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深受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響，綿延不斷地傳遞著傳統文化的氣息。壹方面，他的創作中流露出古典士大夫的情感取向。譬如，喜歡尋訪古跡(見《國子監》、《楊慎在保山》)、追慕先賢(見《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金嶽霖先生》)、讀古籍、懷舊(見《橋邊散文?午門憶舊》)、欣賞自然界壹切美好的風物（見《翠湖心影》、《香港的鳥》)，等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將汪曾祺稱為“本世紀最後壹個士大夫”。但是，另壹方面，他的文本裏也充滿風俗民情，凡人小事也隱含著俗文化的精神傳統。比如，在《故鄉的食物》、《吃食和文學》、《散文四篇》、《昆明的果品》等篇章中，作者均流露了對各種民間小吃的耽愛。但是與中國文人雅士在“吃”上表現的享受人生，品味人生不同，作者對這些食物所發的感喟，隱含了中國下層貧民內心深處沈重的危機感與憂患意識，面對這些普通的食物，作者不由自主地感慨“炒米和焦屑和我家鄉的貧窮和長期戰亂是有關系的”。他崇敬所有給生活帶來美的人物(見《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金嶽霖先生》、《老舍先生》等)，又真誠而饒有興趣地欣賞和辨析著民間傳說(《八仙》、《隨筆兩篇?水母》)。我們無法判斷民間文化和精英文化哪個對汪曾祺的影響更大，其中體現出來的傳統價值觀念和精神之火卻構成了相對完整的精神堡壘，在世紀末現實社會日益物化，人文精神日益失落的語境裏自有壹股感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