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詩經》研究差不多，屈學研究兩千年來壹直是先賢們競相涉足的顯學，研究成果可辟壹個小小圖書室。且不說賈誼、劉安、司馬遷、班固、揚雄、王逸等兩漢時期的屈學開創者；也不說宋代以降的洪興祖、朱熹、黃文煥、王夫之、林雲銘、將驥、鄒漢勛、陳湯王、戴震、胡文英等屈學大師；僅就近現代的梁啟超、劉師培、郭沫若、朱自清、聞壹多、錢穆、遊國恩、姜亮夫、林庚、陸侃如、劉永濟、蔣天樞、湯炳正等前輩的研究成就，便足以使人望而卻步了。所以筆者常想，盡管屈學領域還有不少千年之迷等待破譯，但我們這些解放後成長起來的、沒有舊學根基的晚輩，要想再有較大突破，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地下有重大發現。最近有機會搜集研讀了90年代以來有關屈學研究的論文、論著，其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的趙逵夫先生著的《屈原和他的時代》壹書，卻大大動搖了筆者以前的想法。本書不但有諸多新建樹，而且還“獲得了歷史性的結論”（湯炳正《序》），代表了屈學研究的最新水平。而其作者，則是80年代初培養出來的研究生。作者在《前言》中自述道，他下決心研究屈原的原始動因是1981年從中國社科院《文學動態》雜誌上讀到了有關日本學者否定屈原的介紹。所以，該書雖沒有壹篇直接駁難“屈原否定論”的商榷文字，但各篇都側重在對屈原生平及所處時代具體問題的考辨上，每篇文章都實實在在地解決或便於解決壹些學術盲點和疑點。這其實就是對“屈原否定論”的間接回答。“屈原否定論”僅僅是導致作者傾心屈原研究的原始誘因，並非其從事該項研究的出發點和預定目標，壹個個具體問題的深入考辨，最終還是為了對屈原作出全面、客觀、符合歷史本來面目的評價。所以，該書並不是壹部瑣碎散亂的“屈原問題考辨集”，更非壹部僅限於回答屈原是否存在的“問題考辨集”，而是壹部以論文集形式出現的自成體系、自成架構的論著。它在屈原生平和所處時代兩大主題交匯的座標下，大體按時代順序對屈原的世系、行蹤、思想、主張、創作、交遊及當時的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作了立體式考察。作者稱他在本書寫作過程中作了兩方面的努力，“壹方面是發掘、發現新材料，尋找更多的科學依據；壹方面是面對目前所獲得的已知條件，使所得的結論能上下左右貫通無礙”（《前言》）。筆者以為，該書的學術價值確實主要體現在這兩個方面。盡管這兩方面很難割裂，常常同時表現在同壹篇文章中，但就壹些重點文章的價值取向看，還是各有側重的。所謂新材料、新依據的發現，壹是指地下出土、館藏塵封、散落民間的先秦原始資料的發現；二是指從現有先秦原始資料中發現其新的史料價值。《屈原和他的時代》壹書主要指後者。在這方面，《〈戰國策·張儀相秦謂昭睢章〉發微》（簡稱《發微》）和《〈戰國策〉中有關屈原初任左徒時的壹段史料》（簡稱《史料》）兩文最具代表性。“屈原否定論”之所以能從清末民初的廖平、胡適壹直綿延到六十年代以來日本的某些學者，甚至被鈴木修次、白川靜等寫進日本大學教材，並產生壹定影響，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先秦史料中沒有關於屈原的記載，因此，能從先秦史料中發現有關屈原的記載，問題也就不解而解了。《發微》和《史料》兩文便承擔了此項重任。《發微》壹文將系於楚懷王十八年（前311）的《戰國策·張儀相秦謂昭睢章》校勘糾謬後，與《史記》的《屈原列傳》、《楚世家》兩文中記載該年事件的文字進行了對比研究，經過多方精密考證，判定《戰國策·張儀相秦謂昭睢章》中所記秦以楚驅逐昭滑、陳軫為條件方割漢中地與楚議和的情節，就是《史記》兩文中所記“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情節前面略去的開頭部分，《戰國策》和《史記》所記的是同壹個完整事件的前後兩半。