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產生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漢字是怎樣產生的，是什麽人發明的？對於這個問題，歷來有不同的說法，最為流行的是："倉頡"造字說。
（壹）"倉頡"造字
關於"倉頡造字"的傳說；早在戰國時期已經廣泛流傳。《韓非子》、《淮南子》、《說文解字》等書中都認為倉頡創造了文字。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認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還有的史籍，如《論衡》中說倉頡長著四只眼睛，"仰觀奎星圓曲之勢，府察龜紋鳥跡之象、博采眾美，合而為文"。但是，對於壹種獨立發展又有相當久遠歷史的文字來講，它是不可能由壹個人在較短的時間內發明的。在原始社會，生產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極為低下，文字的產生需要壹個相當長的過程，任何人都無法經歷如此之長的過程，所以，倉頡造字之說是不可信的。我們還可以舉出壹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早期文字成於眾人之手；而非壹人獨創。中國的早期文字，無論是甲骨文還是金文，都有許多異體字。也就是說，同壹個字有幾種甚至十幾種不同的寫法，如果是倉頡壹個人發明，他為什麽要給自己和別人制造這麽多麻煩?茍子就曾經認為，古時候，創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眾人發明的，而倉頡的名字為什麽單獨流傳下來呢?因為他做了壹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說，在倉頜以前，文字已經產生，不過當時的文字還在初期階段，殊體異形，沒有定制，而倉頡的功勞正在於對這種形體不壹的文字進行了整齊劃壹的工作，因此他的名字世代被人們稱頌。
從"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這壹說法，我們還可以分析出，文字記錄與古代的史官關系密切。至於倉頡的活動範圍，現在，在山東壽光，河南開封，河北南樂；陜西長安和白水等地都有倉頡墓、倉頡廟和倉頡造字臺等遺跡。其中以陜西白水縣的倉頡廟規模最大，長安縣的倉頡造字臺保存尚好。盡管這些古跡都是後人根據傳說附會後造出來的，但是也從另壹側面說明，造字活動波及地域之廣，以及人們對文字發明者的崇敬。
倉頡本人曾被人們神化。《論衡》說倉頡長四只眼睛，《淮南子》中說倉頡造字時天上下小米，夜裏鬼哭泣。這種想象雖離奇荒誕，但其中卻孕育著深刻的含義。人都只有兩只眼睛，而倉頡卻比普通人多生了壹對眼睛，無怪乎他能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辨鳥獸之跡，見常人之所不見，造出文字來。倉頡造因文字後，人的能力空前提商。人們利用這位比常人多壹雙眼睛的倉頜的發明，不僅能看到千百裏之外發生的事，而且能夠看到千百年前發生的事。這豈不是給世人也多添了壹對神奇的眼睛嗎？至於"天雨粟，鬼夜哭"，則是對文字的威力的形象化的贊歌。文字的發明，使千百萬人的經驗得以流傳，也使那些在黑暗中活動的魑魅魍魎無所逃其形，無處隱其身。在文書上，歷史上，永遠記錄他們的劣跡、罪惡，鬼怎能不躲在黑暗的角落裏流淚哭泣呢?因此，我們既不能將倉頡作書當作史實，也不能把它當作迷信簡單地完全摒棄，而應把它看作對現實事物所作的非現實的反映。這反映了人民對發明文字的祖先的無限景仰和欽佩，也表達了對文字產生及其價值的高度評價。把發明文字的功勞歸於倉頡，正像說伏羲發明畜牧，後羿發明弓箭，神農後稷發明種植，夏禹的父親鯀發明築城壹樣、並不是在他們之前沒有這些活動和成果，而是後人將祖先的創造力人格化，賦於壹身，這些傳奇才如此神奇動人，流傳不斷。
(二)文字產生的基礎
我們認為文字的產生，首先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它必須有兩個基礎：即語言和實物。沒有語言，便沒有文字。文字依附於語言而存在，是記錄和傳播語言的工具，這早已成為眾所周知的道理。
人們也曾用實物來傳遞信息、表達感情。這種方式的特點是直觀，不用旁人多加解釋。據古希臘歷史學家記載，古代波斯人曾接到北方斯西德人的壹封"信"，裏面有壹只鳥、壹只老鼠、壹只青蛙和五支箭，這封信表達的意思是；波斯人聽著！妳們能像鳥壹樣高飛，像老鼠壹樣在地下話動，像青蛙壹樣跳進池塘嗎？如果不能，日妳們就休想和我們打仗，當妳們踏上我們國土時，我們就用箭射死妳們！我國歷史上也常常看到壹些用實物傳遞信息的畫面：吳王夫差賜伍子胥劍，是示意讓他自刎。唐明皇贈楊貴紀細盒和金釵，是象征商人要永遠廝守，不分離。送給流放者以"環"（還），表示結束放逐，允許回來。出示"玉玦"（決）示意永別或促使對方下決心…這些雖然是在有了文字以後的事，但也可看作是古代以實物傳遞信息的遺風。
時至今日，用插草標表示出賣；用烽火表示戰爭警號；信上插雞毛表示十萬火急等，在某些民族中依然存在，並得到社會的***同理想，約定俗成，無需解釋。但是這類象征性的實物畢竟數量太少，而且範圍也有限。復雜的大千世界以及人世間的種種情感、意念、行為、很多是難以用實物來表示的，而且這些記事也不易保存，這就促使人們進壹步探索，於是便產生了後來的象形圖畫，並成為文字的源頭。
(三)文字產生的過程
從語言、實物到文字，在這壹漫長的過程中，為了幫助記憶，記錄和傳播知識信息，人們進行了多種嘗試，結繩記事、契刻、圖畫和刻畫符號是文字產生的重要步驟。
所謂結繩記事，是用繩子打結采幫助記憶。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曾利用過這種方法。我國的古書上就有許多"上古結繩而治"的記載。例如《莊子》中說："昔者……民結繩而用之。"直至現代，這種結繩記事的方法在我國邊遠地區的壹些少數民族中還在使用個如雲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門巴族、臺灣的高山族等。哈尼族買賣田地時，就用單股麻繩打結來標誌田價，買賣雙方各執-根，以為憑證。在國外，波斯人、墨西哥人、秘魯人也都使用過結繩記事的方法。
