的輔助手段，這種觀點與傳統的“化民成俗”的儒家思想是完全壹致的。
三、論學校教育
振興國家，人才是關鍵，而人才的造就主要得力於學校。傅玄列舉了九種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即：德才、理才、政才、學才、武才、農才、工才、商才、辯才，這些統治人才的培養都應成為學校教育的目標。然而不論何種人才，都必須以崇德修行為先，否則，“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劍，何所用之”。而道德的養成，要依靠學校教育來達到，“宣德教者，莫明乎學”。但是自東漢末年以來，學校衰廢，儒學為人所鄙，魏時玄風興起。傅玄對此現象深為不滿，要求晉武帝整頓綱維時，應該以尊儒尚學為首務，學校以儒學教育為首位。他說：“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可見，傅玄的目的在於復興儒學。值得壹提的是，傅玄把尊儒尚學與貴農賤商同樣看成事業之要務，振興教育與發展農業相協調，同是治國要策中不可分割的兩部分，這與拋開經濟的發展，而壹味侈談發展教育是不同的。
傅玄認為既以儒學為治國之道，就應註重傳授儒家經典為主的學校教育，尊重儒者，以儒業為貴，嚴格選拔好儒之士入學受教，慎重聘用學官。只有以“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為急務，才能振興衰弱已久的學校教育。
四、論道德教育
傅玄在道德教育的方法與原則方面，強調“內省法”，註重自我修養的必要性。他認為修心是修養的關鍵，因為心乃神明之主，萬理之統，有正心必有正德，所以立德的根本在於正心。所謂正心，即以儒道正己，使忠正仁理等時刻存於心中。在傅玄看來，壹個人只有自正心開始，才，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古之君子欲修身治人，必先正心。因此，傅玄反復強調修養只在求之於心而已。如其心正於內，則不論外界如何變化，都能保其心性而不迷惘。
值得註意的是，傅玄認為道德教育必須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經濟的發展能促進道德的培養。這種觀點與他的政治、經濟主張是壹致的。經濟決定論在當時有著積極的意義。
傅玄認為既以儒學為治國之道，就應註重傳授儒家經典為主的學校教育，尊重儒者，以儒作為壹位純粹的儒者，傅玄能註意從經濟的角度研究教育的發展，在當時是很有積極意義的。由於傅玄所處地位顯赫，他的主張對晉初經濟的繁榮、文教的發達是有影響的。但是隨著晉統治的腐朽，玄風的盛行，傅玄大部分主張只作為壹種良好的願望留於史上。
回答者：shui_jun_ - 門吏 二級 2-26 08:18
傅玄
回答者：我是齊整 - 試用期 壹級 2-26 13:28
傅玄
《傅子》：晉傅元撰。玄字休奕，北地人。官至司隸校尉，封鶉觚子。《晉書·本傳》稱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別，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元初作內篇成，以示司空王沈。
回答者：kuanhao999 - 試用期 壹級 2-28 13:49
慶陽地區古稱北豳，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壹。在很早以前，周人就在此建治。秦始皇統壹六國，始治郡縣，慶陽地區乃為北地郡。在這塊黃土地上曾經出現過許多優秀的歷史文化名人。東漢大哲學家王符，被稱為“後漢三賢”之壹，其著《潛夫論》流傳深遠。明代著名文學家李夢陽，被譽為明“前七子”之首，其書《空洞集》影響深廣，他們都在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而魏晉之時的傅玄也是其中之壹，他的不朽之著《傅子》及其樂府詩賦，同樣在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晉書·傅玄傳》稱，“傅玄，字體奕，北地泥陽(即今甘肅寧縣)人也。”雖為“顯貴”，然著述不廢，著作甚富。其“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並文集百余卷行於世。”備受時人及後人壹致稱贊。唐房玄齡撰《晉書》借晉司空王沈之言稱道：《傅子》所論，“言富理濟，經倫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將其與孟子、荀子並駕齊驅。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說：《傅子》所言“皆關切治道，闡啟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遜之”。將其學術地位提高到王充《論衡》及仲長統《昌言》之上。正因為如此，晉武帝曾有詔說：傅玄“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禦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壹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甚至就連清乾隆皇帝也稱贊傅玄《傅子》“制事有良方。”然而，自南北朝以降，傅玄《傅子》散失甚多。所以，《唐書·經籍誌》，《宋史·藝文誌》及《崇文總目》等史書對傅玄《傅子》的記述都遠不及《晉書·傅玄傳》所言之數。直到清代，才有人開始對傅玄《傅子》的殘篇搜集整理。清人嚴可均在數十年間花費很大氣力，從《太平禦覽》、《北堂書鈔》、《初學論》、《藝文類聚》、《群書治要》、《意林》等文獻中鉤稽出傅玄《傅子》殘篇六卷，編入他所校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壹書之中，前兩卷為詩賦，後四卷即《傅子》。所輯較完整的政論二十余篇，史評史料數十條，才是傅玄《傅子》有了壹個比較完備的文本。
