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柏青
(湖北師範學院文學院,湖北黃石 435002)
〔摘 要〕 先秦諸子散文以立意為宗,說理見長,體裁上屬於論說文,代表著作主要有《論語》《墨子》《孟
子》《莊子》《荀子》《韓非子》。《論語》為語錄體,雖有少數篇章具有政論性質,但更多的是簡單的判斷和結
論,屬於論說文的萌芽或雛形。《孟子》對《論語》的超越主要表現為以對話的形式結構成具有論說文性質
的篇章,以及高超的論辯藝術。《墨子》明顯表現出由“對話”為主向“專論”為主的過渡,且註重論證,講究
邏輯的嚴密和說理的充分,奠定了論說文的基本範式。《莊子》則擺脫了語錄體而發展成專題性論文,特別
是以“寓言”組成瑰麗篇章的表達方式,章法結構的奇妙,形成了獨特風格,開辟了全新境界。論述以形象
思維為主,但不排斥邏輯思維,使哲學的抽象性和文學的生動性達到了和諧的統壹。《荀子》基本上是成熟
的專題論文,不僅析理精微,議論透徹,論述周詳嚴密,而且遣詞造句,十分講究修辭藝術,標誌著論說文體
的成熟。《韓非子》繼承和開拓了《荀子》論說文的體裁,並使之進壹步完善與定型。其文多屬政論,內容
豐富,體式多樣,長於駁論;無論立論還是駁論,都長於矛盾律的運用,成為後世論說文體的楷模。
〔關鍵詞〕 諸子散文;論說文;發展演變
〔中圖分類號〕I2071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4733 (2009) 0520001208
先秦諸子散文,亦稱哲理散文或學術散文,主要產
生於春秋戰國時代。眾所周知,就文體而言,先秦諸子
散文與以《左傳》《國語》《戰國策》為代表的先秦歷史散
文不壹樣,歷史散文的主要特點是“敘”,敘述歷史事件
的發生、發展及其結局,並力圖揭示歷史發展演變的軌
跡。而諸子散文的主要特點是“論”,它們以立意為宗,
說理見長,重在表達思想主張與哲學觀點。因此,從文
體上看,歷史散文屬於記敘文;諸子散文則屬於論說文。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根據論說文的基本特征來論述先秦
諸子散文的特點,從而揭示出先秦諸子散文發展演變的
軌跡。史料記載先秦諸子散文十分豐富,但從論說文發
展演變的角度看,我們認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
要有《論語》《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
這些著作,不僅反映出先秦諸子散文由語錄體、對話體
到語錄與對話的連綴成篇,再到較為系統完整的長篇大
論的發展演變過程,而且也反映出作為論說文的先秦諸
子散文由論斷到論證,由簡單到繁復的發展演變的軌
跡。
(壹)
先秦諸子散文的最早作品,無疑是《論語》。《論
語》主要是孔子的語錄,也是壹部說理散文,大約在戰國
初年,由孔子的弟子後學編纂而成。作為最早的說理散
文,《論語》的最主要特點,是記錄了孔子作為思想家、教
育家的許多著名言論,特別是“孔子有些論政之語,代表
著儒家早期的政論文章。”[ 1 ]如:子曰:“為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眾星***之。”(《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
政》)話語雖然簡短,但政治觀點卻表達得頗為充分。又
如: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這是孔子對
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子產的評論,在這簡短的評論中,
也明顯地表達出孔子的政治主張。在《論語》中,我們還
可以看到壹些有如政治短評的文章。如: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
(《季氏》)
這段文字,主要從政權歸屬和群眾輿論兩方面,論
述了所謂“天下有道”與“天下無道”的顯著差異,見解
精辟而用語簡要。其特點是:直抒己見,要言不煩,極有
深度,對於歷史和現實,是深有感受的[ 1 ] 。同時,《論語》
中還有壹些由對話構成的篇幅較長的文章,而這類文章
有的則表現出壹些論說文的因素。如《季氏》篇首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
事於顓臾。”孔子曰:“求! 無乃爾是過與? 夫顓臾,昔者
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
以伐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
為子孫憂。”孔子曰:“求!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
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當作貧)而患不均,不
患貧(當作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
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幹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按照對話的過程,文章可分為三個層次。第壹層,
冉有、季路把“季氏將伐顓臾”的消息告訴了孔子,孔子
當即表示季氏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並列舉了三點理
由:顓臾原先本來就是魯國擔任東蒙山祭祀的主持者;
顓臾本來就在魯國的疆域之內;顓臾本來就是向魯國稱
臣,並無二心。既然如此,為什麽要討伐他呢? 第二層,
寫冉有明白了孔子的態度後,連忙為自己辯解:“夫子欲
之,吾二臣皆不欲也”,企圖推脫責任。而孔子並不放過
他,隨即進行了駁斥:先引用良史周任的名言作理論依
據,強調要職責相符;接著用壹個比喻,批評冉有、季路
失職;最後再用壹個比喻,既批評了冉有、季路未盡到職
責,也譴責了季氏的兼並行為。第三層,寫冉有既辯解
無效,推脫不掉,便直接說出了討伐顓臾的理由:“今夫
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聽
後,則對冉有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正面闡述了自己的
政治主張,即“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修文德”使遠
人歸服;並且深刻指出,季氏這樣做,只會激化魯國的內
部危機,後果嚴重。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季氏將伐顓臾》這
篇文章雖然是孔子與學生的對話,但是這個對話卻是圍
繞“季氏將伐顓臾”的是與非這個中心問題展開論述的。
文章既有孔子對冉有的批評駁斥,也有孔子政治主張的
正面立論,既有客觀事實的分析,也有理論的闡述,不僅
