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心寺與《牡丹燈記》傳奇
寧波的月湖，形成於唐太宗貞觀十年。寬處似滿月，狹處似眉月，故稱月湖。在北宋初期，月湖中心湖心島上已建有“壽聖院”。北宋元豐二年，“唐宋八大家”之壹的曾鞏上任明州太守時，寫過《遊壽聖院》：“壹峰瀟灑背城陰，碧瓦新堂布地金。落花禪衣松砌冷，日臨經帙紙窗深。幽棲鳥得林中樂，燕坐人存世外心。應似白蓮香火社，不妨籃舉客追尋。”可見當時湖心島已成為文人墨客尋幽修心之地。
湖心島上“壽聖院”之名由皇帝敕賜，城裏人稱為“湖心寺”。《宋寶慶四明誌》中，曾名“湖心廣福院”。據記載，南宋建炎四年，金兵破明州，闖入月湖湖心寺，寺僧元肇端坐佛殿不動聲色。金兵強行將他和其他和尚擄到北方去建寺，在過鎮江時元肇投江而死。而這座湖心寺在金兵焚燒大半個明州城時，竟意外地毫發未損。乾道初年，住在湖邊的尚書袁章，他的兩個女兒帶發在寺庵內修行，捐出嫁奩田340畝，建廊340間。當時又有住在湖東菊花洲的丞相史浩、住在湖西芙蓉洲的丞相史彌遠及皇族趙伯圭等捐助，於是湖心寺增建十洲閣、澄輝閣，尚書蔣宗簡又在湖心寺內辦了書院。
1276年元軍破臨安，然後鐵騎東進，明州（當時稱慶元）又壹次遭元軍燒殺搶掠。此後，在元至正八年，臺州黃巖方國珍聚眾抗元，攻入慶元府後自立為王。
到了1359年，朱元璋反元軍直逼江南，又迫使方國珍向朱元璋送去大量金銀財寶。元代滅亡後方國珍歸降明朝。此時錢塘文士瞿佑客居於月湖之東，寫下了以月湖湖心寺及周邊發生的故事為素材的名著《牡丹燈記》。
《牡丹燈記》的故事
瞿佑，字宗吉，號存齋，錢塘（杭州）人，歷任仁和、臨安、宜陽訓導，少有詩名，晚年因詩蒙禍，謫戍邊十年。《牡丹燈記》最早刻刊於明洪武十壹年，由於瞿佑客居於月湖東岸，故對月湖周邊民情了如指掌。他的《牡丹燈記》故事的開頭寫道：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明州張燈五夜，傾城士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偶，鰥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壹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壹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婷嫋嫋，迤邐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其，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攜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為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漱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歿，家事零替，既無弟兄，仍鮮族黨，止妾壹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耳。”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幃昵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鄰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壹粉骷髏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
看到這裏，我們可能會想起《聊齋》“畫皮”的故事。然而喬生的故事比“畫皮”要早300年左右。喬生與奉化州判之女幽會，被鄰翁看在眼裏。第二天，鄰翁告知喬生，喬生自感心虛。黃昏時，喬生獨自從鎮明嶺下經過月湖橋，到了湖心寺，打聽附近是否有奉化州判之女，眾人都說不知。喬生與寺僧轉了幾個廊，在盡頭壹個暗室之中發現了棺材壹口，貼著的白紙上寫“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棺材前懸有壹盞雙頭牡丹燈籠……。喬生嚇得毛發倒豎，連忙逃出湖心寺，不敢回家，借宿於老翁家中。第二天老翁告訴他，過鎮明嶺去玄妙觀找魏道士，喬生見了魏道士，取來符咒貼在門上，果然壹連數天相安無事。
壹個月之後，喬生要往湖西芙蓉洲的袞繡橋拜訪舊友，友人留他喝酒，酒後他忘記魏道士告誡，竟舍近求遠，又走到湖心寺。
《牡丹燈記》中繼續寫道：“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於前曰：‘娘子久待，何壹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壹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絕？薄幸如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舍？’即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生遂死於柩中……。”
數日後，鄰翁發現喬生未歸，尋至湖心寺，見喬生衣角露在棺外，開棺壹看喬生已死。寺僧告之鄰翁，此女死時年17歲，父母都逃難離散12年了。眾人將棺移葬鄞西。日後，每當雲陰月黑之夜，有人常見喬生攜麗卿同行，金蓮持雙頭牡丹燈籠前導，遇見者得病，故夜深人靜，行人更不敢靠近湖心寺。
