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馬隊主要在戰場上發揮作用。馬隊從最初的幾十、幾百，到北伐時的千余名，到三河之役時的數千名，再到天京解圍時的二萬余名，呈逐步發展壯大的趨勢。凡是用得著馬隊的戰場，太平軍都配備了馬隊，因而較分散，作用有限。總的說來，馬隊在全部兵力中所占比例甚微。北伐總兵力如以3萬計，則馬隊所占比例約為1∶30。北伐失敗，馬隊兵力嚴重不足是原因之壹。梅邦、弗雷代也說：“如果他們有大炮和騎兵，肯定能繼續取得勝利，打到天津和北京。”（註：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編《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二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 153頁。）梅邦、弗雷代肯定馬隊對北伐的重要性，但他們認為北伐太平軍無馬隊。其實北伐時有馬隊，只不過所占比例甚微，不易引人註目罷了。三河之役，太平軍投入的馬隊在總兵力中也不高，但步軍卻占壓倒優勢，重要的是，戰略戰術得當。1861 年鄱陽湖平原之戰， 太平軍投入的馬隊僅4000人（分為兩隊，每隊兩千），而清軍馬隊卻占總兵力的三分之壹（總兵力約5萬人），且“武裝齊備精壯善戰”（註：（英） 呤唎著、王維周譯《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頁。）， 其結果，太平軍卻大獲全勝。馬隊的配備無壹定成例，主要依據戰爭或戰役的實際需要而定。戰略欠妥，戰術不當，馬隊再多，也只能歸於失敗。
壹、軍火貿易的緣起及其走私性質
軍火貿易是太平天國實行正確的對外貿易政策的結果，也是其面臨復雜嚴峻的戰爭環境的產物。太平天國自定都天京後，壹直推行開放正當的對外貿易，積極爭取外援，同時要求各國商賈交納關稅、遵守太平天國各項貿易法令、制度和政策。特別是從血與火的戰場上，太平軍將士親眼看到洋槍洋炮的巨大威力，因而在對外貿易中，“他們最關心的是外國的武器”（《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頁。）。定都天京後不久，鎮江太平軍即對過往的英國艦船表示：“如有大炮、火藥、米糧，可來銷售。（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7冊，第123頁。）”1858年底，太平天國蕪湖守將候裕田曾向航行於長江的英艦巴克艦長懇求“相贈小洋炮壹貳桿，洋粉若幹，洋炮火嘴拾余個”（《太平天國文書匯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頁。）。1861年6月，駐防乍浦的太平軍首領鴻天福陳某照會英國水師提督何伯表示太平軍將不攻打寧波，並提出與之進行槍枝、火藥交易，保證“無論價錢如何，壹應付給。（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 ，Volume Ⅲ：Documents and Comments,P1141。）”甚至在戰火頻仍的1863年，忠王李秀成、慕王譚紹光還致書常勝軍首領戈登談軍火交易事宜：“至各人軍裝炮械，彼此皆知底細，妳處圖利，我處置辦，聽從通商，原無禁令。此時妳處若有槍炮洋貨，仍即照常來此交易。（《太平天國文書匯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頁。）”曾與太平軍大做軍火生意的美國瓊記洋行商人羅伯特·費倫向上司匯報說，太平軍“歡迎外國人同他們做買賣，……他們首先需要的是軍火，有多少要多少。（S．C．Lockwood：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1858～1862：American Merchants in China，P95．轉引自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頁。）”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西方列強紛紛宣布所謂“中立”政策，禁止除鴉片以外的所有與太平天國的貿易。1855年，英國甚至頒布法令，嚴禁在華臣民向太平軍“提供出售或代辦任何種類之戰爭物資。或代為裝備船只。（《太平天國史譯叢》，第壹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2頁。）”清政府也屢屢照會列強各國，要求對“擅赴內地或竟私運槍炮火藥者，立即押回，交與本國領事查辦，貨物入官充公。（《吳煦檔案選編》，第壹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頁。）”但軍事鬥爭對軍火的大量需求和巨額商業利潤的誘惑力卻是任何形式的法令所難以禁止的。壹方面太平天國壹直謀求從外國商人那裏購買精銳的武器和裝備；壹方面是違背清廷和列強禁令、不避路途艱險的冒險軍火商販的源源前來，軍火交易壹直禁而無絕。
二、軍火貿易的方式、地域、規模及運輸線路考察