而《戰國策》中那位聽到秦要楚驅逐昭滑的消息後，便請昭滑引自己面見楚王，要求出使齊國，恢復齊楚邦交的“有人”，就是《史記》兩文所記事件後半情節中出使齊國的屈原，並且只能是屈原。至於《戰國策》為何不像《史記》壹樣直接稱“屈原”而稱“有人”，是由這部書的性質決定的。據《戰國縱橫家書》所反映《戰國策》成書情況看，該書在收錄上書、書信時，前面壹般不註主名，而該章中“有人”那段對形勢作精辟分析的文字，正是屈原給昭滑的壹封信，它和《史記》中屈原對形勢的看法亦完全吻合。《史料》壹文，在對《戰國策·孟嘗君出行五國章》精心校勘的基礎上，考辨否定了林春溥、黃式、繆文遠、顧觀光等人的系年結論，將其重系於楚懷王十壹年（前318）。系年的重新確定，直接關系到對該章事件本質的把握。此前壹年，山東六國聯盟形成，楚為縱長。孟嘗君的五國之行即為鞏固聯盟工作的壹部分，楚乃其出行的第壹站，楚王贈孟嘗君象牙床，乃為討好各國執政來訪者，以鞏固其縱長地位。本文利用另壹論文關於“登徒”與“左徒”關系的考訂成果，判定《孟嘗君出行五國章》中那位力勸孟嘗君拒受象牙床的“郢之登徒”，就是時初任左徒之職的屈原。屈原這樣做的目的，是怕孟嘗君受重禮而敗壞形象，進而影響六國合縱抗秦大計。《發微》和《史料》是迄今筆者所見到的屈學界僅有的兩篇從先秦史料中發現記載屈原活動的論文，它的“發微闡幽，開顯千古之秘”，使“屈原否定論”的依據失去了存在前提，“完全沒有重提的必要了”（見《文史知識》1994年2期7頁，分別為日本德島大學竹治貞夫教授和美國華盛頓大學康達維教授對兩文評語）。如果說《戰國策》中兩段史料的發現，為屈原的存在找到了鐵證的話，那麽《屈原先世與?王熊伯庸》壹文則因從《世本》中發現了另壹則新材料，而為屈原的家世及屈原與《離騷》的關系找到了鐵證。歷來都以為屈氏出於屈瑕，因其封於“屈”而以地名為氏；同時，因王逸釋《離騷》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中的“伯庸”為屈原父名，人們也就相沿作如是解了。然本書從《史記·楚世家》三家註《索隱》中發現了壹則不為常人留意的重要材料：“《世本》康作庸。”便以此為突破口展開了全面探索。按《世本》所載，西周末年楚熊渠長子之名當為“庸”，依古人在字前加伯、仲、叔、季之例，應即：“伯庸。”《史記·楚世家》作“熊毋康”，《帝系》作“無康”，古無輕唇音，“毋”、“無”又皆在魚部，“伯”在鐸部，平入相轉，則“毋”、“無”皆“伯”之假借。“庸”“康”形近易混，且“庸康聲類同，古多通用”（孫怡讓語），說明“庸”誤為“康”。故“毋康”、“無康”，實即“伯庸”。熊渠滅庸國而封其長子在庸（今湖北竹山）以北的漢水邊上，並以“庸”名其長子以旌其功；後又伐楊越，封少子疵為越章王；後兵至於鄂，封中子紅為鄂王，即為“三王”。又，據《漢書·地理誌》等書，甲水流入漢水後的壹段，先秦時楚人亦稱之為甲水。因伯庸被封於甲水邊上，故其後以“甲”為氏，“甲”、“屈”皆見紐字，“甲”借為“屈”，雙聲假借。《莊子》中稱屈氏為甲氏，原因亦正在此。又，學術界雖稱屈氏出於屈瑕，史料無證，亦無人考出“屈”在何處；稱“伯庸”為屈父，史料亦無壹絲痕跡。又，“皇考”當釋作“太祖”，不釋作“父”；太祖，即受姓之祖。可見“皇考曰伯庸”這句話的意思是：《離騷》作者的太祖就是楚三王之壹的熊伯庸。熊伯庸即甲伯庸，甲伯庸即屈伯庸，屈伯庸乃屈氏之始，作為其後代的《離騷》作者姓屈自是必然的了；以作品內容對照屈氏中人，著作權則非屈原莫屬。屈原作品中壹再稱道“三王”、“三後”的原因也豁然明白了。這壹“歷史性結論”曾使國內外屈學前輩們“深為感佩”（湯炳正《序》）。在此基礎上，《屈氏世系與屈原思想的形成》壹文又對春秋戰國時期屈氏世系及各人物的關系作了細致考稽與勾勒，發現了不少新材料，因而增補了很多新人物。如據屈子赤角?銘文，廓清了屈禦寇與屈公子朱的父子關系；據《戰國策·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淮南子·修務》、《困學紀聞》等材料，補入了人皆未知的屈氏英雄屈大心；據《說苑·臣術》、《渚宮舊事》等補入了少為人註意的屈春；據《說苑·指武》、《淮南子·道應》等增補了頗有民本思想的屈原祖父屈宜臼等。