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潘光旦,先要弄清“位育”的概念。該生澀的名詞,源自《中庸》上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有人作註:“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於是生發出潘光旦的“位育”論,即在適宜的位置上,求得最佳的發展。
握著理論的武器,潘光旦開始著眼於“人類的演進”,要在達爾文闡明“人類的由來”後,將關於人的極終學問再推進壹步,並倚此闡釋民族發展問題。將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納入其說,再由此上溯,潘光旦發現,往往有不能安其位不能遂其生的。
如在《說“才丁兩旺”》壹文中,潘光旦犀利地指出,中國中等社會奉為處世哲學的“財丁兩旺”(財字常寫作“才”,以免太露),始終只是壹個理想。財丁可以各旺,皆旺“卻為事理所不許可”,這裏頭有人口與物力的調劑問題,中國的虧吃在丁旺財不旺,西洋社會的虧吃在財旺丁不旺。嫌說得不過癮,他又用某作家的話來作譬,稱財丁難以兩全如同“大房子裏住小家庭,小房子裏住大家庭”。所以小家庭人丁欠旺,大家庭終要露出敗象。
以往,中國長時間地陷入“位育失當”的悖論裏(當然不止壹處),其派生的人口包袱,至今仍背在全民族的身上。那麽財旺是否就好?未必。學貫中西的潘光旦,對此亦見地不凡,由羅馬帝國的興衰,及美國社會的畸形消費,引出財浮於人能“引起種種淫靡奢侈的惡習慣,小之可以殺身喪家,大之可以亡國亡種”,真可謂警憒覺聾。財力過旺損智傷體者,我們已有所見,把住度而“致中和”者,才是明白人。
十分明白的潘光旦,看到財丁不可兩旺,卻可相旺。相字有彼此顧及的意思,如此才不至於走入歧途。潘光旦講位育,每每強調不能完全遷就環境,人類的進步,是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以和演化論中的“順應”相區別。故此,生物所處的“靜”的地位,要受制於其“動”的發展,反之亦然。為尋求中國人的位育之道,潘光旦在其力作《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中,全面剖析了中國人的稟賦,及生成這稟賦的主客觀條件,意在豎起壹面審視的鏡子。
他認為較之西洋人,中國人極有耐性,這是壹大優點,也是壹大弱點,是讓長期窮困給磨出來的,為適應窮困人們非勤即儉,這都要倚賴耐性。講到遷徙的選擇與淘汰作用,潘光旦也有精辟議論,點出中國歷史上荒年頻仍,其時總有體魄比較強壯的壹派,不願坐以待斃,而去別尋樂土,恰恰也就有更多的生存與發展機會。站在智者肩上,總有景致無限的感慨,讀潘光旦,妳不時要為其目光之深邃叫絕。
不僅在大作中尋求,就是寫較輕松的小文章,潘光旦也要在人格完美上用力。他提出興趣是主,事業是賓,以使興趣合理發揮,收到安心現職、疏導名利之功效(《生計·事業·興趣》),視角獨到。潘光旦豐富的著述中,凡此思想的亮點俯拾即是,可惜他“優生強種”的旗幟只打到68歲,不然以他集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家及翻譯家於壹身的優勢,是可以為中國的人文科學耕耘出更多的沃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