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經歷了原始公社時代的漫長跋涉之後，進入了奴隸制社會。在中國，作為奴隸社會文明標誌的，是青銅工藝。史家把奴隸制時代稱為“青銅時代”。
青銅器的發達的鑄造工藝充分體現了中國奴隸制社會時期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水平，它的豐富多彩的造型和紋飾，集中反映了中國勞動人民傑出的藝術創造。
1．什麽是青銅器
青銅是銅和錫鉛的合金，因為紅銅（純銅）的熔點很高（1083C），而硬度較低，加入錫，可以降低熔點（700—900C），而且增加硬度，在應用上具有廣泛的適用性。人類在使用鐵器以前，廣泛地使用青銅鑄造各種器具。
2．青銅器的分類
青銅器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功能上大體可分為四類：
（1）禮器：商周時期，壹些日用青銅器由於用作祭祀和典禮時的陳設而被賦於特殊意義，成為青銅禮器。如鼎、鬲、尊等。
（2）樂器：到春秋時期，樂器在祭祀和典禮中更是不可缺少，所謂“鐘鳴鼎食”即反映了當時的情況，如饒、鐘、鈴、鼓等。
（3）兵器：現出土的兵器以春秋戰國時最多。有戈、鉞（yue）、矛、劍、鏃（zu）等。
（4）工具及車馬具：如犁、鋤、鐮、鏟、斧等。
此外，青銅日用器從用途上的主要分類有：食器、酒器、水器、日用雜器四種。其中以食器、酒器為主。
3．青銅工藝在造型和紋飾的主要特征：
從藝術欣賞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青銅工藝的突出 成就，是豐富多樣的造型和紋飾，以及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藝術風格。
中國的青銅工藝，以商、周兩代的青銅器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謂青銅禮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為由腹、足、耳三部分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揚火，耳可以穿杠搬運。鼎是青銅禮器中最為重要的壹個品種，它的實用意義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價值卻體現在對禮治的維護上。壹般多用於奴隸主階級的祭祀和宴飲，具有區別尊卑貴賤的功能，是奴隸主統治權力的象征。文獻記載：“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壹鼎”。（又有成語“壹言九鼎、問鼎中原、三足鼎立”）
如《司母戊方鼎》，形式厚重華麗，充滿了神秘、威懾的色彩。司母戊方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還有壹段傳奇的經歷。1939年3月，這只鼎出土於河南安陽侯家莊武官村吳玉瑤家的農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動困難，人們便想鋸斷大鼎，然後運出，但僅鋸壹足，便鋸不斷，於是悄悄地把鼎埋起來。後來消息走漏，日本人來搜索未成，便出價70萬圓偽幣收購，當地人們巧妙地送出另外壹鼎，算將此鼎留下。
抗戰勝利後，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壹耳（後來補上），先存放於安陽縣政府。同年十月底，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60壽辰，當地駐軍將大鼎作為壽禮，用專車運抵南京，保存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後來，國民黨政府曾想將此鼎運往臺灣，終因過於困難，才打消了這壹念頭，建國後，此鼎存於南京博物院，1959年撥交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已成為鎮館之寶。
西周中期以後，青銅器的神秘色彩逐漸淡化，風格趨向簡樸，追求樸素、典雅之美。如《孟鼎》，造型雄偉凝重，紋飾簡樸。
春秋中期以後，青銅器逐漸變成供統治階級享用的生活用品。青銅器的造型趨向輕靈、奇巧，裝飾手法寫實，紋飾也易於理解。如，蓮鶴方壺》，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另外《曾侯乙編鐘》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編鐘***56件，分上、中、下三層。經檢測每件編鐘不僅都能發音，而且能發兩個不同的音，可以 演奏各種現代樂曲，而且音質純正，音色優美。這是 目前世界上僅有的保留著原有音響的壹套特大型定音古樂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來的最古老的12個半音的樂器。 （錄象：曾侯乙編鐘）
秦、漢時期，由於鐵器和漆器比青銅器更方便，從 而逐步取代了青銅器，青銅器便向輕便、精巧、實用的生活用器和觀賞器方向發展，它們往往以實用和美觀的高度統壹而引人註目。 （錄象：青銅工藝）
這個是青銅器辨別真偽的論文
偽造青銅器主要是為了牟利，而仿造青銅器則是出於對古代文化的尊重與愛好，或是出於復古以宣揚傳統禮教之目的，所以仿古與偽造二者制作的目的與性質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現出某些不同的特點，有必要加以區別。唐代以來各個時期仿古作偽的情況大致可概括為四句話：唐宋為仿，元明是變，清代在改，民國是騙。現將其基本情況概述如下。
古代青銅器的仿造
