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籍中關於結繩記事的記載相當豐富：
《易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冶，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莊子·胠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2]
《周易正義》引《虞鄭九家易》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根據以上說法，上古有很長壹段時間都用結繩記事，神農氏應是用結繩的最後時代，至於結繩這種記事具體方法，目前的文獻已無從考證，只能參考其他民族在結繩記事時的壹些方法。根據記載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過結繩之事。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國的藏族、高山族、哈尼族以及直到20世紀50年代前的瑤族、獨龍族、高山族等少數民族，還保留著這種古老的記事方法。秘魯的土人用數條不同顏色的繩，平列地系在壹條主要的繩子上，根據所打結或環在哪條繩上、什麽位置和結、環的數目，來記載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人的人口數。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交往的擴大，人們需要記憶的事情越來越多，而人的記憶的延續時間和可負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識的標誌來提示它。雖然，結繩的方法所能承載記事的功能並不豐富，但不同顏色、不同粗細、不同位置、更是不同繩結，使作結治事和“各執以相考”的誓約功用，在逐漸的約定俗成的過程中，得以實現，使語言能跨越時間和空間的位置，得以保存、記憶和流傳
北史·魏本紀壹》說：“魏之先岀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3]
這段史料告訴我們，當古代中原早已進入發達的封建社會時，在壹些少數民族的原始社會部落中還在以結繩記事的方法，把戰爭、獵獲、會盟、選舉、慶典、聯姻、生育、疾病和災害等事件用刻木結繩的方法記錄下來。而且明白地告訴我們北魏鮮卑族的祖先是黃帝之子昌意，他的後人所用結繩記事的方法應該就是由黃帝時期的祖先昌意傳給他們的，這是黃帝時期中華先民曾經使用過結繩記事方法的很有價值的史料。由於他們以畜牧遊獵為生，過著淳樸而封閉的生活，使這種刻木結繩的記事方法還壹直保留到北朝時期。
近來，有不少學者認為，從漢字的本身也可找到結繩記事的蹤跡。“己”字，在甲骨和金文的字形中，像繩彎曲形，為了和古文乙、乃區別開來，“己”之彎曲作橫三折豎二折之形，不僅與盤曲的繩索有***性，而且，現存古代早期的字書中，已經對“己”有明確的解釋。《釋名·釋天》：“己，紀也，皆有定形，可紀識也。”[4]此後的《廣雅·釋言》也解為：“己，紀也。”清代的朱駿聲似乎看到了“己”解為“紀”的緣由，《說文通訓定聲·頤部》：“己即紀之本字，古文象別絲之形，三橫二縱，絲相別也。”絲，當然也包括絲繩之類。“紀”即“記”也。《釋名·釋言語》：“紀，記也。” 繩結的多樣性，不僅為紀錄事情提供了方便，而且繩帶的線條性，也許為用線條來描繪和勾勒象形符號，獲得某種啟迪。
漢字起源於結繩之說，不僅有文獻的記載，當代中外民俗資料的佐證，更可以從漢字內在的形體結構中，得到較合理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