將前代學者所勾勒的十余代世系加密到二十余代，其用功之勤可見壹斑。和以上諸文從常見史料中發現新證據不同，《左徒·征尹·行人·辭賦》壹文則主要充分利用了地下出土的新資料，為壹直撲朔迷離的左徒壹職的職掌揭開了最後壹層面紗。左徒是屈原壹生的主要任職，考察其職掌關系到屈原生平中許多問題的研究，然因楚文化的特殊及資料的不足，自唐張守節以來，歷代大師都只能含糊其辭，不敢定論。該文在隨縣曾侯乙墓出土“左墾升徒”、“右墾升徒”資料及湯炳正先生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又在50年代出土春秋時楚人銅器銘文中發現了“右征尹”官名，確定“左墾升徒”、“右墾升徒”是戰國時的叫法，“左征尹”、“右征尹”是春秋時的叫法，戰國時古籍中統稱為“登徒”即中原國家之“行人”。《周禮》中“大行人”、“小行人”大體與楚人“左墾升（登）徒”（簡稱左徒）、“右墾升（登）徒”（簡稱右徒）相對應。左徒，即負責國家外交事務中重大事務的大夫。又用《左傳》等書關於行人職守、特長的記載，說明屈原幾種能力特長之間的關系及《史記》本傳對屈原“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記載的根據。這篇文章大體廓清了左徒壹職的職掌、流變、對執撐者素質的要求、左右徒之間的關系以及中原國家的相應官職等諸多問題。另外，《屈原未放逐漢北說質疑與放逐漢北的新證》壹文，還從地下出土的長沙馬王堆帛書《相馬經》中發現了楚地有“南山”的記載，印證屈原作品《抽思》，為判定屈原確曾流放過漢北增補了新證。筆者以為，本書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已知條件，壹是指已發現的現有先秦原始資料；二是指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書在運用這些條件創立貫通無礙的新結論方面，確實成績驚人，前面介紹其善於發現新資料時已有涉及。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漢北雲楚與屈原被放漢北任“掌夢”之職考》（簡稱《掌夢》）、《〈哀郢〉釋疑並探屈原的壹段行蹤》（簡稱《釋疑》）、《屈原在江南的行蹤與卒年》（簡稱《卒年》）三文。《掌夢》壹文，考察的是懷王時期屈原被放逐漢北的行蹤問題。該文先後征引了包括正史、野史、地下出土資料、歷代文人文學創作、今人歷史地理研究成果等在內的四十余種典籍，結合當時楚國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民俗心理、語言習慣和屈原作品及歷史遺跡，進行了篦發式考辨，終於使學術界頻頻蹙額、言人人殊的諸多問題有了壹個令人滿意的說法：戰國時楚人所謂“江南”、“漢北”皆以楚郢都（今湖北江陵）為中心言之；屈原在懷王二十四五年放逐漢北，其地即春秋戰國時漢北雲夢，在漢水下遊的北面（相當於今鐘祥、京山、天門、應城、雲夢、漢川幾縣地盤），當時該地西部為丘陵、森林地帶，乃楚王遊獵區，東部為草莽沼澤地，乃屈原居所所在；屈原放逐此地任掌夢官，居住在其東部的雲阝（今雲夢縣），負責管理雲夢遊獵區及楚王遊獵事宜；壹次懷王田獵，突遇青凹兒而射之，楚俗，射青凹兒不祥，懷王因而受到驚嚇，故屈原作《招魂》招懷王之魂；屈原至懷王二十八年重被召回朝廷；屈賦中“北姑”即“北姑射之山”，在漢北西部；“倉浪之水”即春秋時代清發水，又名清水，亦即今氵員水，在漢北東；“廬江”即蘆江，亦漢北河流，以沿岸多蘆葦而得名；“南山”在漢北與郢都之間；“江潭”指漢江邊上水澤，非專名。我們不敢說本文的結論就是真理，然與已有結論相比，它們確實達到了“上下左右貫通無礙”的程度，大體上揭示了屈原生平中壹段重要經歷的真實情況，並啟示我們對放逐漢北之“放”的含義有了更確切的理解，是遷謫，而不是廢官放逐。