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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的主要成就

鄭玄曾跟隨東漢著名經學家馬融學習古文經,後來外出遊學十多年,把握經書的源流,辨析學術,考溯源流,花費了很多精力整理篇章,條貫篇目,確定編排。為此,他搜求各家學說,仔細考訂異同,進行歸納和判斷,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註疏有《毛詩》、《周易》、《論語》等儒學經典。家藏經籍逾萬卷,多以儒家經籍為主。但《後漢書·鄭玄傳》稱其“所好群書,率皆腐敝”。鄭玄囊括大典,綜合百家,遍註群經,將今古文界限打破,達到了經學的融合與統壹。鄭玄所註經書,代表了漢代學術的最高成就,被稱為“鄭學”,對後世經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鄭玄以畢生精力註釋儒家經典,至今保存完整的,有《周禮註》、《儀禮註》、《禮記註》,合稱《三禮註》,還有《毛詩傳箋》。失傳後,經後人輯佚而部分保存下來的,有《周易註》、《古文尚書註》、《孝經註》、《論語註》。此外,他還曾註《春秋左氏傳》,未成,送予學者服虔,遂有《春秋服氏註》。

事實上,鄭玄遍註群經,遠遠不止這些,這裏僅列舉了主要部分。據清儒鄭珍考證統計,鄭玄的著述***約有60種之多。鄭玄在《戒子益恩書》中說,他致力於經學,是為了“述先聖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即是說,他的目的在於闡述儒家思想,使之發揚光大。歷史地看,鄭玄註經的成就是相當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願。

《後漢書》本傳總結鄭玄的經學成就說:“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說,刪裁繁蕪,刊改漏失,擇善而從,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這壹評價是符合畢實際的。 鄭玄最大的功績是編輯、註釋了“三禮”。漢代《禮經》只憑師授而無註解,馬融也只註了《喪服》經、傳,“三禮”這個名稱雖然是馬融、盧植提出來的,但卻是從鄭玄分別為《周禮》、《儀禮》、《禮記》作註之後,才確定下來的。《禮記》49篇的選輯本得以獨立成書,也始自鄭玄。“三禮”是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的淵藪,是十分寶貴的歷史文獻,但其中很多記載我們是很難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所以鄭註是不可或缺的。鄭註在幫助我們弄明白“三禮”的內容方面,以及在訂正經文的錯謬方面,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而且鄭玄在解釋經文時,又補充了許多經文之外的材料,大大豐富了文獻的內容。這些材料在當時肯定是有文獻或師說可據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賴鄭註而得保存其若幹,這也是鄭註的壹件大功勞。又由於鄭玄作註博綜古今,廣洽精詳,兼采異說,若能詳加條分縷析,弄清其源流,對於後人研究漢代的學術史,亦將大有裨益。鄭玄對禮義的闡發,也為我們研究漢代的政治思想史,留下了壹份很有價值的遺產。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等,都離不開鄭註。尤其是今天考釋地下發掘的先秦以至地下的文物,鄭玄的《三禮註》更是必須依靠的重要文獻。總的看,鄭玄遍註群經,而對“三禮”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禮註》遂為後世治禮學者所宗,孔穎達甚至說“禮是鄭學”,這無異說禮是鄭學的精髓和主幹。自古以來研究鄭宮禮學的著作浩如煙海,並分為“中鄭”、“駁鄭”兩派,這正說明鄭玄禮學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清初大學者顧炎武有《述古詩》稱贊鄭玄說:“大哉鄭康成,探賾靡不舉。六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顧氏是從不輕易贊頌古人的,但卻對鄭玄稱揚備至,由此也可見鄭玄禮學成就之大、影響之深。