《晉書·傅玄傳》說傅玄死時“六十二歲”，未明其生卒之具體時間。據已故學者陸侃如先生考證，傅玄當生於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卒於西晉武帝鹹寧四年（公元278年），是壹位魏晉之際的歷史人物。《晉書·傅玄傳》言“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魏齊王芳正始初年，年僅二十出頭的他就被州裏舉為秀才。正始六年選入著作，與著名“竹林七賢”之壹的阮籍***撰《魏書》。後任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曹魏末年，司馬昭設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被封為鶉觚男爵，任晉王司馬炎的散騎常侍。晉武帝時，晉為子爵，加附馬都尉，官歷禦史中丞、太仆、司隸校尉等。可見，傅玄壹生大部分時間生活於曹魏時代，入晉步入“顯貴”之後只僅活了十二年就死了。但他仕數朝、官六卿，對魏晉之際特別是晉初所面臨的社會矛盾卻了如指掌，明察秋毫。因而，為維護西晉王朝的長治久安曾提出過諸多切合時宜的建議和主張。諸如傅玄提出“國以民為本”。他認為欲求國治，必先安民。欲求安民，必先富民。在他看來，“民富則安，貧則危。”“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饑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而富民之要則在於“上息欲”。他說：“上欲無節，眾下肆情，淫侈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故“不息欲於上，而欲使下之安靜，此猶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雕廢者難矣。”為此，他明確告誡為治者，“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為治之要乎。”又如傅玄認為“治國有二柄，壹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之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為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所以，他說“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故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若“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治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治者，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提出了德威相濟、禮法並用的為治方略。再如傅玄倡導“國以賢興。”他說：“賢者，聖人所與***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又說：“君不獨興，必有良臣。”“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充分肯定了賢能之士對於國家興旺發達的重要作用。正是基於這壹看法，他對魏晉時代世家貴族嫉賢棄能，以世族門弟取人，而又口口聲聲“稱古多賢，患世無人”的九品中正制度提出批評：“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為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而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真可謂見地深刻，壹針見血。正因為如此，傅玄及其《傅子》備受歷代政治家和學者們的壹致推崇。唐初諫儀大夫魏征為了給唐太宗提供“先王得失”之借鑒而編纂的《群書治安》就大量收錄了傅玄《傅子》的政論和史論。中唐馬總以旨在“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必文之緒”而編纂的《意林》，又再次選錄傅玄《傅子》的大量政論，可以想見，唐代統治思想中必然滲透著傅玄的為治思想，傅玄的為治思想是唐統治者選擇其為治之術的思想來源之壹。由於唐統治者對傅玄《傅子》的推崇，唐以後歷代官家私家藏書均有對傅玄《傅子》的抄錄和引述。《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以及《唐書·經籍誌》、《宋史·藝文誌》、《崇文總目》等典籍和史書中均有傅玄《傅子》的篇章或記述。可以說，傅玄及其《傅子》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
