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後漢書》研究史略·清代: 校勘註釋考證補表等全面豐收時期
清代，《後漢書》的研究在校勘、註釋、考證、補表諸方面全面展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對範曄及其《後漢書》的評議，清人的看法不盡壹致，但總體是褒獎多於批評。如關於範曄謀反案，前人多深信不疑，進而貶低範曄的人品及《後漢書》的價值。清代，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堅稱範曄“決不當有謀反事”，因其“平時恃才傲物，憎疾者多，***相傾陷”，造成“謀反”冤案。陳澧《申範》壹文說範曄在《和香方序》中對朝貴鹹加譏刺，因而“與諸人有隙久矣”。“其甥謝綜與孔熙先謀反，蔚宗知之，輕其小兒，不以上聞，遂被誣害以死”。王鳴盛稱贊《後漢書》“瞻而不穢，銓敘井井”。“今讀其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後漢書》缺誌，是因為範曄作諸誌“未成而誅死”。“蔚宗又別作選簿，以述百官，梗概欽明，階次詳悉”，由此可見“蔚宗固非不能作誌者”(《十七史商榷》)。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稱範書編次得體，詳略適宜，“立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自《三國誌·魏紀》創為回護之法，歷代本紀遂皆奉以為式”，“而範蔚宗於 《三國誌》方行之時，獨不從其例，觀 《獻帝紀》，猶有《春秋》遺法焉”。稱範曄主持公道，據事直書。對《後漢書》的疏漏之處，趙翼也直言不諱，並專立條目指正。在《陔余叢考》中，他評價《後漢書》的體例，認為範曄著書能取前人之長以求至當，“如改《外戚傳》為《皇後紀》，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術、列女、宦者諸傳，皆前史所未及，而實史家所不可少者也”。認為其贊語“豈不辭費乎!”清代著名史學評論家章學誠贊範曄《後漢書》，如 《文史通義》外篇《永清縣誌列女傳序例》稱：“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為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為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範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為科律，專書節烈壹門。”
清人在校註考訂《後漢書》方面，成果頗豐。如惠棟，感章懷太子註仍有舛誤，乃仿裴松之註《三國誌》之例，作《後漢書補註》二十四卷。援引諸家後漢史書，詳細補註。後來侯康、沈銘彜又拾惠棟之遺，分別撰《後漢書補註續》和《後漢書註又補》。周壽昌邊讀《後漢書註》邊考訂其訛誤，得200余條，編成《後漢註補正》。何若瑤的《後漢書註考證》，專門考證李賢註的謬誤，得80余條，均據確鑿資料指出其疏誤所在。杭世駿的《後漢書蒙拾》，對範書中難以理解的辭語、典故、典章制度逐壹註釋。顧炎武、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等人對範曄及其《後漢書》都有不少考辨文字。此外，錢大昭的《兩漢書辨疑》，博采經史傳記墓銘碑刻，正謬補缺，於官制地理，所得尤多。沈欽韓的《後漢書疏證》，對地理方面的疏證特別詳細。李慈銘的《後漢書劄記》，陳景雲的《兩漢訂誤》、沈家本的《後漢書瑣言》、《續漢誌瑣誌》，都是考訂方面的重要著作。
範書有紀傳而無表、誌，最先為《後漢書》補表的是宋人熊方，他仿《漢書》年表體例而稍加變通，作《補後漢書年表》十卷。清前期史學大家萬斯同，對史書表與誌的作用特別重視，曾編《歷代史表》，其中專補範書的史表就有七種之多。諸以敦的《熊氏後漢書年表校補》、錢大昭的《後漢書補表》、黃大華的《東漢中興功臣侯世表》、《東漢皇子王世系表》、《東漢三公年表》、華湛恩的 《後漢三公年表》、練恕的《後漢公卿表》等等都是增補史表的力作。在補誌方面，劉昭雖補入司馬彪的八誌，但仍缺藝文、食貨等誌，於是有錢大昭的 《補續漢書藝文誌》、侯康的《後漢書藝文誌》、姚振宗的《後漢藝文誌》、顧櫰三的《補後漢書藝文誌》、曾樸的《補後漢書藝文誌並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