現存的《毛詩箋》也是鄭註中的力作。箋與註釋不同,箋是宗壹家之說而又有所引申發明。鄭箋以《毛詩故訓傳》為主,《毛詩》講的簡略之處,便加以補充,有不同的見解,則另加標明,即“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玄語),實際上也是融會今古經,兼采三家詩說。《詩經》在史學上與文學上都屬極重要的壹部經典,但由於時代久遠,其中許多內容我們今天已經不易理解了。若要真正讀懂它,非借助前人的註釋不可,而鄭箋正是最好的古註本,是《詩經》研究的第壹個裏程碑。鄭箋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簡括地說,壹是對《詩》義的理解較為深刻和符合原意;二是花大力氣點明詩的象征特性,突現詩的文學意味;三是在文字、音韻、訓詁、博物等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漢人傳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但前三家詩相繼亡佚,《毛詩》在魏晉以後盛行,鄭玄作箋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鄭玄所註群經,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如今保存在《十三經註疏》中的,尚存四部,那就是《毛詩箋》與《三禮註》。在《十三經註疏》中,也以這四部註最為淵博詳明,明顯優於其他各家。宋人劉克莊有《雜詠壹百首·鄭司農》稱贊《毛詩箋》說:“新箋傳後學,古詩在先儒。不擬狂年少,燈前罵老奴。”宋人尊鄭玄者不多,但《毛詩箋》的成就卻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鄭玄註《易》,用的是費氏古文,他把象、象與經文合在壹起,並在其前面加上“象曰”、“彖曰”字樣,以與經文相區分。鄭氏易學兼采義理、象數之說。在象數學方面,除用互卦、消息等方法外,還力主五行生成說與交辰說。在義理方面,多采三禮的觀點,據禮以證易道廣大,凡涉及嫁娶、祭把、朝聘等項,所註皆與禮經所說相合,這壹特點與後來易學義理派的治易特點相通。鄭玄所註古文費氏《易》流行,今文經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後世王弼、韓康伯註《易》都用鄭玄本,孔穎達《五經正義》即采用王、韓註本,通行至今。

鄭玄所註《尚書》用的是古文,但與馬融不同,也兼采今文。鄭註的《古文尚書》流行,“今文經的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至於《春秋》,鄭玄本“欲註《春秋傳》”,後因與服虔觀點多相同,故未成之,但著有駁難公羊家何休的《發<墨守>》、《針<膏盲>》、《起<廢疾>》,表明其揚左氏抑公羊的態度。鄭學於魏晉南北朝時極受重視。這也是以後《左傳》大興的壹個原因。

鄭玄還註釋過漢代律令。《晉書·刑法誌》記載,秦漢舊律諸儒章句十有余家,魏明帝曾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采用余家。鄭玄還註過《孝經》與《論語》,都有較大影響。至於他註釋緯書,並用緯書解經,無論對緯書本身,還是對經今文學、古文學、訓詁學,也都是有貢獻的。

總之,鄭玄以其豐富的著述創立了“鄭學”,破除了過去今古文經學的家法,初步統壹了今古文經學,使經學進入了壹統時代,對經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鄭玄畢生隱居不仕,以整理古籍為職誌。他能不拘門戶之見,博采眾家之長,幾乎整理了前此的儒家全部重要經典,其數目達60余種。他進行的這項古籍整理工作,包括校勘文字,訓釋詞語,鉤玄提要,著為目錄,其成就是顯赫的。他不愧為卓越的古籍整理學家。

首先,看鄭玄的校讎學成就。鄭玄註經,不僅兼錄異文,考訂疑誤,而且致力於考鏡源流,厘析篇帙。所以,精擅於校除學的清人段玉裁,曾在《經義雜記序》中稱贊鄭玄成校讎學千古之大業。今人張舜徽先生著有《鄭氏校讎學發微》,認為鄭玄的校”學成就表現在如下12個方面:壹是辨章六藝,即明辨六經之體用;二是註述舊典,理查群書;三是條理禮書,使之部秩井然;四是敘次篇目,在目錄學方面有突出創見;五是廣羅異本,比較異同,細心讎對;六是擇善而從,不拘於師法家法和今古文;七是博綜眾說,舍短取長,不以先入者為主;八是求同存異,自申己見;九是考辨遺編,審定真偽;十是校正錯簡;十壹是補脫訂偽;十二是審音定字。