表達了為政的觀點,而且抒發了充沛的感情。其特點是
批駁有力,說理充分,不僅主旨鮮明,而且層次清晰,結
構嚴謹。這樣的文章,既不同於《尚書》裏的誥誡,也不
同於《左傳》中的辭令,而是帶有坐而論道性質的政論文
章[ 1 ]。
然而,從總體上看,《論語》作為說理散文還只是處
在初級階段。這主要表現為它的“許多論點都只有簡單
的判斷和結論,看不到嚴密的推論過程。而且他們多數
皆極簡短,大部分篇章屬於散文的萌芽或雛形。”[ 2 ]。
如:“巧言令色,鮮矣仁! ”(《學而》)“《詩》三百,壹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 吾從周。”(《八佾》)“《關睢》,樂不不淫, 哀而不
傷。”(《八佾》)“裏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裏
仁》)“德不孤,必有鄰。”(《裏仁》)“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雍
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雍也》)“三軍可奪
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雕也。”(《子罕》)“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 勇者不
懼。”(《子罕》)“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子路》)
“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
而不泰。”(《子路》)“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貧而無怨難,
富而無驕易。”(《憲問》)“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衛靈公》)“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衛靈
公》)“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鄉願,德之賊
也。”(《陽貨》)等等。這些見錄於《論語》的孔子的著名
言論,都是獨立成章的,深刻地反映出孔子對社會和人
生、政治和哲學、教育和文學的深刻思考,的確十分精
辟,因而成為後世永遠的經典名言。但是,從論說文的
角度看,這些獨立成章的經典名言,只是壹些簡單的判
斷而沒有論證和分析。如果就這些判斷和結論問壹個
為什麽,如為什麽“巧言令色”的人很少有“仁德”? 為
什麽說“《詩》三百”是“思無邪”的? 為什麽“裏仁為
美”? 為什麽“德不孤,必有鄰”? 從中卻難以找到明確
的答案。因此,這些獨立成章的經典名言,只能看作是
零散的論點或論斷,還不是論說文。當然,孔子作為傑
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授徒講學時絕對不可能只是
提出觀點而不作任何論證和闡述,之所以出現這種情
況,這恐怕是記錄者和整理編纂者的原因了。也就是
說,孔子在提出這些觀點時應該是有論證和闡述的,也
許是他的學生們在記錄的時候,只是記錄了壹些主要觀
點,而沒有記錄下孔子的論述,也許是整理和編纂者在
整理和編纂《論語》時,為了書寫的方便而省略了這些觀
點的論述,因而也就出現了《論語》中具有論斷性質的經
典名言多,而嚴密的推論過程缺失的現象。對此,劉大
傑先生曾作過這樣的解釋:“因為當時的物質條件的貧
弱,無論在歷史或是哲學上的表現,都只能做到大綱的形式。詳細情形,壹切都待於口語的解說。”[ 3 ]盡管“因
為當時的物質條件的貧弱”,而造成《論語》文章嚴密的
推論過程的缺失,但是,這並不影響《論語》在我國散文
發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作為早期的說理散文,《論語》的
貢獻仍然是巨大的。
(二)
《孟子》壹書的問世,標誌著先秦諸子散文進入到壹
個新的階段。與《論語》相比,《孟子》給人最為鮮明的
印象是文章形式有所發展,雖然還以語錄體為主,但是
三言兩語式的獨白越來越少,對話較長,它已將簡明扼
要的語錄,發展為長篇大論[ 4 ]。
然而,如果把《孟子》中那些獨白式語錄與《論語》
中獨白式語錄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孟子》中有許多
獨白式的語錄體文章,已具有專題論文的性質。如《天
時不如地利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裏之城,七裏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
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
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
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
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
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文章的主旨十分明確,即高度強調“人和”的重性。
具體地說,就是闡明了戰爭的勝敗,主要取決於人心的
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取決於統治者是否“得道”,即能
不能實施仁政。觀點正確,論證嚴密有力,章法嚴謹,邏
輯性很強。又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闡述孟子關於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理論,專題論文的性質亦十分鮮
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
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文章首先開宗明義,簡明地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的觀點,並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矣”加以證明,從而增強了論辯的力量。為了使這壹
觀點更加成立,接著又以“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這種人之常情,亦即社會生活的經
驗為依據作進壹步論證,從而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觀
點更加確鑿。既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