仿造先秦青銅器的歷史約可以追溯至宋代，當時金石學興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銅器為樂事，宋宮廷曾據內府所藏商周青銅禮樂器大量仿造，以為郊廟之用。特別是政和年間，由於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見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後，銅器常被銷毀鑄幣，宋代仿制古器傳至今日者為數較少。但宋代仿古之風延續至元、明、清時代。元代時詔修諸路府州邑縣之廟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時為此設置了出蠟局(《元史·祭祀誌》)，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規模甚大，留傳於世者亦較多。明宣德年間，宣宗朱瞻基因見郊壇宗廟及內廷所陳設之鼎彜均非古制，遂生復古之心，於是在宣德三年敕諭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圖》、《博古圖》諸書所記商周青銅器器形，鑄造仿古銅器，此外亦令仿造內府所藏名窯四款式典雅者鑄銅器
。當時所鑄以上兩類仿古銅器達三千三百余件。這些仿古銅器，除部分歸宮廷留用外，還奉敕分與諸王府，因而得以流傳至各地(《宣德彜器圖譜》)。明末崇禎年間潞王朱常汸(號“敬壹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銅器。
仿古銅器有以下特征：
壹是常鑄有銘文表明是仿制品，宮廷所仿多鑄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銅器器底多鑄有篆文書寫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則有“潞國制”字樣，並有器物編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年間宮廷仿商周銅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銘文。歷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註明年款外，還註明官稱姓名。
二是仿制品在形制與氣韻上多與原器有差異。這是因為既是仿造，不像作偽，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嚴格遵從古制，甚至還有所變化，體現種種時代風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為模式，故在形制上較為相像，但與原器相比，造型略顯呆滯、粗拙，且體形壹般較大，特別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將仿古器紋飾與商周器物紋飾仔細對照亦可看出其不夠準確，形象多有變異，如北京故宮所藏宋仿商簋與商簋形制頗相如，但其頸部與圈足所飾夔紋形象與地紋均較商代紋飾失真且粗糙。元代時仿古銅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處，並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從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銅簠，雙環形耳與波帶形足均為隨意改造之表現，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後形制，但紋飾卻飾西周晚期與春秋早期的重環紋，亦與真器不合。明代宮廷仿制品因多據宋人著錄書鑄造圖樣，宋人所繪本就有不嚴格處，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雖與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紋飾變形卻十分嚴重、此種情形由上文所舉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見。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鑄“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彜器圖譜》，雖亦有用早期青銅器之大致形象，但無論是扁足與扉棱造型，還是紋飾、銘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紋飾更顯隨意性。《善齋吉金錄》著錄之“永保用鼎”，雖作立耳、蹄足，但頸、腹形制與紋飾及銘文字體均與先秦古器不類，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雲南石屏乾陽山玉皇閣修復過程中，曾於石壁發現仿古銅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鑄仿制品，雖大體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遠，頸下饕餮紋變形極明顯，鼎腹飾垂葉三角紋頗不合古制，銘文字體取自宋人《歷代鐘鼎彜器款識》卷九“絲女鼎”。最初曾被發現者定為西周銅鼎。由於判定明顯錯誤，很快即被糾正。
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銅器已有不少藏儲於清內府，乾隆年間編成的“西清四鑒”等書中所著錄銅器，有的
即使從描繪得不甚準確的器形、紋飾中亦能看出是這壹階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謂周蟠龍尊(實是壺形)、周夔風鼎。後壹器為錯金銀器，形制本於商、西周早期鼎制卻飾錯金銀紋飾，顯然是壹種變通與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銀錯之商周器十九皆偽"，顯然是對的，但這種器物多數當屬於仿古器，應被視為藝術作品。
清代宮廷繼續鑄造仿古銅器，風格與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銅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對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紋作蝴蝶狀，口頸下夔紋口、身皆臆作，底紋呆扳無變化，扁足形制與其上紋飾亦均不合古制，較典型地體現了這壹時期仿古器的風格與水平。
明清兩代的仿古銅器，有幾種常見而形制較特殊的器型，如百環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還可見貫耳觚，清代可見方口觚。