刻契，是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種痕跡和記號，用以記事或幫助記憶。這也是古今中外曾廣泛使用過的方法。古代雙方訂約時，將兩塊木片合攏起來，在上面劃刻記號，雙方各執壹塊，以幫助記憶，並有符信之意。《易經》、《北魏書》、《隋書》等古代史書中還記錄了當時我國壹些少數民族"無文字，刻木記契"的情況。直至近代，某些少數民族仍有采用此法的。雲南省博物館曾收藏有侗族的壹根傳代木刻，木頭兩側刻有許多缺口，每壹缺口代表著壹件事情，以刻口的深淺表示事情的太小。據說每年在吃新米的時候，便拿出這塊刻木，由壹位長者敘述每壹刻口代表的事件，人們借此得知本村的歷史和其他各種事情。
契刻同結繩壹樣，留下的只是代表某件事情的符號，而不是語言符號。它只能喚起對某種事情的回憶或想象，而不能表達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記事而不能達意。因此，它雖然有著幫助記憶的作用，但還不是知識的具體記錄。
圖畫是文字發展的重要階段。由於勞動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觀察到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關系的事物畫在所居住洞穴的石壁上。起初，這些記事的圖畫是非常生動而逼真的，人們壹看便知道畫的是什麽。如想要人知道所說的是鹿，就精心地畫出壹只鹿。有時還同時畫幾件東西來表示壹件事情。但時間久了，當人們習慣了這種圖畫之後，就不再畫得那麽復雜、細致，只用幾根線條勾勒個大概輪廓，把原來畫的復雜圖畫，簡化成壹定的圖案符號，人們見到這個符號，也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麽了。這樣，圖畫就逐漸脫離了對具體事物的描繪，變為事物的壹般意向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稱來稱呼它。於是，圖畫便和語言相結合而成為交流思想的工具了。這就形成了原始的圖畫文字或稱圖形文字。
刻畫符號和刻畫文字大約出現在原始公社的後期，即新石器時代的發達階段。在公元前四千年的仰韶文化和其後的龍山文化遺址中，都曾發現了這種刻畫符號和文字。在我國山東莒縣陵陽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器上，發現刻畫符號十八個，可以歸納為八種，我們舉四個為例：不少學者認為它們就是文字，於省吾認為第壹、二為"旦"字，第三為"錛"字，第四為"斧"字(於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幹問題》，載《文物》壹九七三年第二期)。唐蘭先生認為第壹為"靈"字，第二為"炅"字的繁體，第三為"斤"字，第四為"戍"字和"戊"(古為壹字) (《文物》壹九七五年第七期)。也有的學者認為是"代表個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圖形標記"。它們屬於山東大汶口文化晚期，約為公元前2800--前2500年。我們將其與更晚壹些的甲骨文及金石銘文相對照，可以發現它們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有些刻畫符號，與青銅器上表示族徽的文字就更為相似。從我國歷史文化發展的過程來看，這種陶器上的刻畫符號和刻畫文字與漢字的產生、發展是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的，它們是漢字的始祖，是我國文字的萌芽階段。
二、圖書起源
(壹)"河圖洛書"的傳說
關於我國圖書的產生，還有壹個近似於神話的傳說，即"河圖洛書"中國最早的古籍《尚書》中也有同樣的說法。有人進壹步解釋說："伏羲統治夫下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根據這種"圖"和"書"畫成八封，就是後來《周易》的來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河圖》、《洛書》，是由壹系列的神秘符號所組成的數字方陣。它們是經過周、秦、漢幾代儒生方士們之手加工後的形態，其原始面貌已無法知曉了。有人認為它是古代遊牧民族所畫的立體的天象圖(《內蒙古師範學院學報》壹九八九年第六期)；還有人認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跡--龜甲發展而成的抽象符號，是中國第壹部圖書(《大學圖書館通訊》壹九八八年第四期)，並認為《河圖》與《洛書》在中華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華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說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圖》《洛書》)則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辯證思維的模式，對後世的思想、哲學、文學和科學都有重要的影響。孔子曾說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史記·孔子世家》) 傳說和神話並不是歷史，但它是歷史的產物，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為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壹些啟示：在文字發明以前，就先有了圖畫和壹些簡單的符號作為傳播信息的工具。我國文明的最早發生之地是在黃河、洛水壹帶的中原地區。
(二)圖書產生的時代
有了文字，就有了創造書籍的基本條件。當然並非從有文字開始就有了書籍。人們最初利用文字，不過是用來彌補生活勞動中語言的不足，促進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傳遞，借以喚起***同的行動。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各式各樣的材料上，借以記錄經驗，闡述思想，並使之傳播久遠的時候，書籍便開始出現了。
