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蕓蕓眾生，許多人都把升官發財，視為人生的奮鬥目標，把官祿高低、財富多寡，看作人生成功的重要標誌。
人有目標，總是好事，有了目標，奮鬥就有了方向，拼搏就有了勇氣。
人生苦短，需要始終洋溢著壹股奮鬥熱情，人才會具有自我激勵的拼搏動力。
壹個人若是沒有壹個美麗的夢想去孜孜追求，沒有經歷過臥薪嘗膽、激情燃燒的歲月，那便是對生命的巨大浪費，對美好青春的極大辜負。
升官、發財，歸根結底，是人追逐夢想，實現人生理想、抱負的壹種方式，是人改善生活質量，改變自身乃至家族命運的壹種途徑。
古代的科舉考試，當代的應試教育，都在倡導“學而優則仕”，“仕”就是仕途，就是做官。
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進士們從端門魚貫而出時，高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我吾彀中矣”。
讀書後考取功名，無疑成為普通人建功立業，出人頭地的首要出路。
無怪乎壹句詩寫道：“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意思是，就是學子們耗盡年華，求取功名，而太宗皇帝則可以輕松彀得天下英雄，為其效力。
讀書的功利化，迷失了很多人讀書的動力和目標。
顧炎武說：“凡今之所以為學者，為利而已，科舉是也。”
乾隆皇帝說：“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習難返，士之所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誌於聖賢之道。”
1916年底，49歲的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眼見當時北大昏聵、腐敗、追名逐利、不學無術的混亂學風、校風，寫下《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壹文。
文中說，當時的學生習慣，對學問沒什麽興趣，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壹張畢業文憑。對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不見得歡迎。對政府部門派來兼課的官員，則攀龍附鳳，歡迎得很，只是希望畢業後可以有個靠山，將來得到提攜。
蔡元培對此現象痛心疾首，到校第壹次演講時就說：“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要求教授“當有學問研究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並著手對北大進行大刀闊斧式的改革。
讀書、求學、入仕的目的是什麽？《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朱熹說：“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這是“學而優則仕”應當具備的初心。
當讀書人的初心發生扭曲，感覺付出和回報不等價的時候，所謂的“讀書無用論”就會悄然擡頭，論文造假、校園欺淩、教師失德、學生失品等混亂現象就會此起彼伏，校園就會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溫床”，這類人步入官場，就會成為欺壓百姓、作威作福的奸佞之徒。
在功名利祿誘惑引導下，這些頂著“高知”光環混跡官場的人，除了求官、升官之外，什麽都漠不關心，聽不到人民的呼聲，聽不懂人民的訴求，聽不得人民的意見，獨斷專行、頤指氣使，遺棄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1924年5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創辦了黃埔軍校。軍校大門貼了壹副對聯：“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體現了革命者參加革命的初心和使命，以及為國家民族謀福的崇高理想誌向。
古人雲，懷古壯士誌，憂時君子心。
無論求官，還是求財，都要有顆善良、正直、偉大、淳樸的初心，這樣才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踏足官場、商場後，依然保持質樸、平實的心態，在各種誘惑面前，不褪色、不變質、不墮落，更好地服務國家、服務民族、服務 社會 、服務人民。
當官的初心，是為民眾發聲，官位越高，權力越大，為民發聲的渠道越多；發財的初心，是為民眾服務，財富越多，信譽越好，回報、造福 社會 的手段越多。
人生天地間，行行都有道，所謂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官有官道，商有商道。
升官、發財的願望，是壹個人樸實的訴求，沒有好壞對錯之分。但前提是，在追逐升官發財的道路上，壹定要堅持堅定地做壹個“有信仰、有擔當、有情懷、有底線”的人。
個人的奮鬥歷程，絕不能以損害正義、天道、公理為手段，否則，初心不正，違背初心，官做得再大，錢賺得再多，不僅不能榮身、養命，嚴重者，還會失道寡助，眾叛親離。
作者：關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