綜言之，歷代仿古銅器最重要的***性即多只是大體取商周銅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結構與紋飾，特別是紋飾方面)多有隨意變形。因此即使未有銘文標明為仿制品，只要對商周青銅器的形制、紋飾、銘文之時代特征有壹定的了解，仿制品與商周真器不合之處並不難看出。所以從總體而言，仿制器還是較易辨識的。
青銅器器的偽造與辨別
壹．青銅器偽造歷史之概況。
青銅器的偽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偽器較大量的出現尚始於宋代，當時金石學之興起。固然促進了對古代青銅器與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風的興盛，也使青銅器買賣成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偽造之器進應運而生。今日研究青銅器的學者們多認為，宋代宮廷既大量仿鑄古銅器，自然就培養出壹批作偽器之高手。
宋代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中有《古鐘鼎彜器辯》壹節，曾提到偽古銅器作假色澤與假銹的方法，可見銅器作偽在宋代時已發展為壹專門的技術。元明兩代亦有鑄造偽銅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論》卷六中有“偽古銅”壹小節，專講偽銅器作假銹色之方法與辨別要點。顯然當時作偽銅器與鑒別真偽皆已有相當經驗。此外，明人高濂在《論新鑄偽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記載，元代時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蘇州)王吉二家即為當時鑄作名家，其“制務法古，式樣可觀”。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銅器流入市場的。宋至明歷代偽制品中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於內府，故乾隆時所編專著錄內府藏器的《西清古鑒》、《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與《乙編》四書．(舊稱“西清四鑒”。現學者或稱“乾隆四鑒”)，有銘之器壹千壹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認為其中偽器與可疑器近42％，其中雖有因未親見而估計不當者，然此種估計總不致太過分。
清乾隆以前之元明兩代與清初偽造技術較低，器形、紋飾多仿照宋人青銅器著錄書籍中之圖像，銘文亦多屬杜撰，故偽器較易辨識。清乾隆之後，金石學復興，此時的情況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壹般學土大夫們對於銅器的觀念跟著也就推進壹點。他們要利用這些器銘來解釋文字，證明經、子，他們買壹件古董，總要註意它有字沒字。這中間價錢當然差得很遠”。有銘青銅器價值遠高於無銘器，這壹事實進壹步刺激了—些古董商與作偽者漁利之心，乃多於真器上增刻假銘，壹般是根據真器銘仿制、照搬，間或亦有改造、拼湊。與此同時，整體鑄造偽器、偽銘之作偽業也漸於山東濰縣、陜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
民國以後，古青銅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範本，加之歷代作偽技術不斷積累，至此時已近於爐火純青的地步，特別是這時候青銅器海外市場被開拓，於是作偽的水平與數量均大大超過前代。此外，作偽的區域性中心也增多起來，上海、北京均集中了壹批作偽高手，除於真器增制假銘外，全器偽造亦較多見。今日國內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偽制青銅器有相當大的比例即是屬於民國以後制作的。
二. 本世紀青銅器辨偽之主要成果。
偽制青銅器的歷史既如此長久，特別是近代以來偽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銅器辨偽問題在民國時期即已成為青銅器研究中壹項重要內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論古銅器之鑒別》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開首第壹句話即言：“如果要把古銅器當作壹門學問看待，那麽，我們第壹件當做的事就無過於真偽的鑒別了。”可見辨偽在此時已為學者高度重視。在此之前，近代學者中僅有著名學者與收藏家陳介棋，以他豐富的經驗對判定偽器提出過具體的見解(《簠齋尺牘》)。此外，1914年王國維撰《國朝金文著錄表》(1915年，
上虞羅氏雪堂叢刻本)，於各器類下均開列偽器及疑偽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見原器而所據僅銘文，故未必均得當，然實有開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彜器通考》出版，不僅在詳細地總結歷代辨偽經驗的基礎上歸納了識別偽器的若幹重要原則，並首次對偽造作了較科學的分期(書中壹些基本觀點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銅器通論》中又得到進壹步的充實)，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此之前，容先生還曾作過許多具體的辨偽研究，1925至1927間曾因工作多接觸清內府舊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偽存佚表》(《燕京學報》第五期，1929年)，對所謂“西清四鑒”中所收銅器及銘文作了甄別，其中壹部分器物的真、疑、偽差別問題後來在《商周彜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訂。與容氏所作研究同時，也有學者寫過辨偽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彜器偽字研究》(《金陵學報》三卷二期，1938年)，後又作補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舉徐中舒氏的論文。民國時期重要的有價值的辨偽論著大致如上述。