我國書籍最早出現於何時，現在很難作出校準確的結論。我們至今尚未發現夏朝的文字和文獻實物，根據其它文獻判斷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這壹歷史時期--即公元前二十壹世紀至十六世紀，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獻典籍這壹歷史性的轉變。其論據有七條：1．《史記》和《竹書紀年》都載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盡管兩者不盡相同，但大同小異。這說明兩者是以同壹份原始文獻記錄為依據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發現後，王國維據蔔辭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證出《史記》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為夏代諸王與商先王剛好是同時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2、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書.多士》中有這樣壹段話："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這是武王滅商後，周公對殷商貴族的訓話，大意是：妳們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時，已有典籍，記載了這段史實。3．殷墟甲骨文是較為系統成熟的文字、其數量、規模及完備程度說明它已經不是歷史悠久 壹脈相承。
早期原始文字，壹定是經過了若幹年的發展。特別是壹九八三年又在西安西郊的壹個原始社會遺址，發掘出壹批更早的甲骨文，時間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這批甲骨文字體細若蚊足，字形清晰，剛勁有力，結構嚴謹，更新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據考證，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壹千二百年，比夏朝還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們為了發展農業生產，總結並掌握了壹定的天文歷法知識，以十二個月為壹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還懂得了十九年置七個閏年。夏代的歷法稱"夏歷"和"夏小正"，夏歷以寅月為歲首。春秋時，孔子曾主張"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5．在《竹書紀年》和《世本》等古書中，有"夏發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隕如雨"等記載，這也是世界上關於地震和隕石雨的最早文字記錄，可作為夏代有文獻記錄的旁證。6。《呂氏春秋·先識覽》載："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該書寫成之後。曾公布於鹹陽城門，聲稱能增刪壹字者，賞予幹金。可見這段史料的來源大會毫無根據。7．《國語．晉語》載：晉文公時，陽人猶"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國語》亦是壹部嚴肅的史書。上述諸條雖為旁證，但足以說明夏代有典籍並非無稽之說。
三、掌書史官
分析圖書起源這壹問題，除上述的文字、圖象符號和下壹章展開敘述的物質載體及其形制以外，還需要壹個重要的因素便是掌書之人。我國早期的文字和圖書與史官的聯系十分密切，這也是中國圖書的壹大特點。
我國古代把掌管文字記錄的專職入員通稱為"史"。"史"字象征右手持物，至於所持為何物，則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清代吳大澄說是簡策；江永說是官府的書籍;王國維說是盛策之器;馬敘倫說是筆；勞斡說是弓鉆，這弓鉆也是為鉆灼蔔骨之用。總之／這些解釋盡管有異，但有壹***同點，都與文字和圖書有關。王國維說"史"是專門保管、研究及寫作的官吏，它的另壹個名稱是"作冊"，負責起草冊命和記錄宮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機構的種種活動。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壹個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就是說，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寫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傳說中造字的倉頡就是黃帝的史官，這也是歷史的反映。三代之際，史官人數漸多，分工更加細密。我們可以從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眾多的史官名稱，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貞人、作冊、史、太史、內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這些史官各有所職，如"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誌，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諸侯國也設有史官，開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記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戰國時期堵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諸侯國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紀年來記載歷史，以示獨尊。於是出現於魯國的《春秋》、晉國的《乘》、鄭國的《誌》、楚國的《梼杌》等上百種文書。生逢其時的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公羊傳疏》）。墨子也自稱"吾見百國春秋"。可見當時各國富修史書之盛。我是打醬油的-橙牛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