心”,那麽相應地也就應該具有“羞惡之心”,“辭讓之
心”,“是非之心”, 於是也就順理成章地得出人皆有
“仁”、“義”、“禮”、“智”四大善端,即“人性皆善”的結
論。在此基礎上,又進壹步強調了這種理論對於人生修
養的重大意義。
如果再將《孟子》中由對話組成的篇章與《論語》中
的對話篇章相比較,我們又會發現,《孟子》中許多“對話
較長”的篇章,論說文的性質則更加明顯,甚至可以說這
類篇章就是以對話的形式結構而成的論說文。例如《齊
桓晉文之事章》的主旨就是宣揚孟子關於“王道”的主
張,雖然由對話構成,卻具有論說文的壹般特征,即觀點
鮮明,論證較為充分而邏輯推理較為嚴密。文章以“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作為全篇立論的總綱,然後以齊宣
王與孟子壹問壹答的對話形式逐層深入,從而全面、集
中地論述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其論證的過程大體上可
以作這樣的概括:王天下的關鍵在於保民;保民的前提
是要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要不斷發揚推廣,即善
於推恩;推恩的具體表現是擯棄武力征戰,重視富民、教
民。可謂先後有序,環環相扣,結構嚴謹,論證有力。
由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與《論語》相
比,《孟子》文章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像《齊桓晉
文之事章》這樣長篇對話的篇章,不僅觀點鮮明,而且也
具有論證較為充分,邏輯推理較為嚴密的特點。盡管如
此,但是,從論說文的文體特征的角度來看,《孟子》文章
仍然存在著主要是語錄體形式,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
的論說文的局限。
我們認為,在先秦諸子散文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孟
子》的主要貢獻並不在論說文文體方面,而主要表現在
高超的論辯藝術。孟子是當時有名的“好辯”者,他自己
也承認自己“好辯”,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為
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也為了從容應對論敵的責難,
所以孟子不得不“好辯”。從《孟子》中,我們可以看到,
孟子在論辯中,特別善於抓住所論問題的要害,進行剖
析和邏輯推理,重視把握論辯中的主動權,洞察矛盾變
化情況,總是按照自己的意圖,將對方引入“埋伏圈”內,
使其“就範”[ 5 ]。這裏,仍然以《齊桓晉文之事章》為例,
因為這壹章不僅是以對話的形式結構而成的具有論說
文性質的代表作,而且也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孟子的論辯
藝術。如前所述,此文的主旨是宣揚孟子關於“王道”的
主張,文章是這樣開頭的: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
曰:“仲尼之徒,無道齊桓、晉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從齊宣王的提問,我們可以看到,齊宣王所要學的
是“霸道”,而孟子所要宣揚的則是“王道”,對“霸道”不
願講,也不屑講。可是現在面對齊宣王的提問,該作如
何回答? 如果直接抨擊“霸道”,那麽這個談話就無法進
行,孟子要說服齊宣王行“王道”的意圖也就無法實現。
於是孟子便采用求同存異的戰術,設法把對方引入到自
己設置的論辯內容的範圍之中。因此,他先用“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雲雲,輕輕地把齊宣王的問題推掉;
然後用“無以,則王乎”壹語,把問題拉到自己設置的軌
道上來。盡管齊宣王對“王道”並不怎麽感興趣,但他有
“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大欲,也就是有
稱霸中原,統壹天下的雄心,而行“王道”也可以不戰而
統壹天下,這“統壹天下”正是孟子和齊宣王的“同”。
正因為有這樣壹個“***同點”,所以齊宣王就想聽聽關於
“王道”的問題,於是就有了“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的發
問,這也就足以證明齊宣王的這種心態。這樣,孟子也
就以“保民而王”為中心,抓住齊宣王“以羊易牛”的所
謂的“不忍”,輕而易舉將他引入到自己的“埋伏圈”內,
使他想逃也逃不了。之所以能達到這樣的效果,除了孟
子在論辯中善於抓住問題的要害,重視把握主動權,善
於揣摩對方的心理,洞察矛盾變化情況之外,也還在於
孟子善於運用類比歸謬,欲擒故縱,反復詰難的論辯技
巧。例如,當孟子肯定齊宣王“以羊易牛”是“不忍”,
“是心足以王矣”而使齊宣王情緒很激動後,孟子立即將
話鋒壹轉:“王無異於百姓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
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這壹發
問,馬上又使齊宣王茫然不知所措。又如在對於“王道”
的“為”和“不為”的論辯上,孟子同樣采用了這種類比
歸謬的方法: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
壹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這裏提出的是兩個明顯自相矛盾、人人都會予以否
定的問題,自然齊宣王也只能做出否定性的回答。於是
孟子立即詰難: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者,獨何如? 然則
壹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
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
也。”
總之,孟子在論辯中很講究論辯的藝術,隨時變換
方法,有時開門見山,單刀直入;有時設問陳疑,類比歸
謬;有時欲擒故縱, 請君入甕; 有時因勢利導, 迂回包
抄[ 6 ] ,表現出論戰性強,言辭機敏,感情充沛,形象逼真,
氣勢雄健,鋒芒畢露,咄咄逼人的特色。《孟子》文章的
這種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風格,對後世論說文的寫作產
生了重大影響,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貢獻。
(三)
在先秦諸子散文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中,《墨子》作
出了重大貢獻,居功甚偉。《墨子》是壹部包括墨子及墨
家各派學說的著作,但是,《墨子》與《孟子》誰先誰後?
