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孔子的學說

孔子學說是儒家學說的開創學說。我說“開創學說”，是說孔子本人的學說並不包含我們現今所講的儒家學說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戰國時代儒家學說的全部。兩千多年前的韓非就說過：“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韓非子·顯學篇》）韓非是研究過孔子及孔門各家學說的，他的這個問題提得有道理。戰國時代幾個大儒，取舍已很不相同，如孟子取“仁”；荀子取“禮”；子夏居魏地，為魏文侯師，他是傳經大師，又和法家關系密切。看來，他們同是儒家。同傳孔子之學，但各有側重或創新。戰國以後就更是這樣了，像董仲舒、程朱陸王，他們的學說距孔子的原始儒學尤遠，盡管他們都自稱孔門嫡傳，都表示虔誠地拜在孔子的門下。 對原始儒學，即孔子本人的學說，現時代的人認識也不同。有人認為孔子是為奴隸說話，有人認為孔子是為封建立言。有人說孔子貴“仁”，有人說孔子重“禮”。有人把六經看做孔子的學說，有人不以為然，以為那不過是周的舊籍，如此等等。兩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無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釋不同。看來，不僅孔門後學難以考訂，就是孔子學說的有些內容也難以考訂。有些問題已經打了壹二千年的官司，恐怕還要繼續打下去。不過困難雖然有，我們還是要勉力來做這場官司的壹方。因為關於孔子的學說，剔去種種超時代的增飾，畢竟還有線索可尋。 研究孔子，根據什麽？無非是根據有關書籍記載和所處的時代。孔子十五誌於學，二十四歲葬母時就有門人幫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卻開始得較晚，根據周蔔官和史官積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經時已近七十歲了，修訂《春秋》是在他死前的兩年。有人說，六經即孔門儒學。六經為古籍古事，經孔子刪定，孔子當然是立意宣揚並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為珍貴的掌故文獻保存下來。《列子》記楊朱的話說：‘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征。周籍在平王東遷時丟失壹大部分，春秋時所剩無幾。加之，原來在王室掌管書籍的縉紳先生們這時多已離散，各自找飯吃去了。在這種情況下，孔子刪定六經，為我們民族保存了大批有價值的古文籍，實屬難能可貴。 現在我們研究孔子，主要根據四部書。壹是《春秋》。孔子用魯史官所記《春秋》，上起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凡242年。《春秋》這部書對於孔子來說與其他經書大不相同。孔子自命為“繼周者”，且自命為下壹代的“新王”。“新王”之禮就寄托在《春秋》裏面。孔子說：“吾誌在春秋。”孟子也曾轉述孔子的話：“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孔子在周道衰微時通過修《春秋》以撥亂反正，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是著作，也是著作。歷來人們公認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於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貶，使亂臣賊子懼。所謂“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婦、貴賤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就以春秋為最高標準。古代中國壹以貫之的宗法等級思想，以及奴隸制宗法等級思想與封建制宗法等級思想的壹致性，都充分地表現在《春秋》壹書裏。 二是《論語》。關於《論語》的流派尚有爭論，但壹般認為論語系戰國時孔子的再傳弟子（據說是曾子、有子的門人）編纂而成，非孔子親筆。康有為認為，《論語》雖出自孔門弟子之手，戰國時儒分為八，則難免“各尊所聞，各明壹義”，就難免有戰國儒者的壹些觀點摻雜其中。因此，《論語》尚不足以盡孔學的全貌。 三是《易經》據《史記》載，《易經》的壹些卦象辭、爻象辭是孔子親作。孔子的重要哲學思想反映在《易經》這部書裏。這裏附帶說壹下，《易》壹般認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後來郭沫若提出新說，認為《易》是戰國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四是孔子刪定的《儀禮》十七篇及其他禮學著作。孔子生前大聲疾呼以“復禮”為己任。孔子關於“禮”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說就是壹部禮學著作。《儀禮》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喪服禮》壹篇，孔子弟子蔔子夏特為之作傳，其中親親尊尊長幼男女有別那壹套規定得最具體清楚。此外，闡明孔子禮學的，還有漢時儒生所編的《禮記》壹書。此書有些篇目如《中庸》、《禮運》，記載孔子壹些言論，其價值不低於《論語》，可以補《論語》之不足，明《春秋》之未盡。 從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確實沒有專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再就是孔子後學追記下孔子的壹些語錄，片言只語在所難免。憑書籍研究孔子，由於根據不壹，理解各異，見仁見智，發生爭論是極正常的。因此，要研究孔子，弄清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