《牡丹燈記》全文2300字，語意簡練，詞藻精麗，讀來瑯瑯上口壹氣呵成。
全祖望的《牡丹燈記》和《喬生月夜遇妖》
瞿佐寫的《牡丹燈記》，洪武三十年首次刊刻，在寧波廣為傳誦。
到了明末清初，甬上著名史學家全祖望生於湖西。他不僅自幼多次聽到牡丹燈的故事，而且曾看到過瞿佑的《牡丹燈記》。他寫的《雙湖竹枝詞》中道：“初元夾岸麗人行，莫是袁家女飯僧。若到更深休戀戀，湖心怕遇牡丹燈。”然而詩中提到的“袁家女”，即南宋袁尚書的兩個女兒，該是符麗卿和金蓮的原型吧。到了徐兆昺撰編《四明談助》，正式收錄了瞿佑《牡丹燈記》，題為《喬生月夜遇妖》，全部文字660個，接近於瞿佑原文的四分之壹，這篇“縮寫”，省去不少細節，讀來就沒有原著的精麗和豐厚。
朝代更叠，歷史變遷，寧波人終於逐步淡忘湖心寺和牡丹燈籠的故事，月湖西岸的官員文士紛紛在此建大宅、築書樓，喬生和麗卿相遇的長堤逐漸變成了月湖街和偃月街。鎮明嶺逐漸成為平坡。而魏法師的玄妙觀，始建於唐天寶二年，前身是玄宗皇帝下詔各郡建“紫極宮”，遺址在今城內天壹廣場西北。在元代至元二十九年改名玄妙觀，在明清時代玄妙觀改稱沖虛觀，後來僅留下三官殿、玄壇殿與藥皇殿相鄰。《牡丹燈記》中袞繡橋，原在南宋丞相史彌遠相國府北，後來又稱緩帶橋、水仙廟橋、虹橋，在明清時橋廢為偃月街。《牡丹燈記》主要發生地的湖心寺，直到1999年才外遷，殿堂改為月湖會館。此外，據文保專家洪可堯回憶，在城西西成橋畔鎮邪的白塔，在1953年清理墳墓時被拆平。但月湖畔的月湖橋、柳汀雙橋等仍都保持原貌，成為留存千古的文化遺存。
《牡丹燈記》流傳海外
《牡丹燈記》在明洪武三十年初刻之後，永樂十年又有重校刊刻。但在舊時代封建禮制約束之下，《牡丹燈記》似有“粉飾閨情，拈掇艷語”之嫌，遭到封建士大夫的非議，在明正統七年，李時勉等請求朝廷禁毀。然而，在明成化丁亥、清乾隆五十六年、同治十年民間曾有再刻本，但都不全，現僅存明刻殘本。
《牡丹燈記》在國內遭遇了冷落，卻漂洋過海到了朝鮮和日本。據記載，在日本有慶長、元和期間印刊漢文活字刻本。
最早將《牡丹燈記》在日本刊刻的是京都的禪僧周麟，字景徐，號半隱。在日本天文年間，已由他譯成日本文，並在“序”中說明，“由船載來”。
此後《牡丹燈記》的內容也逐漸日本化。如日本的淺開了意，將漢文《牡丹燈記》改寫為《牡丹燈籠》。故事大意是，日本天文七年，京都有荻原新丞，年輕喪偶，中元節（農歷七月十五）晚上見壹女童挑牡丹燈籠引導壹位不過20歲的美女，然後發生的事情與中國版的內容基本相似，不過全都用日本的習俗和地名。日本的鈴木陽壹先生，在1996年的《中日文化論叢》中著文說：“現在對壹般的日本人來說，中國文言小說的故事內容及作品名稱，基本上不太熟悉。雖然如此，有些作品屬於例外，尤其《牡丹燈記》這篇短篇小說的故事內容，人們都很熟悉而且很愛好。”
《牡丹燈記》在明代時從寧波傳到日本的同時，也傳到朝鮮，朝鮮人金時習，將故事編到《金鱉時話》中出版。
在日本江戶時代末期，日本著名民間說唱藝術家圓朝，他將這個故事編成像寧波人“說新聞”、“講武書”那樣的民間表演節目，即壹個人表演的說唱和演講。在1883年，圓朝表演時增添了仿木屐的吱嘎聲，使更多的日本人奔走相告，百聽（看）而不厭。
進入20世紀之後，日本的《牡丹燈籠》由福田櫻知和歌舞伎大師三代河作好幾次改編為電影、歌舞伎和電視劇，由圓朝創演的木屐腳步聲和女鬼的可愛形象打動了屏幕前的無數日本觀眾。圓朝表演的《牡丹燈籠》後來又再次出版為速記讀物，並在報刊上連載。
《牡丹燈記》在中國重新顯山露水的是在進入民國之後。1917年，中國書商董康誦芬室曾據日本藏本予以翻刻。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周楞伽據董氏刻本排印校註本。1981年改革開放以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據1957年版重印。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牡丹燈記》的白話譯本。浙江大學著名教授馬興國先生認為：“《牡丹燈記》上承唐宋傳奇之余緒，下開《聊齋誌異》的先河，在中國傳奇小說發展史上，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它東傳日本後，對日本傳奇文學的發展，亦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997年和1998年，日本神奈川立正大學教授小山壹成先生兩次到寧波。為他在教學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小說史中提到的有關“湖心寺牡丹燈籠”尋找史料。
2000年9月，日本橫濱的內山先生父子又到月湖周邊考察《牡丹燈記》的遺跡。
近年來在調查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時，湖心寺和《牡丹燈記》又再次引起專家和學者們的關註。發生在寧波的《牡丹燈記》的故事及其影響，不僅表現在口頭文化上，還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文學著作、戲曲演唱以及故事傳承地的歷史文化遺存，而它的影響又涉及中國文化史和海外文化交流史。因此《牡丹燈記》及其廣泛的文化傳承和保護，有待於更多的熱心人和文化人士的廣泛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