傅玄《傅子》及其思想在中國哲學史，文學史和經濟史上亦有其重要地位。在哲學上，傅玄基本上傾向於樸素唯物主義。他認為“元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基本元素。他說：“浩浩元氣，遐載太清，五行流邁，日月伐征，隨時變化，庶物乃成。”又說：“昔在渾成時，兩儀尚未分，陽升垂清景，陰降興浮雲，中和合氛氳，萬物各異群。”以“元氣”始分陰陽說明自然宇宙萬物的生成和演化，發展了漢以來元氣壹元論的宇宙論，開了魏晉南北朝神滅論的先河。在文學創作上，傅玄著力於漢以來樂府歌辭的創作。樂府詩作為壹種新的文學樣式，其創作在傅玄之前還是非常有限的。今存漢樂府詩歌僅有三四十首。到了魏晉時代，盡管被傅玄早壹輩的曹氏父子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終生傾力於樂府歌辭的創作，但今存的樂府詩，三曹合計也不及百篇。與傅玄同時代的阮籍沒有樂府詩傳世，嵇康也只有少量的樂府詩。比傅玄晚壹輩的張華也只有十多首，陸機也不過四十來首。而據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收錄傅玄樂府詩八十余首和清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收錄傅玄樂府詩壹百二十多首來看，傅玄是今存樂府詩創作數量最多的壹位樂府詩人。所以，清沈德潛輯《古詩源》評論說“休奕詩，聰穎處時帶累句，大約長於樂府”。劉勰《文心雕龍·樂府》更謂：“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立稚歌，以詠祖宗”。在經濟思想方面。傅玄以民為本的分民定業論，以客觀需要決定稅賦的財政論，以提倡節儉，反對浪費的消費論，以重視農業，強調興修水利的農業生產論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看出，傅玄是以其卓越的才華稱著於魏晉，是魏晉時代壹位傑出政論家、思想家和文學家。
傅玄及其《傅子》的思想屬性，盡管《晉書·傅玄傳》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壹再稱其“存重儒教”，“尊貴儒學”，“闡啟儒風”。而事實上並非純儒，在他的思想中表現出了明顯的雜家傾向。他倡導儒學禮樂的教化作用，見其思想中儒學禮教占重要地位；他註意刑法，倡導德威相濟，禮法並用，無疑受到漢代陸賈、賈誼、董仲舒的思想影響；他強調觀行重事，主張考績，又可窺見先秦荀子、漢代王充的思想痕跡；他關於元氣始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似乎同東漢王符有其壹定聯系。而且《周易》之學、黃老思想均在傅玄《傅子》中有所表現。因此，博采眾家之說，兼融並蓄，自成壹家之言；論學致力於經世濟民，論政力切時弊，無空疏浮泛之辭乃傅玄及其《傅子》的基本特征。從《傅子》的文風來看，樸實無華，義理雅正，雄辨有力，流暢通曉，邏輯嚴緊，尤其辨風是傅玄《傅子》的重要風格。從文章的表現手法來看，引物連類，論事以喻，以近及遠，以微闡幽是傅玄《傅子》的重要特點。他勤奮好學，剛正不阿，關心生產，註重人才，同情人民的疾苦，重視國家的統壹等思想和品格，以至於在今天，仍然對於我們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傅玄其人其書及其思想，自古及今，受到人們的普遍關註。在歷史上唐房玄齡撰《晉書》首立《傅玄傳》，開了歷史上傅玄研究的先例。房氏的《傅玄傳》全面介紹了傅玄其人及其事跡和學說，為人們認識和了解傅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房玄齡是歷史上傅玄研究的第壹人。與房氏同時代的魏征編纂的《群書治要》，首開了後世歷代官家私家藏書抄錄引述傅玄《傅子》的先風。清《四庫全書》更認為傅玄《傅子》的學術成就遠遠超出他同時代的所有學者，就連漢代王充的《論衡》和仲長統的《昌言》也不能與之相比。盡管其說未必妥當，但由於突出了傅玄及其《傅子》，這就引起了人們對於傅玄的關註。清人嚴可均編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從浩如煙海的典籍和文獻中輯錄傅玄《傅子》四卷，詩賦二卷以及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清丁福保《全漢三國魏晉南北朝詩》、清沈德潛《古詩源》均為人們認識了解和研究傅玄及其思想保存了珍貴的文本。當然，事實求是的講，對傅玄及其思想的研究是從新中國建立以後才開始的。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半個世紀當中，傅玄研究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據現有資料看，僅有《傅玄秦女休行本事考》壹文見於《經世季刊》二卷三期外，我們還再找不到有關傅玄研究的只言片語。新中國成立以後，學術界壹些老前輩諸如侯外廬、胡寄窗、遊國恩等先生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把傅玄納入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之系統，進行了科學的研究和評論，揭開了傅玄研究的序幕，開拓了傅玄研究的領域。
1950年，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出版，該書第二卷第十八章第三節“魏晉佛老思想的分野與儒道兩家神滅思想的興起”中以“傅玄—楊泉的學派及其神滅論思想”為標題，介紹了傅玄的哲學思想。該書說道：“南北朝時期，反佛的神滅論者，多是與道家混合了的，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科學精神的儒家，這種學風實由傅楊開其端緒”。1957年《中國思想通史》修訂再版，其第三卷第八章第三節“魏晉佛老思想的融合與分野，儒道兩家神滅思想的興起”中再以“傅玄—楊泉的學派及其神滅論思想”為標題，明確提出傅玄是唯物主義者。該書言道：“傅楊的‘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氣也。’‘九州之外皆水也’的觀點能吸收當時自然科學成果來說明宇宙，既不陷於虛無飄渺的玄想，也沒有附加神秘的內容，這正表明他們是唯物主義者。”並說：“在佛教與老莊的神學思想盛行的時代，能夠保存進步神滅論的遺產，自屬難能可貴。”