《釋疑》壹文，探討的是頃襄王時期屈原被流放江南的行蹤問題。它雖是以索解《哀郢》壹文為突破口，不像上文涉及的知識面那麽廣，但因自漢代以來，人們對其中兩句的解釋眾說紛紜，莫衷壹是，故探索難度，不亞前文。關於兩句原文解釋，上句“過夏首而西浮兮”，王逸以來，約有七八種代表說法，或釋為從西浮而東行，或釋為人向東而心戀西，或混“夏首”為“夏口”；下句“上洞庭而下江”，說法更多，或含糊其詞，或為站在夏口向西望，湖在上江在下，或為南洞庭而北長江，或為順著洞庭入湘江，或為船頭向洞庭船尾向長江，有的還釋為或者上洞庭或者下長江，甚至還有人認為古時洞庭湖在長江北，故先入洞庭再下長江等，可謂千奇百怪，不壹而足。本文旁征博引，對以上諸說壹壹駁議，解上句為：由夏首順江東行，至湖口而西折入洞庭湖。夏首，乃夏水由長江分出之地；夏口，乃夏水與漢水合流入長江之處，二水相距甚遠。解下句為：出洞庭湖而順江東行。關於屈原被放之地“陵陽”，多以為即遠在江南範圍之外的今安徽陵陽。本文據《漢書·地理誌》、《山海經》、《水經註》及地下出土的《鄂郡啟節》考出，此“陵陽”乃江西省西部、廬水發源處西北面的另壹個“陵陽”。關於《哀郢》反映的事件背景，說法亦較多，本文考為秦怒取楚十五城，襄王元年（前298）初屈原離郢事。歸納以上結論，本文勾勒屈原行蹤為：懷王拘秦，歲末，襄王即位（仍用懷王年號），秦怒其繼任而發兵攻楚，楚城連破難守之時，舊貴族遷罪屈原而自保，將其放逐江南之野，即沅湘領域。襄王元年初，屈原離郢，自夏首順江東行，至洞庭湖口而西折入湖漂泊，本擬至沅湘，後因秦兵勢猛，慮沅湘不保，故又出湖沿江東下，至彭蠡澤，又沿廬水西南行，二月份終達與洞庭沅湘流域—羅霄山脈之隔的江西西部陵陽。此勾勒，使學術界或以為屈原流放地在沅湘、或以為在安徽陵陽而又難於解說其中矛盾的難題終得解決，亦與屈原《九章》中反映的屈原行程完全吻合。與上文勾稽屈原行蹤的時間相銜接，《卒年》壹文，考證了屈原流放江南時由陵陽到沅湘之間的行蹤和最後三篇作品創作的時間、地點及卒年。關於屈原最後的作品《涉江》、《哀郢》、《懷沙》的創作時間，學術界分歧較大，清人林雲銘、屈復對《九章》中此三首作品次序作了如上調整，然以遊國恩、陸侃如為代表的壹批現代學者不同意，仍堅持《哀郢》、《涉江》、《懷沙》的排列次序。本文綜合辨析後確定為，屈原在陵陽留住不久，又原路返回，於秋末到鄂渚，初冬到漵浦，在此創作了《涉江》（前298），後留住此地；同時以鑿鑿之據證明《哀郢》既不可能為初離郢都（前298）時所作，亦不可能為九年後重返郢都之作，更不會是襄王三十或三十壹年（前269、268）屈原死後之作，只能是創《涉江》九年後回憶離郢悲涼情景時的創作；《懷沙》則作於襄王十六年（前283）從湘水上遊靠近資水上遊的地帶向北行進之時死前壹月左右的孟夏四月。關於屈原卒年，學者們多純從《哀郢》壹詩所反映的情況來推斷，又因對該詩前半部分反映事件及作時看法不壹，故致眾說紛紜，僅代表性說法就九種之多，最早和最晚者竟相差四十多年。本文則從人們熟悉的《屈原列傳》及各家註中發現問題，並參照《哀郢》，判定屈原當卒於襄王十年（前289）至十九年（前280）之間，然後詳細排列這十年間楚國發生的重大軍政事件，進而考定出他自沈於頃襄王十六年（前283），即頃襄王與秦昭王會於楚故都鄢郢不久。二王相會的消息雖不是屈原自殺的唯壹原因，但卻是他立即結束生命的導火線。這個時間結論，雖與九種說法之壹的姜亮夫先生的觀點不謀而合，而立論角度、使用證據、推論過程則全然不同，極富說服力。此外，《昭滑滅越與屈原統壹南方的政治主張》壹文，對屈原外交思想的開掘亦令人耳目壹新。人們習慣於用“聯齊抗秦”壹語概括屈原的外交思想，包括郭沫若也僅稱他“想以德政來讓楚國統壹中國，而反對秦國的力征經營。”（《屈原研究》）本文則從整個六國形勢和屈原任左徒前任左徒後，屈原在職之時與去職之時楚國對外政策的變化，又用以鄰為壑的規律結合秦滅巴、蜀的旁證，說明屈原的外交思想包括兩個方面：壹是聯合山東六國***同抗秦，以期遏制“虎狼之國”的發展，爭取時間；二是向東南、西南發展，以期先統壹南方，作為統壹全國的第壹步。