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起了什麽作用

胡適稱得上是中國新文學的“開山鼻祖”之壹 1917年2月,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壹文中提出文學改良的八項內容：“壹,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陳獨秀稱胡適的這篇文章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稍後,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胡適又提出：“壹時代有壹時代之文學”,“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1918年,他在《建設新文學革命論》中,又把所謂“八不主義”總為四條：“壹、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麽話,說什麽話；話怎麽說,就怎麽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麽時代的人,說什麽時代的話”.他強調,他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壹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胡適上述言論,概括起來只有壹個意思,就是對在中國延續了二千年的文言文說“不”.這是壹件很不容易很不輕松的事,它除了向傳統文化的載體——文言表述方式提出挑戰外,還要向其承載者——包括胡適自己在內的每壹個文化人的習慣勢力宣戰.常對別人講“說老實話,包妳有力量”的胡適,從其提出文學革命主張的壹刻起,就強調了“說妳自己的真心話”、“說老實話”的白話文主旨,為以新文學取代舊文學打開了缺口；對於開展文學革命和創建新文學,起了重要的倡導和推動作用.這也正是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主要貢獻.數千年來,中國通用的書面語沒有白話文的合法地位,只有與口語脫節的文言文才算正統.直到“五四”時期,經胡適的提出及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白話文的運用迅速增長,終於取代了文言文在書面表述上的支配地位,也開辟了現代中國文學的嶄新紀元. “五四”文學革命前後,胡適還身體力行地投入文學創作與評論的實踐之中.在文學理論方面,他陸續發表了《論短篇小說》、《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談新詩》等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了新文學與舊文學的區別,大力提倡新文學創作.在引進西方文學作品方面,他翻譯了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蔔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為國內的新文學創作提供精品借鑒.最為可貴的是,胡適壹馬當先,嘗試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他的幾首白話詩,這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壹批新詩.這些作品,雖然還留有舊詩的若幹痕跡,但采用自然音節和自由句式,開始打破傳統的詩歌格律,內容也表達了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傾向.正如他把它們結集時取名《嘗試集》所表明的,他為新詩創作進行了積極有益的“嘗試”.胡適又於1919年發表自稱為“遊戲的喜劇”的《終身大事》,劇作明顯帶有易蔔生的影響.盡管反封建的主題思想相當軟弱,卻以其觸及覺醒中的青年普遍關心的婚姻戀愛自主、婦女解放等社會課題,激起過強烈反響.所有這些,使胡適成為“五四”文學革命和初期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與此同時,胡適還致力於白話文學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說的考證工作.著有《白話文學史》（上）壹書.1920年起陸續寫成的關於《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三國誌演義》等書的考證文字,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他將所考證的小說分為兩類,壹類以《水滸傳》為代表,稱為歷史小說,著重研究其歷史演變過程；壹類以《紅樓夢》為代表,稱為創作小說,著重考證其作者的身世、經歷.1921－1933年間,***作5篇考證《紅樓夢》的文章,否定了索隱派的舊紅學,創立“自傳說”,促進了後來被稱為“新紅學”學派的成立. 胡適這壹時期的文學主張、創作實踐、研究工作,在新文化運動中產生了較大影響.沒有“胡適”,恐怕也就沒有“白話文運動”——至少運動也不會在那時發生. 胡適的學術研究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重要地位 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立即在學術界引起反響.這篇文章中,雖包含著“遠離政治”的主張,但卻從學術研究上提出了胡氏治學的“三步法”.後來,在《杜威先生與中國》壹文中,他又把它們概括為“實驗的方法”：1．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2．壹切學說理想,壹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3．壹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壹試金石.胡適還把他從杜威那裏學來的治學方法用於“整理國故”的具體實踐.同年8月,胡適寫了《論國故學——答毛子水》壹文,強調了用科學的研究法去做國故研究的意義,並把整理國故同新文化運動聯系起來,指出：“新思潮對於舊有文化的態度,在消極的壹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的壹方面,是運用科學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因此,他把新文化運動概括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於是,壹場“整理國故”運動興起了.1921年,胡適草擬了《整理國故的計劃》.在胡適等人倡導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國故基本叢書》、《國故基本叢書簡編》、《學生國學叢書》、《國學小叢書》等數百種書籍.胡適在有關歷史的方法論、古籍整理、個人傳記寫作、考古學、專史研究甚至檔案文獻學方面,都有了不起的建樹.其治學方法與路徑,更影響了幾代中國學者. 另外,胡適在哲學方面也有很大建樹.他輸入實用主義哲學不限於壹般的宣傳,而且用以解釋中國的現實,把它具體運用到政治、歷史、文學、教育等各個學術領域,因此有比較廣泛的影響.在“五四”運動前後,胡適宣傳實用主義哲學,具有反對中國傳統的封建思想的進步意義；但另壹方面,其“少談些主義”的論調,則不利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相脫節. 總之,胡適對中國新文化運動貢獻極大,堪稱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壹顆巨星.他壹方面介紹歐美的思想、文化,壹方面用西方的科學方法來整理重估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並兼顧自己的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在文史哲三個領域都著作頗豐.從新文化運動時期起,歷次重大的學術文化爭論,他都直接間接地參與其中.作為壹種思想和學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