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記載的歷史，對於文史愛好者來說，首先應該是做到“虔敬”二字，即對先輩的過往抱著敬畏之心，對史書的作者懷有敬仰之情，如此才可以談史。對史書如有不敬，我們又從哪兒獲悉前世興衰、汲取人生智慧呢？從戲曲、小說、電視、電影嗎？
史書以“二十四史”為正，都是後人整理前朝檔案，以資當世，堪稱國家大事和文化盛典。所謂正史，嘉會的理解有三：壹是“皆擬班、馬”（《隋書?經籍誌》），為紀傳體斷代史；二是“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四庫全書》），即官方主持編撰或朝廷認可；三是公正不偏頗。筆有千鈞，編修人員絕對堪稱當世鴻儒，日夜經年地整理府庫典藏、公私函件，檢視遺物、實地訪查，無不字斟句酌。誰敢拿腦袋開玩笑，誰又敢留後世罵名呢？重大事件脈落清晰，重要人物準確有據，其所具有的史源價值是無可替代的。
能傳下來的史書，都經過百代以上學者的考驗，如果我們不信，那我們應該相信什麽呢？至於不相信，其實是對專業歷史工作者而言的，不相信也是有門檻的。所謂的不相信，其實只是歷史學者對某些具體內容的質疑和證非。
《二十四史》3229卷，4700余萬字，要做到精熟，非常人所能及。很多學者浸淫特定時代的文獻數十年，對相關考古項目的進展也十分了解，因而會發現史書中的自身矛盾、文獻之間的相互抵牾，從而對某些內容提出質疑，並擇善而從。這不是對史書所記載歷史的懷疑，而是對編者在史料處理上的不當所作的糾偏。歷史學是材料科學，每種古籍的史料包括筆記小說、文學作品都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值，遑論史書了。
判斷歷史書的某些細節是否真實，就不能預設前提，不僅要弄清相關史料的針頭線腦和編者的真實意圖，不斷獲得古人思維，否決自己的主觀臆斷；還要在類似材料的比較中，找到事實的真相。讀史某種程度上就是法官審案，原告、被告、證詞、證物擺在桌面上，詳加考核真相就會水落石出。由於史料缺乏，可能很多歷史永遠並沒有真相。
讀史的過程，其實也是改變自己的過程。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地方把歷史文化當金礦，讓歷史名人為自己錢包服務，以滿足自己地方的虛榮心。這不是史書不值得相信，而是利欲熏心而信譽盡失。比如，網上總愛制造“躬耕地”爭議。《後漢書》記載，公元前207年正月開始曹操與張繡大戰於宛城；而《三國誌》可推出正於此年諸葛玄叔侄西投劉表於荊州，前197年諸葛亮於家為劉備獻出《隆中對》。作為北魏魯陽太守、東荊州刺史的酈道元（駐今泌陽），是貨真實價的當時南陽父母官，詳細記載了淯水的各種風物，引述了此前各種史料，把諸葛亮隱居地載入漢水今襄陽隆中。南陽武侯祠敕修於元朝，《出師表》中的“躬耕於南陽”指的是南陽郡宛城（今南陽市宛城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