凡此種種,已大抵涉及到了校讎學的各個方面,後世有誌於以整理古籍為務者,皆以鄭玄所為作為楷式。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古籍浩如煙海,整理古籍是研究傳統文化與歷史的必需,而校讎之學,又是古籍整理方面的壹門專業學問。鄭玄的校讎學成就,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校讎學的內容,其功實不可沒。

其次,看鄭玄對訓詁學的貢獻。中國訓詁學的起源甚早,而訓詁學的成熟發展,則是漢代的事,漢人的訓詁學成就,又以鄭玄為最。所謂訓詁學,也就是用語言解釋語言,鄭玄遍註群經,其內容幾乎包括了後世訓詁學所涉及的全部:包括釋詞、釋句旨、說語源、說通假、註音讀、說修辭、說制度、解名物、釋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語法等等。而鄭玄所采用的訓詁方式,如直訓,義界、推因等方法及傳統的義訓、形訓、聲訓等,亦已相當完備。鄭玄註經所用的訓詁術語也相當豐富,如:猶,者…也…,所以壹也,謂,謂壹也,喻,亦,言,…貌,…之辭,…曰…,…為…,謂之,發聲,若,之屬,所以,之言,屬,然,聲誤,假借,之謂,語助,…之聲,當作,當為,今文,故書,古今字,古文,互言,音,讀,讀若,讀如,之言,讀曰,讀為,讀當為,或作等等,皆為後世所沿用,其體例十分嚴密。總的看來,鄭註群經為後世之訓詁學起到了導源的作用,大有發幾起例之功,實為中國訓詁學之起源。

此外,鄭玄對古音韻學與古詞匯學的發展也做出了壹定的貢獻。鄭玄有探索古音的創始之功:壹是他第壹次明確指出了“聲類”和“音類”,並註意發揮其在註釋中的作用;二是分析了二者的不同點:大抵發音部位相同的叫做“聲類”,收音部位相同的叫做“音類”,凡是“聲類”、“音類”相同或相近的字,其義必相同或相近。這在音韻學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關於詞匯學方面,鄭玄總結和發展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註經過程中對詞的諸多義項和用法進行全面訓釋,從而鞏固了先秦以來詞義發展的成果。春秋戰國時文化空前繁榮,經典史籍所用之詞達到了極大豐富,但是作為詞的記錄的單字,數量卻並未增加多少,詞匯的豐富性主要是通過壹詞多義表現出來的,即是說,詞在這壹時期產生了大量的引申義與假借義。許慎的《說文解字》主要在於明辨字的本義,正本清源,功績巨大,但很少涉及引申、假借問題。鄭玄則重在闡述詞的引申義與假借義,並揭示出了壹些客觀規律。

由此看來,鄭玄的功績已可與許慎相媲美,對詞匯學的發展有傑出貢獻。 鄭玄遵循儒家經籍中的壹貫思想,力主尊師。他指出:尊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 (《禮記正義》卷二十二)。《詩·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毛傳:言,我也。鄭玄箋: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 (《毛詩正義》卷壹)。

值得註意的是,鄭玄總是將尊師與重道聯系在壹起,這是他個人思想的體現。例如:《學記》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鄭玄註: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曲禮》: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鄭玄註:尊師重道也 (《禮記正義》卷二)。

《曲禮》: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這本是尊師之禮,鄭玄也將其概括為 尊道藝 (《禮記正義》卷壹)。由此可見,在鄭玄看來,尊師的實質在於重道。這是由於教師是道德和學術的代表者。馬融曾說:師者,教人以事以諭諸德也 (《通典》卷五十三),鄭玄繼承了這壹師說。也指出: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 (《周禮註疏》卷九),這種以重道的角度來看待尊師的意義的態度,比起單純將師與天、地、君、親來作比附的態度要積極得多。

