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堅守忠義的性格悲劇
魯迅先生曾說：“在中國，沒有俄國的基督。在中國，君臨的是‘禮’，不是神。”因此塑造符合倫理道德規範的理想人格，謳歌人的倫理美，積澱成為了中國文學中源遠流長的藝術傳統。《幹忠戮》描寫了壹批忠臣節士，“忠”是他們性格的閃光點，但同時又是把他們推向死亡的催化劑。
方孝孺忠介耿直，壹生都以忠義為準則。朱棣答應了姚廣孝不殺方孝孺的請求，因為“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明史?列傳第二十九》第4017頁)，攻下南京後，他立即召見方孝孺，而孝孺卻穿孝服、執杖上殿堂，且哭且罵，厲聲指責朱棣的篡位奪權。他與朱棣針鋒相對，字字如刺，針針見血。當朱棣令他起草禪位、登極詔書時，方孝孺堅決不從：
俺不是李家兒慣修降表，俺不是侍多君馮道羞包。俺不是射君鉤管仲與齊伯，俺不是魏征易主佐唐朝。俺只是學龍逢黃泉含笑。縱有三臺高爵，九錫榮褒，王封帶礪，恩蔭兒曹，也搏不得彤管壹揮毫。憑著妳千言萬語，俺甘受著萬剮千刀。(《李玉戲曲集》李玉著，陳古虞陳多馬聖貴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36頁，以下引文均據此本)
這些斬釘截鐵、擲地有聲的話表明了他的忠直耿介，可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朱棣則不顧千古罵名將這個“讀書種子”殺了，並滅其十族。方孝孺的悲劇是其忠介性情所致，他守住了內心的忠義，舍棄了寶貴的生命。
吳成學、牛景先對建文帝忠心耿耿，為保全建文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雙忠》壹出中，二人削發為僧，扮成壹僧壹道模樣，尋訪建文帝。當張玉帶兵追上的時候，他們為成就大義保全建文，便扮作建文帝和程濟，痛斥“燕藩不道”，大罵張玉“助虐施強暴”，最後雙雙自刎。作者借程濟之口說出了對雙忠的感慨與評價：“看血流衰草、血流衰草，骸骨暴荒郊。忠肝義膽，鐵錚錚罵賊笑口刀。”程濟舍棄骨肉，不避艱險，伴隨建文帝流亡數十年而無怨無悔。當建文帝被叛臣嚴震直捕入囚車時，他不願茍且偷生，冒死相勸，使嚴幡然醒悟，羞愧難當自殺而死。
朱光潛先生曾說：“悲劇之產生主要正在於個人與社會力量抗爭時的無能為力。”(《悲劇心理學》，朱光潛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108頁)《幹忠戮》的沖突也正在於此，若朱棣沒有叛逆僭越，這場悲劇或許不會上演，文人也會按儒家正統做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壹旦這種關系逆反，他們便會“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所以方孝孺、吳成學、牛景先他們“做到了忠君愛國、舍生取義。他們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義無反顧地采取種種激烈的行為同奸權邪佞直接交鋒，殊死鬥爭，決不茍且偷安，絕不心慈手軟，而總是自覺主動地‘烈烈轟轟做壹場’。”(《明清文人傳奇》，郭英德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03頁)他們對道義的堅守與奸人對道義的踐踏形成尖銳對立、勢難***存，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悲劇主人公超越了自己的生命，不再為生存而生存，而是為道義的延續而存在，達到人身毀滅道義相存結果，這是性格上的悲劇。方孝孺的被殺，吳成學、牛景先的慘死，史仲彬的被屠，都是性格悲劇的展示，悲劇沖突在這裏外化為剛毅的性格與現實環境的激烈交鋒，現實環境的強大使得英雄的隕落成為既定的事實，悲而愴的行動使讀者的心靈得到了凈化與提升。
二、淒慘壯烈的悲劇氣氛
《幹忠戮》通過營造壹個又壹個悲劇氣氛來張揚它的悲劇精神。這些悲劇以設置淒、怨、悲、壯，通過強烈的矛盾和情感沖突產生動人的力量，使我們不禁陷入了對人生、命運的哲理思考，體會到永久的悲苦意味。
1 對命運驟變的無法把握
李玉是不仕清的明朝遺民，時事的風雲變化使他滿腔的悲憤只能利用戲劇的方式表達出來，因而這部《千忠戮》融合著作者的個人感情和對時事的思考，意在“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
《千忠戮》透露出對命運的質疑與無可奈何的認可，劇中的建文帝已不只是失位君主的形象，而是淪亡故國的象征，他的流離、痛苦與悲哀含蓄的表達出明朝遺民深沈強烈的亡國之痛。這與南明覆滅之後大批遺民的思想感情是十分合拍的。《慘睹》壹出，建文帝那膾炙人口的“八陽”，不是建文帝在唱，而是李玉在長歌當哭，字字帶血，聲聲含淚，感天地而泣鬼神：
[傾杯玉芙蓉][生唱]收拾起大地山河壹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風淒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壹瓢壹笠到襄陽?
幾句唱詞包含了建文帝多少的慨嘆與悲苦!從壹個錦衣玉食的皇帝到壹個被逼逃亡的僧人，命運在冥冥之中已經註定，即便壹個皇帝也無法改變。拋開歷史，壹個皇帝在亂世中都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那麽同樣是在亂世中忍饑挨餓、生命朝不保夕的平民便如壹芥在汪洋中漂流的小船，其去向更無從所知，此刻建文帝的唱詞又何嘗不是眾多人的悲歌呢?
2 悲涼環境的營造
郭英德先生說：“戲曲文學意境實質上是舞臺形象自身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自覺的追求情景交融，是文人傳奇作家的普遍創作傾向。清黃圖口說：“情生於景，景生於情；情景相生，自成聲律。”(《看山閣集閑筆?文學部。詞曲》)情與景是分不開的，情的生發往往有環境作為映襯，而不同環境的形成，又往往伴隨著情感的變化。《千忠戮》中這樣的描寫很多，如第十二出《廟遇》：
蕭然四壁窗欞澈，冷風淒楚，雪花飛疊。古寺人聲滅，空谷猿啼咽。
淒風冷雪的千山雪景，重燃起建文帝心中的亡國之痛：洶湧澎湃的憂國之情，同時也流溢於這狂風凜冽、炊煙絕少的暮雪冰封慘景。從淒慘的雪景聯想到身世的遭遇，繼而想到前途的渺茫和家國的憂患。這些景色的描寫伴隨著建文帝的心理變化及感受，真所謂“景隨情至，情為景生，吐人所不能吐之情，描人所不能描之景。”(《看山閣集閑筆?文學部?詞曲》)
《千忠戮》的結局不免陷入大團圓的俗套，但絲毫不能掩蓋它的悲劇氣氛，從朱棣的起兵靖難到忠良的相繼被害，再到建文帝的被迫流亡，它的悲劇氣氛越來越濃厚，到《雙忠》達到了最高潮，既反映了正直文人對忠義的道德信守，又反映了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千忠戮》通篇整體意境既悲且壯，既透徹地表現出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反抗精神，又展現出無窮的悲劇力量。
責任編輯：蔣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