太平天國對軍火貿易采取了靈活多樣的方法。自先是有組織地派人購買。1860年6月,太平軍攻占蘇州後，在嘉興、盛澤總理太平軍糧響、關卡的耕天福汪心耕、錫天福沈枝珊先後派人攜匯銀兩潛入上海，“偵探官兵信息，並購買洋槍火藥，接濟賊營。（《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二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84頁。）”翌年10月，忠王李秀成下令周莊、陳墓各鄉官，“赴滬采辦洋槍壹千桿，銅帽二十萬，大紅縐二百匹”，以為軍用（《吳煦檔案選編》，第二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頁。）。1862年2月,駐守南匯的太平軍首領裏天福徐某曾派三名太平軍攜洋銀1400元到松江購買洋槍火藥（《太平天國》，第六冊，第490頁。）。在上海，太平天國專門委派了秘密的軍火代理人,同華爾的洋槍隊爭購洋槍彈藥（《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三輯，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3頁。）。其次是請來訪或服務於太平天國的“洋兄弟”來購買軍火。1860年5月，太平天國曾試圖請來蘇州探訪的外國傳教士赫威爾等帶錢到上海購買武器,但遭拒絕（《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頁。）。1861年初，英國水手呤唎在南京參加太平軍後，忠王李秀成除請他教練太平軍外，還多次派他為太平軍采購軍火。1863年12月李秀成最後壹次頒發路憑給呤唎，派他“前往上海、寧波壹帶采辦兵船”（《太平天國》，第二冊，第872頁。）。1863年3月至6月，太平天國殿前副掌率總統水陸馬步軍務蔡某、開朝王宗殿前忠誠三十九天將李某、忠閎朝將隊內鱗天安余某也先後發給“洋兄弟”路憑,前往太倉、上海、嘉興等地采辦軍需（《新發現的太平天國路憑關卡憑照》，見《近代史資料》總第65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同年8月，原常勝軍領隊白齊文投歸太平軍後,慕王譚紹光曾派他赴上海購買洋槍軍火，並示意他能買到多少槍枝，就讓他帶多少部隊（王崇武、黎世清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壹輯，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第66頁。）。第三是積極主動與冒險前來的外國商人、軍火販子開展軍火交易。這些與太平天國做軍火交易的外國人成份復雜，主要有以下五類:（1）同情、贊成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人。他們對列強實行的所謂“中立”政策甚為不滿，認為“既雲外國人賣軍火與長毛有罪，則土、何提督幫助官兵亦該有罪。”有位自稱洋差的外國友人公開宣稱他曾“屢賣洋槍與長毛，日後仍有洋槍等要賣，即前此太倉長毛所用洋槍，皆我親往賣也。（《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73頁。）”（2）壹些有身份地位的在華外交官員。1853年，美國旗昌洋行商人兼駐滬副領事金能亨（Curningham，Edward）將壹艘輪船和大批美國槍械彈藥賣給太平軍，未料被清軍偵知，結果在上海引起輿論大嘩（（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靜蘭譯：《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頁。）。1863年9月，清軍在壹只寧波釣船上查獲了九名向太平軍販賣軍火的外國人，其中有壹名為“在申執事之人”。這些有頭面的人亦為厚利所趨，而從事走私。（3）貪圖橫財暴利的商人。據曾為太平軍俘虜的洋槍隊副領隊法爾思德回憶，當時“在上海十五元或二十元能夠買得到的短槍，太平軍須付給走私者壹百元”（《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三輯，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19頁。）。又據兩江總督怡良1853年11月奏稱：“向來夷人火藥每桶賣洋銀三元者，今增長至二十五六元不等”，“賊匪放價收買，奸夷貪利私賣”（《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第壹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33頁。），外國商人為之趨之若鶩。“向來有不法之外國人每帶外國洋槍至蘇州賣與長毛，雖華官稽查甚嚴，其中偷漏者不少。（《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99頁。）”據英國駐滬領事阿利國估計，當時在華各國“安分夷商，恨逆匪踞擾，以致貨物滯銷，僅十之二；其希圖漏稅，接濟火藥糧食漁利者，竟十之八。（《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第壹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42頁。）”值得註意的是，除壹般散商外,洋行仗其雄厚的實力，在與太平天國軍火貿易中占了很大部分。據1862年英軍駐華公使蔔魯斯及水師提督何伯給英國政府的報告，當時“香港和通商口岸的洋行公開地做槍炮生意”，“許多船只為上海的洋行運送槍械彈藥給叛亂軍，他們遠離領事館可以監督的範圍，在預先約定的地點卸貨，以便讓太平軍來領取。