肯定了傅玄在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1966年，胡寄窗先生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出版，該書第二卷第七章“公元第三、第四世紀的經濟思想”的第二節以“傅玄的經濟思想”為標題，從“分民定業”，“財政觀點”，“農業問題”，“貨幣概念”等方面全面論述了傅玄的經濟思想，並評論說：“傅玄的經濟思想，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要算接觸面比較廣闊的。”肯定了傅玄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1963年，遊國恩先生的《中國文學史》出版，該書第三編“魏晉南北朝文學”第二章“西晉文學”第壹節以“傅玄張華”為標題，介紹了傅玄的文學思想及其影響。遊國恩先生說，“傅玄以樂府詩見長。……壹部分樂府詩卻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傳統，反映了社會問題，具有現實意義。……其中尤以反映婦女問題的作品為最突出。……頗有漢魏風骨。”“傅玄的壹些描寫愛情的小詩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傅玄的這壹類詩善用比興，構思新巧，語言情深，清麗可喜。”肯定了傅玄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學術界前輩拓荒性研究的基礎上，1961年6月23日《甘肅日報》發表署名蘇豐、江夏的《晉初詩人傅玄》的專題文章，這是建國以來傅玄研究見諸於報刊的唯壹壹篇專論。1963年，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史專家，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文史》第三輯上發表題為《＜物理論＞與＜傅子＞是否“壹家之學”》的專論，首次對侯外廬先生的“傅楊學派”提出爭鳴。張先生認為，“楊泉的《物理論》與傅玄的《傅子》本來是不相幹的，二家思想也是涇渭有別的。”他根據清人嚴可均與葉德輝的考證，指出“沒有什麽理由認為二書是不清楚的。”強調“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來認定楊泉的學說和傅玄的學說是壹家之學。”這是建國以來國內傅玄研究公開見於學術刊物的第壹篇爭鳴文章。改革開放以來，傅玄及其思想研究進入了壹個新的時期。1979年，趙光勇先生在《陜西師大學報》第二期發表《傅玄論》；1980年，穆長青先生在《甘肅文藝》第十壹期發表《傅玄》；1981年，魏明安先生在《甘肅師大學報》第二期發表《傅玄是太康作家嗎》；1984年，穆紀元先生在《甘肅社會科學》第五期發表《傅玄的美學思想》；同年，趙以武先生在《甘肅社會科學》第二期發表《論傅玄的樂府詩》；1992年，高新民先生在《慶陽師專學報》連續發表《傅玄及其“傅子” 》、《傅玄<傅子>的寫作時代及其思想辨析》、《論傅玄的政治思想》等；劉治立先生先後在《史學研究》1998年第2期發表《傅玄及其史學》、在《成都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發表《＜傅子＞與＜三演義＞》、在《洛陽師院學報》2000年第3期發表《傅玄與魏征合論》、在《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發表《傅玄教育觀評析》、在《固原師專學報》2001年第5期發表《傅玄作品中的易理》、在《天水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發表《傅玄的以德治國思想》、在《史學論叢》第10輯發表《清代學者的＜傅子＞研究》；2003年，辛誌鳳先生在《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發表《傅玄及其<傅子>》。繼而，蘭州大學教授魏明安先生的《傅玄評傳》1996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隴東學院教授高新民先生的《傅玄思想研究》1996年由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隴東學院副教授劉治立先生的《傅玄<傅子>今註今譯》也將在近期出版。至此，可以說，傅玄研究日趨活躍，呈現出了令人可喜的局面。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解放以後，為了繼承和弘揚我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產，中華出局將傅玄《傅子》中的《馬先生傳》選入《中華活頁文選》，並作評價。後又壹度將其選入高中語文教材。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著名文學家大辭典》，比較詳盡的介紹了傅玄的生平、事跡及其著述。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已故學者陸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學系年》，對傅玄的生平進行了系統考證。同時，新版《辭海》哲學分冊和文字分冊均收有傅玄辭條。而且，近年來慶陽地區也編輯出版過許多普及性讀物，其中也多次提到傅玄和他的《傅子》等等。這就為人們認識和了解傅玄提供了廣闊的渠道，知道傅玄名字的人越來越多，讀其書想其人的讀者日益增長。
我們相信，隨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深入發展，隨著西部大開發和慶陽大發展，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必將取得新的成果。慶陽的騰飛與發展必將為傅玄及其《傅子》的研究創造新的機遇，而傅玄及其《傅子》的研究亦必將為慶陽的文化繁榮增添新的亮點,我們應該讀讀.謝謝!
地位。卒後被追封為清泉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