鄭玄認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起著主導和支配作用。他指出: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 , 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這不僅反映了漢代經師具有巨大的權威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學的壹般規律的。

教師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鄭玄說:師善則善。他將教師本身的品德、學識以及教學態度視為教育成敗的關鍵。鄭玄對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壹,教師必須行以正直,這在兒童教育中尤為重要。鄭玄說: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 (《禮記正義》卷壹),這種 以正教之 的主張既是壹項教育原則,又包含著對教師本人的嚴格要求。

第二,教師必須精通學業。鄭玄批評那些 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的教師,這種人看起來是教學方法不佳,其原因還在於他們自己對經籍就沒有真正理解,又怎麽可能教好別人呢·所以《學記》說: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鄭玄註:此或時師不必解,或學者所未能問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總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誦經文,而自己沒有研究成果的教師不能說是稱職的。

第三,教師必須積極施教。雖然教師有 不往教 及 不復告 的戒律,但鄭玄認為這並不是減輕教師的教育職責。首先,在教育對象上,鄭玄認為 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 (《鄭氏逸書·論語註》卷四)。凡是虛心求學有上進心的,就應該予以促進,而不應因枝節問題而拒之門外。其次,在教學過程中,鄭玄雖然反對填鴨式的強行灌註,但他也認為 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而反對 師肩所隱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見鄭玄並不否定教師的積極施教。

只是這種施教應在學生具有上進心和求知欲的情況下,以啟發學生積極思考的方式進行。

第四,教師應該不斷深造。按鄭玄的話說,就是能夠通過教育活動而 見己道之所未達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雖然是教誨別人,但要能夠通過教育活動達到 自反 即 求諸己 的目的;雖然是促進別人提高,但要能 自強即自己也 修業不敢倦.也就是說,教師既應是教育者,又應是受教育者。總之,教師只有具備以上幾個方面的品格和作風,才能當之無愧於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職責。

鄭玄畢生致力於儒家經籍的研究和傳授。他破除了宗師和學派的門戶藩籬,集漢代經學之大成,他的經註是後代經學教科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對儒家經籍中所記載的教育設置和教育觀點作了大量精辟的闡發,其涉及面之廣要超過壹般思想家的專題論述。特別是鄭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經註的形式出現,盡管有依附於經籍,失於支離的弱點,但在將儒家經籍內容奉為聖人之道的古代,卻有著超出壹般學者論述的影響。 《後漢書·鄭玄傳》稱“玄自遊學,十余年乃歸鄉裏。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又記其60歲時,“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由此可見,鄭玄當時私門講學,極壹時之盛。其弟子眾多,幾遍全國各地,見載於《鄭誌》、《鄭記》與史傳者,著名的就有河內趙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經、樂安國淵、樂安任嘏、北海張逸、魯國劉琰、汝南程秉、北海孫乾、山陽郗慮、南陽許慈等等。他的學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著名的學者,《後漢書》本傳說:其門人山陽郗慮至禦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看來,鄭玄有知人之能,求學者不遠千裏投到他的門下,也都能確有所得。

人稱鄭玄“著書滿家,從學數萬”(《經學史》)恐怕不是虛言,他的弟子總數當不會少於萬人。據後人輯佚的《鄭誌》和《鄭記》記載,鄭玄在進行教學時,註意采取問難和啟發的方式,師徒們鍥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學態度十分嚴謹。

《食舊堂叢書》中《論語鄭註》記下了這樣壹個故事:《論語》評《詩經》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話,鄭玄註曰:“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也。”但是,鄭玄在給《毛序》是以“《關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作箋時卻說:“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這引起了弟子劉琰的懷疑:註《論語》以“哀”釋之,註《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誤,為何前後不壹致呢?鄭玄贊賞劉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說:“《論語註》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就是說,應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拿不準的就不強作結論,以免遺害後人。博聞、闕疑,慎言其余,鄭玄不僅治學如此,也教育學生要如此。