（（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靜蘭譯：《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頁。）”為遮人掩目，上海英租界壹些有名的洋行變換包裝方法,把壹箱箱貼著“雨傘”標簽的卡賓槍和借用“聖經箱”包裝的左輪手槍賣給太平軍（（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靜蘭譯：《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頁。）。1862年5月，洋槍隊攻占嘉定、青浦後，曾在兩地發現有數十尊1861年制造、印有英商“同珍洋行”字樣和皇冠商標的鐵制大炮（《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頁。）。（4）散居在通商口岸的外國無賴、罪犯、冒險家。太平軍進攻上海時期，“外國人來申遊蕩無業者，或賣洋槍濟匪，或無賴滋事，人數甚多。（《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31頁。）”1862年10月李鴻章在致曾國荃的信中也抱怨說：“賊中洋槍甚多，力可及遠，皆中芒鬼子（即閑散洋人——原註）、廣東、寧波商船購運者，無法禁止。（吳汝倫編：《李文忠公全集》，光緒三十壹年金陵刻本，“明僚函稿”，卷二，第14頁。）”（5）與太平軍兵刃相見的外國軍官、士兵。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占寧波後，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外國商人及英法海軍爭相售以軍火，並供應食品。1863年1月，進攻紹興的“常捷軍”,由於寧紹道臺不給之食，有四名法國小軍官“即將槍械賣錢食用”（《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頁。）。甚至連後來的常勝軍首領戈登也為暴利所誘，假手洋商與太平軍大做軍火交易（參見簡又文：《太平開國典制通考》（中），第716～719頁。）。
太平天國對冒險前來的外國軍火商販的態度是積極而主動的，他們為這些外商專門頒發了路憑，甚至還要求沿途各卡提供食宿（《新發現的太平天國路憑關卡憑照》，見《近代史資料》總第65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
太平天國與外國的軍火貿易主要是以上海、蘇州、南京、寧波為中心的長江下遊及蘇（福）、浙（江）占領區域內進行的。其運輸線路主要有以下幾條：壹是外商利用大輪船從新加坡、香港等地由海路徑至上海、寧波及鎮海、乍浦、漳州等沿海口岸，然後就地或販至各地賣給太平軍，浙江太平軍尤以此路接濟軍火；二是利用長江航運的便利，外國人借通商之名，趁機在長江沿岸各埠暗與太平軍做軍火生意，此路所得軍火軍需主要用以加強南京太平軍的防衛力量；三是從上海經水陸各路至蘇州及其附近各地（其中由蘇州到上海路線有四條：（1）由吳江水路至上海；（2）由吳縣水路至上海；（3）由平望水路至上海；（4）由盛澤水路至上海。由上海至蘇州路線有六條：（1）上海——青浦——沈韓涇——高店——蘇州葑門，為水路，計196裏；（2）上海——青浦——朱家角——滕村——高店——蘇州——葑門，為水路,計210裏；（3）上海——青浦——拓華寺——斜塘鎮——蘇州葑門，為水路，計204裏；（4）南黃浦——閔港——金澤——莘塔——同裏——蘇州；（5）上海——青浦——曹滕橋——昆山——蘇州；（6）黃渡——昆山——唯亭——蘇州。以上路線系參照（1）董蔡時主編:《太平天國史料專輯》第317、429～430頁；（2）《吳煦檔案選編》第三輯第287頁及第壹輯第314、367頁；（3）《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二冊,第184頁等資料制成。），這條線路為太平天國後期與外國軍火交易的主要區域，所得軍火主要補給忠王李秀成各部的軍備力量。其中主要的交易地點有：
在太平天國蘇福省境內主要為天京（南京）、鎮江兩地。早在1853年3月，即有“洋人自上海以大輪船泊下關，……出其槍械、火藥示賊軍，賊大喜，鼓吹迎其酋入城，與之聯教通款，俾常接濟軍火,……洋人大獲其利。（（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59頁。又見（清）夏燮《中西紀事》，嶽麓書社1988年版，第149頁。）”幾個月後，這位名叫嘞吶吐（即溫那治）的英商又雇傭二只寧波釣船，裝載洋槍200桿、洋刀100把及火藥、洋硝等物，“至鎮江賣給賊匪”。此後，天京中外貿易日漸繁盛，不但城外的小浜邊太平軍兵營有外國人“在該處私販軍火濟匪”（《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頁。），四城之外的買賣街道也“極多做洋槍鋪戶”。城內的法國商人“俱穿長毛服飾,攜帶洋槍及各種炮械在彼銷售，有輪船名不設，泊儀鳳門外，專做此等生意。（《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第256頁。）”1860年後，在鎮江至天京間外國人與太平軍軍火交易屢見不鮮,以致長江開放通商簡直像是“專為以供應品接濟太平軍而設的了”（（英）萊特著、姚曾廣譯：《中國關稅沿革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202頁。）。