近二十年來，對於青銅器辨偽問題，又先後有壹些重要著作發表，無論在科學性上還是精細程度上都有新進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從事青銅器保管、修復工作的，故所論更為經驗之談。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帶有
理論性的著作是張光裕《偽作先秦彜器銘文
疏要》(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4年6月)，此書首先詳盡地考察了歷史上古銅器仿造與偽造的史實，說明了不同朝代仿造與偽造器物之手法、工藝特點與歷代辨偽之認識水平；繼而詳論作偽之方法、類別，尤著重於銘文之作偽的研究。本書還詳論了銅器鑒別之態度、方法，對已有成果從方法論角度作了科學的評判與總結。此書還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證》，引五十五件偽器。
八十年代以來有較多的青銅器辨偽論著發表，其中重要的有：
陳佩芬《青銅器辯偽》(《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館豐富館藏標本為資料，從鑄造技術角度指出偽器之破綻，說明偽器重於原器之事實(這是以往很少具體闡明的)。該文所論偽銘、偽紋飾多為偽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與弊病，極有助於辨偽水平之提高。
程長新、王文昶、程瑞秀《銅器辨偽淺說(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中之歷代偽器與仿制品之標本，詳析歷代宮廷與民間所作仿古銅器與偽銅器之形制、紋飾、銘文特點，生動形象，並有重要資料價值。文中還列舉、分析近現代作偽高手之作品，在綜論辨偽方法時，文章亦多結合實物標本，對作偽的手法之剖析甚為詳細。所有這些，對實際的辨偽工作都極為有益。
劉雨《乾隆四鑒綜理表》(中華書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礎上，對乾隆時之“四鑒”作了進壹步的分析、整理，對容氏判定偽器之器重作審定，提出了許多新見解。書末附“偽及疑偽器號表”，為科學利用“四鑒”提供了極大的方遍。
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羅福頤《商周秦漢青銅器銘文辨偽錄》(《古文字研究》第十壹輯，1985年)，著重於對清代與民國期間銅器作偽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宮博物院藏部分青銅器辨偽》(《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與《銅卣辨偽》(《故宮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榮達《從修復角度談商周青銅器的真偽鑒定問題》(《考古與文物》1987年2期)；杜乃松《宋元明清銅器鑒定概論》(《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對宋至清代的仿制銅器有比較細致的說明，是其獨到之處。
近年來，銅器辨偽已由對器表諸方面的考察轉向依靠現代科技術手段去考察銅器內部結構，比如用高強度x光透視機觀察商周銅器內部的墊片以判定真偽。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世賢對毛公鼎真偽問題的研究，詳見下文。
下文對青銅器辨偽的概述即參考了上述諸家之見解。
三．偽造青銅器之主要類型與辨別。
偽造青銅器有四種主要類型，下面分述這四種類型的造偽手法與辨別之要點：
(壹)真器改造
即將真器加工、改造為不合定規的奇特形制。屬此類者還有不同手法。
手法壹，將真器主體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觶，器真，內底有真銘“父乙”二字，現此器口沿部橫出壹流、頸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與器身不同，顯然是後配的。又該院所藏約西周早期之卣，失蓋與提梁，現此器雙半環耳各增加壹銜環，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壺形，但造型、紋飾仍與此期壺有異。
手法二，將分屬幾件真器的殘件拼湊成壹件，多數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殘件上任意新鑄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種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於非牛非馬較易被識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鑄偽造》(《遵生八棧》十四：二八)稱此種手法為為“改鍬”，並雲其曾在京師見到以古壺蓋制腹，以舊鼎耳為耳，屑湊古墓碎器飛龍腳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紋制度，人莫
不愛”。但如此生拼硬湊，毫無規則，顯然很好識別。此種手法偽造出來的器物，在清宮廷內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鑒》六；十壹“蟠夔紋鼎”，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顯得頗為怪異。又如同書十：四十“周獸環尊”是在車上添加獸形飾與鋪首銜環為雙耳，下接三半環以為足，拼成壹不倫不類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