則有不同的看法。長期以來,無論是中國古代文學史還
是中國古代散文史著作,大多是把《墨子》置於《孟子》
之前,而把《孟子》置於《墨子》之後。當然,從墨子和孟
子二人的生存時代來看,墨子當然早於孟子,然而從《墨
子》和《孟子》二書產生的年代來看則未必然。郭預衡先
生曾經說過:“墨子其人的生存時代也許在這之前,但
《墨子》成書的年代應在以後。墨子的言論乃是墨家各
派所記、都是經過整理的。其成為壹書,也不在壹時,不
出壹手。”[ 1 ]譚家健先生則說得更加明確:“從總體上看,
《墨子》寫定並集結成書當在《孟子》之後。”[ 2 ]因此,本
文將《墨子》放置《孟子》之後論述,這或許更能真實地
反映出先秦諸子散文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
與《孟子》相比較,《墨子》的文體已明顯地表現出
由“對話”為主向“專論”為主的過渡。其鮮明的體現,
就是《墨子》各篇出現了簡明扼要的標題。這些標題不
再是《論語》《孟子》那樣取每篇的首章首句,並非可有
可無,而是《墨子》文章的中心論點,它猶如壹根紅線,貫
串全篇,起到了概括全篇中心思想的作用。如《尚賢》
《兼愛》《非攻》《明鬼》《非樂》等,都是如此。這些文章,
不僅有中心論點,而且謀篇布局亦頗有章法,綱目昭然,
層次分明,可以說已構成頗具規模的“專題”論說文。當
然,其中有些篇章語錄體特征較明顯,如《尚賢上》《非樂
上》等,但是,與《論語》《孟子》不同的是,它們不再是各
自孤立的存在,而是圍繞中心論題連綴而成壹個整體。
就每段語錄而言,都是該篇文章中不可或缺的壹個有機
組成部分[ 5 ]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國論說文
的基本範式是由《墨子》奠定的。
不僅如此,作為以“專論”為主的《墨子》,其文章還
十分註重論證,講究說理的充分和邏輯的嚴密,頗有自
覺為文的傾向。例如《兼愛上》,首先提出“聖人以治天
下為事者,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
自起,則不能治”的觀點,接著以“醫之攻人之疾者”,
“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
攻”為喻進行論證,從而得出“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不
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的結論。這段文字雖然是在提出論
題前所進行的論證,但在全文中卻十分重要,為下文提
出“亂何自起,起不相愛”的觀點作了很好的鋪墊。所以
下文緊接著論述“亂何自起”:起於父子、兄弟、君臣“不
相愛”,不僅如此,“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雖至
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在充分論述了
“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從而得出“察此何自起? 皆起
不相愛”的結論之後,文章又正面提出了“兼愛”的主張,即“視人身若其身”,“視人家若其家”,“視人國若其
國”,並通過層層推進,環環相扣的論證,最後得出“故天
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的結論。………………（大量刪節）
正是矛盾律的成功運用,使《韓非子》文章形成了壹
種不同於此前諸子散文的獨特風格,而這也是《韓非子》
文章能夠超越此前諸子散文的壹個重要原因。
[參 考 文 獻]
[ 1 ]郭預衡. 中國散文史[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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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劉大傑. 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M ]. 天津:百花文藝
出版社, 19991571
[ 4 ]譚家健. 中國古代散文史稿[M ]. 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6. 1071趙義山,李修生. 中國分體文學史(散文
卷)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401
[ 5 ]趙義山,李修生. 中國分體文學史(散文卷) [M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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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劉衍. 中國古代散文史[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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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阮忠.《莊子》創作論[M ]. 北京:中國地質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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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