屈原任左徒之後即改變同齊國爭奪泗上之戰略為“城廣陵”，備越國，與越先後五戰；屈原雖去左徒之職，而到懷王十八年恢復在君王面前發言權，即建議昭滑經營越國，五年而滅越。弄清了這些事實，就使我們對屈原外交思想有了更為具體而全面的認識，他的統壹全國的思想也就有了具體內容，而不只是壹個招牌。對《離騷》、《天問》、《大招》等作品的內容也就有了深層理解。《屈原的冠禮與早期任職》壹文的結論可信度亦很高。《橘頌》創作於何時，學術界多僅從作品風格推測，故終難確定。本文則將這篇《九章》中唯壹的四言之作與《儀禮·冠禮》和《孔子家語》所載《冠頌》相比較，三者不僅形式相同，內容相近，用詞亦雷同，《橘頌》甚至套用《士冠辭》的成句，從而確定為屈原二十歲時舉行冠禮後的明誌之作。該書在考訂重要問題時，還隨文解決了壹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問題，如《屈原列傳》開頭人們耳熟能詳的幾句話，“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人均釋後二句為上官大夫想奪過去看，屈原不給他看。本書則廣征史籍，解“奪”為“改”，解“與”為“同意”，釋二句為上官要求屈原修改其起草的限制貴族利益的某些法令內容，屈原不同意，故讒之。此解壹出，二人鬥爭性質深化壹層。又如，人多將史料中“鄢郢”二字分開解讀，致報怨史料不通，本書則合解“鄢郢”為楚故郢都，楚都屢遷，然皆稱“郢”，遷至何處，“郢”前則習慣加此處地名。去壹頓號，救活多則史料。再如，《張儀列傳》中記楚丹陽之敗後又復襲秦至藍田，胡三省註“藍田”為今陜西藍田，讀者對楚本來敗在長江流域卻忽又深入秦腹地大惑不解，本書則糾正為鄢郢南壹百華裏處另壹藍田，文意豁然。《張儀相秦說昭睢章》中為秦國傳話者和被秦想法逐出楚國朝廷者同為“昭睢”，因該材料自相矛盾而久被遺棄，本書則考出文中“睢”字有幾處當作“滑”字，傳話者乃親秦派人物昭睢，被逐者則抗秦派中堅昭滑。壹字之考，廢料派上大用場。此類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作為90年代屈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屈原和他的時代》壹書也有壹些可商榷處。從大的方面講，該書宏觀論述的創見和學術價值遜於具體問題探索的價值。如對屈原前人莫敖子華的研究，本書考辨出莫敖子華即沈尹章，否定了錢穆先生關於莫敖子華即子華子的觀點，考訂縝密，結論可信，然在論述莫敖子華不忠於壹家壹姓的愛國思想時，卻以嶽飛為反例，稱其“遠遠高於愚忠的嶽飛，更接近近代的民族主義者”（75頁），這就未免因偏愛而拔高了。再如，在闡述屈原改革思想時，對其具體的改革措施考訂很有成績，但在歸納其思想時將屈原歸為法家，也似嫌簡單化。從小的方面說，該書有些具體問題考辨，證據還嫌不足。如，作者引原始資料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後錄》，說明《資治通鑒》不錄以文立身者，又引司馬光《五哀詩》中稱贊屈原人格及楚辭成就的《屈平》詩，以此裁定《資治通鑒》不載屈原是司馬光把他視作了以文立身者，並非因其懷疑屈原的存在，說服力很強。然書作者又進而開掘了壹個司馬光“深埋心底而不肯道人”的新理由，即他怕改革家王安石以改革家屈原自比。盡管作者為二人的相似找了很多旁證，但仍不免有猜測之嫌，很可能委屈了司馬老先生。屈原能否稱得上改革家可以討論，但比屈原典型得多的改革家商鞅照樣走進《資治通鑒》，又作何解呢？屈原不入《資治通鑒》，恐怕還是被視為以文立身者且先秦缺乏有關他的史料之故吧。再如，在屈氏的世系中考屈蕩的曾孫亦作屈蕩，屈建的玄孫亦名屈建，僅以戰國無避諱之說為佐證，恐怕還難說服人，仍需進壹步尋找證據。也許筆者誤解了本書作者的原意，若然，則只能真誠懇求見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