在蘇福省境內，除上海、蘇州、太倉、松江外，尚有吳江、青浦、嘉定等地。1860年7月，曾有外國黑人商販在吳江居住十多天，將四門大炮、六大桶火藥、八枝五尺長洋槍價值銀萬余兩的軍火賣給太平軍,不久又將載來的兩船火藥槍炮赴蘇州售賣（《吳煦檔案選編》，第壹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2頁。）。同年，清軍在黃渡以東堵截了三只在青浦將“槍藥濟匪”後空船東返的外國商船，迫其返回原路（《吳煦檔案選編》，第壹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頁。）。1860年8月《北華捷報》報道說,當時上海壹些有身份的外國人將以鼻煙名義包裝的火藥及其它武器在“黃埔江與蘇州河上遊各地向叛軍出售”（《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頁。）。水陸交通的發達，大大便利了軍火販運，使蘇福省境內的軍火貿易，成為太平天國後期的主要軍火補給地。
在浙江省境內主要有寧波、鎮海、紹興、嘉興、乍浦等地。1862年江南海關探聞“（太平軍）近於寧波、鎮海地方，截擄海船，並以重價購買外國輪船及槍炮等項。”因而建議清廷：“暫停寧波通商，庶免為賊勾通”（《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238頁。）。清寧波海關並派出炮艇巡視舟山壹帶海面，多次截獲走私火器、軍械給太平軍的外國船只（《吳煦檔案選編》，第五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6頁。）。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軍余部南走福建。10月，侍王李世賢駐節漳州，修內政，辦外交，重整旗鼓，聲譽大振，吸引不少國際友人前往投奔太平軍，外國商人紛紛前往接濟太平軍軍火。李世賢所部“槍炮鉛藥皆運自夷舶”（（英）呤唎著、王維周譯《太平開國親歷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下冊，第656頁。），武器精良，並得到歐洲兵法的教練,“清軍在這方面不能和他們相比”。
太平天國通過各種途徑從外國商販那裏購得的軍火種類繁多，包括各種槍炮及軍械配件、兵船、彈藥等。數量也是驚人的。如1862年4月上海壹家洋行壹個月之間就賣給太平軍步槍3046枝、野炮795尊、火藥484桶即10947磅、子彈18000發、炮蓋450多萬個（C．A．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Shanghai．Shanghai Mercury，1909．P145．）。太平天國占領寧波後，與外國軍火貿易規模巨大,“大炮成百地、槍枝成千地、彈藥成噸地進口”（The North China Herald，May，17，1862．No．616．）。有壹艘名叫“模範”號（Paragon）的英國商船壹次就試圖將300門6磅至32磅的大炮、100箱小型武器及50噸彈藥賣給太平軍（《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頁。）。1862年春，太平天國曾計劃花費50萬兩銀子派人赴美國購買輪船槍炮，後因華爾向蘇松太道吳煦告密，未果。據曾投歸太平軍的美國人馬敦估計，蘇州太平軍中有三萬枝外國槍，四分之壹的兵士配有步槍，忠王李秀成的1000名衛隊則全部配備來復槍（王崇武、黎世清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壹輯，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第73頁。）。1862年10月，李秀成率軍進攻天京郊外曾國藩的湘軍營壘時，軍中擁有“洋槍多至二萬桿”，並配備有相當數量的開花炮（羅爾綱著《李秀成自述原稿註》，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88頁。）。太平天國其他將領如輔王楊輔清、護王陳坤書、慕王譚紹光、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歸王鄧光明、聽王陳炳文、榮王廖發壽、堵王黃文金、會王蔡元隆等所部營中均建有規模不等的洋槍隊、洋炮隊。其中歸王鄧光明的洋炮隊“洋炮精悍，為諸賊之冠”，規模達5000人（吳汝倫編：《李文忠公全集》，光緒三十壹年金陵刻本，“明僚函稿”，卷三，第41頁。）。故時人評論說：“賊無技勇，……只重洋炮。夷人過昂其值，兵火後賊所掠之金銀，半歸夷人。（《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二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52頁。）”太平天國與外國軍火貿易之盛、規模之巨由此可窺壹斑。
三、軍火貿易的影響
