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我以電子族譜為例去探討網絡時代的社會和歷史事實建構的問題，是2000年在上海舉辦的壹次討論族譜的會議上宣傳的壹個名為“尋根網”的網站(www．Chinese—roots．com)。這個在2000年3月推出的網站，是新加坡壹家在美國註冊的公司的壹個新產物。據有關宣傳資料稱，這個網站“擁有的華人家譜中心可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得以建立自己的家譜，保存家族記錄，甚至找到失散的親屬，建立更緊密的家庭關系”。用戶可利用多個搜索引擎，去“尋查家譜、查找姓氏起源、尋找失散親人和可能有的家庭成員”。推出“尋根網”公司的宗旨是“發揚優秀中國傳統文化，促進家庭關系發展和信息交流，並最終為全球華人鍛造壹種緊密的親屬關系”；它營造了“壹個華人家族成員相互聯系的私人環境”，並且“不受地理位置的影響”。驟聽之下，這個網站所敲響的，似乎是建立華人大同世界的美好鐘聲，這在旨趣上和萬維網發明者Timothy Berners—Lee期望網絡社區將是壹個沒有中央集權、人人平等的世界的理想互相呼應——雖然這個世界充其量只存在於電子網絡之中。
到底個人如何在私人的環境中，在沒有資料的情況下編纂族譜呢?“尋根網”壹類網站的解決辦法，就是提供理論上容量無限的資料庫，搜查和檢索工具，以及編纂族譜的模版給用戶使用，這都是近年計算機世界發展出來的數據保存和處理技術的結果。這些資料和工具之所以被認為有助於個人編纂族譜，實際上就是假設搜索引擎和超文本鏈接所產生的數據之間的關系，可以引申為血緣關系和宗族關系，而數碼世界中數據之間的關系和現實世界的人際關系之所以被認為能夠互相對應，則是基於以下幾個假設的。
首先，其最基本的假設是每個家庭原來都有家譜，只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家庭記錄已被改變、遺失或毀壞”。這樣的假設，我們在傳統的手鈔和印刷族譜已是司空見慣，因為這是確立壹份文獻的真實性的壹個重要前提。宋代歐陽修便曾經說過：“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廢絕。”不過，歐陽修的見解是，既然家譜已亡，譜學便從此廢絕了。據有關研究說，宋代的修譜者往往以幸存的家譜“文字漫滅，世次不明”，而不輕易采用的，歐陽修態度嚴謹，更是其中的表率者。相形之下，“尋根網”以“每個家庭原來都有家譜”為前提，提醒妳“家不可沒有家譜，快來登記吧！我們送您壹個家譜，真快，真容易!”這個“送”的意思，就是給妳壹個家譜樣本做借鑒，給妳壹份“建譜必讀”的材料作指引，幫助妳建立家譜。
接下來，如何建譜呢?它的指示是：“建家譜前，請先搜索可能與您相關的家譜”，比如說，妳輸入壹個“楊”字，它便會進行搜索，鏈接到壹個“全球楊氏家譜”的畫面，並說明“有242個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符合您的搜索要求”。這是編撰電子家譜的可行性的第二個假設，就是同姓就有關系，盡管它沒有說明是什麽關系，盡管這眾多楊氏分散在天南地北。這樣的同姓關系之所以可以漠視地理因素，是基於第三個假設的，即每壹個姓氏都可以尋查出壹個單壹的起源。其實，對於類似的現象，早在宋朝便有人提出質疑，但當時是有壹定的社會背景的，宋人汪澈曰：“自九品中正之法行世，競以門第相誇。其起家寒微者，往往不愛重幣，影附華宗，甚至棄其祖宗而遠祖他人。否則憑謬誤相沿之語，而令其祖宗謂他人父他人母。又不然則於始祖以前臆增數十百世，俾上接黃、農、虞、夏，以炫其源流之遠。”清人彭維新也提出“姓氏族望，自魏晉迄唐，上下矜尚，譜記益繁，而源流益混”。如今，利用網絡資源編撰族譜的人，大抵都沒有這種功利的動機，但“同姓則同宗同源”的假設，卻變得不言而喻，無可疑問；而皇帝、神農、虞舜、夏禹的存在及其與全體華夏子孫的關系，似乎更變得有跡可尋。數碼化的歷史事實與個人認同在網絡空間編撰電子族譜的出現，是有其由來已久的社會和心理基礎的。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個人身份很難孤立地生存，必須憑借群體的身份而存在。明中葉之後，宗族作為壹種群體身份的表述，越趨普遍。明代禮制規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家廟式的祠堂，然而，嘉靖以後建立家廟式的祠堂與日俱增，實際上也並不只限於品官之家，但祠堂始終被認為是土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為了使其祠堂合法化，族譜中“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遙華胄”成為普遍的時尚。