《食舊堂叢書·鄭誌》記有鄭玄與弟子趙商的壹段對話,是由《詩·商頌·長發》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說:“《長發》,大礻帝也。”鄭玄箋曰:“大衤帝,郊祭天也。……”這中間牽涉到很復雜的祭禮問題,趙商引古籍不同意鄭玄的解釋,

鄭玄在進行了壹番說明後批評弟子說:“探意太過,得無誣乎!”在與趙商的另壹次談話時也說:“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從這些師徒間切磋時的隨意性談話中可以看出,鄭玄教育學生是很註意問難式、啟發式和因材施教的,這是對中國大教育家孔子的傳統的繼承和進壹步發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進了其學說的傳播,終得大行於世。

總的看,鄭玄以其畢生精力註釋儒家經典,是壹位空前的經學大師。從唐代起,其所註的《詩》、《三禮》即被視為儒家經典的標準註本,收入九經。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經註疏,長期作為官方教材。直到今天,仍是古經典的權威註本。

因之,鄭玄在經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鄭玄的哲學思想。

由於歷史的時代的局限,鄭玄存在著神學迷信思想,認為有人格化的天神存在,它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如其《尚書五行傳註》說: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道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它變異皆屬珍,珍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即見適於天矣。壹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道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沖勝來乘珍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

這種天人感應的譴告說,不外乎宣揚君權神授,神化君主。他還進壹步認為,如果君主的行為符合天神的意誌,就會由上天降下種種嘉瑞、符瑞以示隆興;反之,若君主過天,上天則會降下種種災異以示警告。由此進壹步推論,則人的生死、貴賤、貧富、禍福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所以應該恭順天命,服從封建統治。另壹方面,他還神化陰陽、五行,用陰陽氣的盛衰解說事物的變化,以君子屬陽,小人屬陰,社會之所以亂,乃是陰氣過盛即小人當道的結果。所有這些,都是成體系的,並非偶然的提及。當然,這些思想並未超出漢代“天人合壹”唯心論思想的範疇,很少有鄭玄個人的發明。但他遍註群經,將這些思想融於對經文的解釋之中,而且其中又進行了壹些系統化的工作,這就將唯心主義神學哲學進壹步發揚光大了。總的看,鄭玄的哲學思想並不是進步的,但也未嘗不具有積極意義,因為它另壹方面也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和對自己命運的信心,只要按照天意——實際是某種客觀規律——辦事,就有可能招致好的結果。

鄭玄的政治思想。與其神學唯心主義的哲學觀相聯系,鄭玄在政治上是保守和正統的,他認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變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積極維護封建統治的中央集權制,反對地方割據勢力。從這壹點出發,他極力宣揚忠君思想,強調地方眼從中央,地方要以“順道”來事奉君主。他認為,人臣為君而死就是盡忠,是義、勇兼備的行為,而正直、剛克、柔克三德,為人臣者必須具備其壹。應該說,鄭玄對漢室是忠心的,對軍閥割據是痛心的,他在註釋群經時總是神化君主,要求地方諸侯服從君主,把封國的財富貢獻給天子。他註《周易》與《周禮》,常常寄托自己君賢臣忠的政治理想,而在箋註《毛詩》中,又寄托自己感傷時事之情,這也說明他向往從前、反對現實亂世的態度。另壹方面,他還積極宣傳孝道,用孝道來為忠君思想眼務。要求人們像事奉父母壹樣事奉君主,像尊重長兄壹樣尊重各級封建統治者。總的看,鄭玄是壹位篤信儒家思想的正統學者,他理想中的政治面貌,應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嚴守等級秩序,使政治穩定,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所有這些,當然也沒有多少鄭玄個人的東西,而是傳統儒家思想對他熏陶而形成的。但鄭玄遍詮群經,已把這些政治思想說成是經典的本義和萬古永恒的常則,這對於儒家傳統思想的傳播,當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今天看來,鄭玄的政治思想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沒有什麽積極意義。但是,歷史地看,鄭玄的政治思想在當時還是知識分子中普遍認同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和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相壹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