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二年（1042），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壹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並，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托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分，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壹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並、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並、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壹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壹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壹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壹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愛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僅是壹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壹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壹，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壹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壹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壹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壹些小品文，膾灸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壹部分山水遊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遊褒禪山記》，亦記遊，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註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並》、《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並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壹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沈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壹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壹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沈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範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壹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裏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壹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壹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幹枯。
王安石詞集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回。愛閑能有幾人來。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為誰零落為誰開?
南鄉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蔥蔥佳氣浮。四百年來成壹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
繞水恣行遊。上盡層樓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漁家傲
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蘭壹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
午枕覺來聞語鳥，攲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了邯鄲道。
元日·王安石
爆竹聲中壹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梅花
墻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春夜
金爐香燼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
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桿。
孤桐
天質自森森，孤高幾百尋。淩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
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明時思解慍，願斫五弦琴。
明妃曲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壹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裏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曲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
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謝公墩》
萬事付鬼?，恥辱何足論。
《歲晚》
月映林塘淡，風含笑語涼。俯窺憐綠凈，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
《山行》
出寫清淺景，歸穿蒼翠陰。平頭均楚制，長耳嗣吳吟，暮嶺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誰同此真意，倦鳥亦幽尋。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其壹
壹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鐘山晚步》
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閑臨水，輕衫短帽垂楊裏。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壹兩聲。
桂枝香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裏澄江似練，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緒。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
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千秋歲引
別館寒砧，孤城畫角，壹派秋聲入寥廓。
東歸燕從海上去，南來雁向沙頭落。楚臺風，庾樓月，宛如昨。
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它情耽閣！可惜風流總閑卻！
當初謾留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
菩薩蠻.集句
海棠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
囀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壹杯。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得勝的舊黨壹下子失去了攻訐的對手，壹黨壹派壹條心的日子士大夫是過不下去的，於是內部又分裂為“洛黨”“蜀黨”和“朔黨”三黨，彼此之間為了壹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謾罵，勢同水火，比當初同新黨的鬥爭還要激烈。
4.思想保守，固執己見，從骨子深處仇視深層次的社會變革
前文已經說過，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於儒家學派的九本儒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強調祖宗的法度不可變。由這種思想武裝起來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執，表現在學術上是機械地照搬儒書上的教條;表現在政治上是反對任何古代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
除了公元前4世紀的公孫鞅在渭河流域策動的那場令處於草昧狀態的秦王國壹朝而霸、天下重歸壹統的商鞅變法外，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都是失敗的，尤其是中世紀的王安石變法和近代戊戌維新的失敗，令後世的中國人扼腕嘆息。只要這兩個變法中的壹個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國將是無與倫比的世界強國。在國外，阻礙變法的往往是最高統治者，封建中國則不然，最高統治者皇帝往往是變法的支持者和領導者，如宋神宗趙頊和光緒皇帝就是這兩次變法運動的護法神。變法的失敗，既得利益階層是當仁不讓的罪魁禍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變法的對立面，他們本能地反對任何祖宗法典裏沒有的新法。
王安石變法
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壹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壹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後、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壹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啟迪
為了國家的富強，經濟的昌盛，中國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為的政治家，無不變法圖存，經歷著輝煌與失敗。這裏面，有悲劇的英雄，有名標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經叨擾千古罵名的歷史過客。王安石，便是這樣壹位歷史的過客，留下了印跡，留下了身後的是是非非，卻並沒有留下輝煌。要說有輝煌的話，那也是文學，而非政績。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感於北宋積弱積貧的現狀，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變法以圖強。樂於守成，而不思創舉的趙禎並不以他的建言為意。直至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從小喜讀韓非子，熱衷於變法理財的趙頊拜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的主張。其均輸、青苗、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免稅，市易諸法，利在理財富國；保馬、保甲、將兵諸法利在精兵簡政，便利於民。王安石處於“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兩度罷相，不避艱險，推行新法，結果，勞心費神，事倍功半，不但沒有取得變法的成功，反而在眾多大官僚的反對聲中，在自己陣營不斷的內訌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慮和以賢德著稱的曹皇後（仁宗妻）、高皇後（英宗妻）、向皇後（神宗妻）的幹預下宣告了變法的失敗，並於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罷相，從此逐漸淡出政治舞臺。後來，以蔡京為首的新黨雖然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繼續推行已經變味，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斂財擾民的工具的新法，並設元佑黨人碑迫害當時反對新法的壹代名臣，卻也因為貪汙腐敗，蠅營狗茍，為天下所不齒，最終成為斷送北宋江山的亂臣賊子，自己遺臭萬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罵名。
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壹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作為這壹論斷的註腳。古來變法，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就是四個字“理財、用人”。理財為了富國強兵，是變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則關系到財理到哪裏去了，實際關系到變法的成敗。王安石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用人的問題，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說不得力的變法卻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大悖於王安石的良苦用心，這究竟是因為什麽呢？
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禦西夏，守護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馬光（偉大的史學家，個人品行無可挑剔者），文彥博，（樞密使、壹代諍臣），範純仁，（範仲淹子，得乃父真傳），甚至蘇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壹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壹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勘稱泰鬥，幹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麽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後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後、高後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麽也加入到本來有利於趙氏統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並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縱觀王安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幹部路線。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並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後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采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壹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對象。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於政治投機的動機，並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壹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後黨壹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壹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壹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壹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壹斑。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壹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復相後，又於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禦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汙”，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這樣壹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添加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於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持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奸邪”。閑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壹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浮浪之人。五是保甲擾民。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裏能有其他的選擇？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開誠布公地與韓琦、富弼、範純仁，司馬光、文彥博這些當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傾心之談，以國之根本打動他們，相信這些名臣大多數決不會抱殘守缺，堅持腐朽之見，僅以利己來論國事。因為，他們畢竟不是貪贓枉法、利祿熏心的腐敗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統壹戰線方面首先失之偏狹，以至樹敵過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聽其言而觀其行，堅持用人唯賢的路線，而不是黨同伐異，至少，新法在實行過程中便不會變味，變著法兒來擾民，成為某些打著變法之名來營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貴們翻雲覆雨的工具。名臣們壹致反對王安石變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壹些人，為名臣們所不齒，自然不屑與之為伍。而且，像蘇軾兄弟也不是壹概反對變法，否則便不會有“司馬牛”的故事了。
今天的改革，其成功之處已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認同，但是，在這壹偉大事件的歷史進程中，並非沒有不諧和的噪音，那便是貪汙腐敗，個別部門、個別地方政府的註重斂財而不作為，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分配的不公，公眾福利的缺失。尤其是用人路線上的失誤和政府監督的不力，致使多少貪官得以肥了私囊，甚至卷財外逃，成為異國富翁。這壹切淡化了人民的改革熱情，使他們自身因在改革的裂變中遭受必然的陣痛時，往往容易忽視大局，而遷怒改革，歸罪於功臣。這壹切構成了建立和諧社會的不和諧噪音。因此，吸收並借鑒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歷史經驗教訓，使我們的改革始終沿著正確的道路和方向前進，就是我們應當註重的重大事項和問題。
此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