我們可以說，人們經歷了壹場興建家廟和編修族譜的庶民化過程，或者倒過來說，是庶民通過興建家廟和編修族譜而土大夫化的過程。與此同時，隨著文字的運用越趨普及，作為建立宗族的配套的編譜行動，由於比興建家廟所需資源少得多，其庶民化的趨勢更急劇拓展。走進華南地區的鄉村社會，不少家庭都擁有家譜或族譜，無論它文句如何不通順，字體如何歪歪斜斜，內容如何前後矛盾、錯漏百出，人們作出這樣的努力，是因為他們覺得有編譜的需要。在這個意義上，族譜所表達的歷史事實，不在於其記載的內容本身，而在於族譜編纂的過程和社會結果。
這兩者之間的分裂在離開傳統鄉村社會環境後尤其顯著。當20世紀以降中國城市的知識分子嘗試重新發現自己，解放個人的時候，直接的反應就是掙脫家庭家族的枷鎖。巴金的《家?6?1春?6?1秋》、老舍的《四世同堂》，甚至是近年蘇童的《妻妾成群》，營造出來的世家大族都像魔魘般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然而，無論這些知識分子如何在意識上和生活上擺脫家庭的陰影，壹旦他所屬的家族有族譜，管他願意不願意，他的名字總是無可避免地被安排到族譜的世系圖的某個位置上——在安徽績溪的胡氏宗譜裏，曾高舉“無後主義”招牌的胡適，其名字便出現在世系圖某個分支裏。
電子族譜的出現，也許正好說明了五四知識分子及其後繼人(包括我們自己)，並沒有成功地走出家族的陰影。五四知識分子教導我們尋找自我，釋放個人，但個人的身份認同，有壹大部分是建立在他或她所認同的文化和相信的歷史上的。因此，在尋找個人身份的過程中，不管是少小離鄉的城市知識分子，還是花果飄零的海外華人，都傾向於從找尋自己家庭或家族的歷史人手；有壹定資源和心力的人土、甚至參與寫作或編撰個人傳記、家庭史和族譜，重建家鄉的祠堂和廟宇。
就這壹層意義來說，電子族譜可說是把族譜編撰變得更為普及，加快了明代以來編修族譜“庶民化”的過程，可以預料，族譜的數量將會大大增加。就文體結構而言，電子族譜其實是文字世界的壹個產物，和二維空間的族譜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由於網絡世界存儲數據的容量理論上可以無限大，加上超文本鏈接功能造就了無數個可能的數據之間的關系，並由此衍生更多更隨機的思考路徑，我們可以估計，行將大量出現的電子族譜的信息會極大，上溯的淵源可以極為悠長(如果再考慮到這個“尋根網”報道的壹條新聞：“中華文明史可追溯到壹萬年”的話)，橫向的關系可以極為多樣(“同姓三分親”的假設引申到“同宗”關系的建構)，這樣壹種只可以存在於網絡世界的族譜建構和族譜構成的元素之間的關系，比起書寫／印刷時代的結構將會繁雜得多，但這樣的結果，也可能是不同的人終歸會追溯到***同的祖先，彼此的家族史的論述會越趨壹致：對於歷史學者來說，這樣的結果可能都不是那麽重要，問題更在於，拿著這些電子族譜，我們到底可以研究到什麽。
網絡空間裏的虛擬事實
可見，族譜中有關祖宗事跡的追溯，不管是更接近傳說還是更接近史實，追溯的敘述本身就見證著整個宗族在當地權益的確立。在地方社會中，族譜的編撰和簽立契約相近，它確立了個人和群體的身份，社會的秩序，也劃分了具體利益的分配；個人在世系圖裏是否占壹席位，附帶著怎樣的標簽，就界定了這個個人在宗族裏的身份、權利與義務。族譜的編撰，見證著壹個群體的合法性在地方社會中如何運用國家語言得以確立，它和個人編撰史書文集不同，更多是壹個集體的討價還價的結果。它所運用的文體結構和傳說故事，不能脫離地方社會的具體情景。這樣的壹種地方性知識，容許歷史學家透過懈讀不同時代和地方的族譜，對我們追求的歷史事實有壹個更貼近的了解。
如果我們可以運用傳統族譜重組某個社群在某個時段的歷史，從而進壹步了解大環境的歷史，電子族譜揭示出來的世界會是怎樣的壹個世界呢?個人在這裏有多少選擇?網站的專家和提供數據的機構有多大的權威性?這些問題，似乎得等待更多的實踐才能回答。可以估計，華人社會中許多流行於坊間對於姓氏、家庭和宗族關系的信念，支持這些信念的傳說和故事，歷經印刷物和電視的傳播，將藉著網絡這個新世代的資訊工具而得到進壹步的鞏固。我們已經有“大禹墓”、“黃帝陵”，最近在嶺南又多了壹條“珠璣巷”，這許許多多的物質建置，使傳說中的歷史式歷史中的傳說得以凝固，從而影響了口述歷史，甚至文字歷史的表述。如今，網絡提供了另壹個領域無限的資源空間，在三維的文字世界中，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