武器裝備是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之壹。太平天國積極開展對外軍火貿易，大量購買西方先進軍事武器，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展，而且對洋務運動的發生和近代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進程起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首先，大量外國軍火的輸入，大大改善了太平軍的軍事裝備，使太平軍的戰鬥力大為增強。太平軍定都天京後不久即開始購買、使用洋槍，各主要部隊中都配備了相當數量的洋槍洋炮。可以說,直到1862年4月李鴻章率淮軍到上海前,太平軍壹直比清軍更多地利用外國武器,在武器裝備上大大超過清軍的。湘軍統帥曾國藩在1862年10月也承認“賊之火器精於我者百倍之多”（羅爾綱《李秀成自述原稿註》,第288頁。另參見《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三輯，第186頁。）。太平天國所以能在天京事變後元氣大傷的情況下東征西討，特別是進擊中外反動勢力麇集的江、浙地區，開辟蘇浙根據地，和湘軍、淮軍及西人督練之洋槍隊、常勝軍較量八年之久，這與太平天國後期太平軍大量采用外國新式軍事武器所發揮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其次，聘請投歸太平軍的外國“洋兄弟”教練使用近代熱兵器，在壹定程度上提高了太平軍的軍事技術素質。早在1854年，羅大綱在湖口“身邊即有洋鬼子四人”（《曾國藩全集·家書》，壹，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710頁。）。1860年太平軍東征江浙後,以優厚的待遇吸引壹批外國軍事、工程技術人員到太平軍中服役。這些外國“洋兄弟”除教授太平軍使用洋槍、洋炮外，還教練太平軍壹種中西參半的陣法，以適應新式槍炮的作戰要求。隨著引進武器的增多，槍炮的維修、保養以及彈藥的供給等問題也很快被提到議事日程。太平軍中最初設置了“洋炮館”和“洋炮官”（《太平天國文書匯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頁。）,專門負責各種進口大炮的維修、保養與調撥。接著在各地先後設立了許多維修、仿造外國軍火的軍工廠。1854年駐守鎮江的太平軍即請了四名外國人為其“制巨炮、噴筒，甚精制，能達遠”（《余生紀略》。轉自郭存孝《太平天國火炮研究》，見《江海學刊》1988年第6期。）。太平天國後期,江、浙太平軍諸王在蘇州、太倉、昆山、盛澤、嘉定、青浦、南橋、拓林、湖州、嘉興、漳州等地先後建立了規模不壹的軍工廠，其中以蘇州、昆山、太倉三地規模最大。在外國工程技術人員的幫助下，這些軍工廠仿造的產品主要為各種槍炮、子彈、炮彈、火藥及炮車、彈藥筒、戰船等。1863年11月，蘇州守將譚紹光在英人史密斯幫助下曾試圖建造壹艘裝配32磅重炮的大輪船，後因戰火逼近，不得已而中止（《太平天國史譯叢》，第二輯，第125頁。）。這些仿造和引進的新式武器彈藥的大量使用，新式陣法的操演,不僅大大提高了太平軍的戰鬥力，而且引起了作戰方式乃至戰略戰術的重大變革。可以說，太平天國是最早開始中國軍事近代化實踐的。
再次，太平天國通過大量西方近代軍事武器的輸入，開始重視、吸取包括軍事技術在內的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當封建統治集團中的頑固派依然以“天朝大國”自居，視西方近代科技為“奇技淫巧”時，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卻喊出了學習西方的時代最強音。在《資政新編》中，洪仁玕列舉了輪船、火車、鐘表、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千裏鏡、量天尺、連環槍、天球等十幾種代表西方近代科技發展水平的“有用之物”，提出了設立專利局，鼓勵創造發明，興車馬、舟楫之利和器皿技藝等壹系列“與番人並雄之法”（《太平天國》，第二冊，第526、532～533、538頁。）。太平天國後期將領如李秀成、李世賢、譚紹光、林紹璋等也都表現出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濃厚興趣和好學精神，努力將“各種機械技術的改革，外國的發明，介紹到國內來”（《太平天國親歷記》,上冊，第235頁。），競相引進、任用壹些外國的軍事、工程、機械、醫學等方面的人才為太平軍服務。值得註意的是，在血與火的洗禮下，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如何對待以軍事武器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工業文明問題上得出的結論卻驚人地相似。可以設想，如果不是殘酷的戰爭環境制約，在《資政新編》的指導想下，有洪仁玕、李秀成等壹批對西方近代文明有較高認識水平的太平軍將領的親自主持與實踐，太平天國這種遠早於地主階級內部洋務運動的活動，必定會進壹步發展為自強求富的運動的。歷史的進程表明：從最初的洋槍洋炮的購買到西方軍事、工程技術人員的引進與任用，再到設廠仿造先進的外國武器裝備，太平天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所許可的範圍內走過的歷程，正是後來的洋務派所必須跨越的洋務運動的最初階段。弄清這壹點，可以使我們更科學、更全面地把握太平天國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