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大盂鼎銘文.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時期的著名青銅器，內壁有銘文，長達291 字，為西周青銅器中所少有。其內容為：周王告誡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則忌酒而興，命盂壹定要盡力地輔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書法體勢嚴謹，字形，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
西周 毛公鼎銘文.是西周青銅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壹，作於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內壁鑄有多達 498 字的長篇銘文。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並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結構勻稱準確，線條遒勁穩健，布局妥貼，充滿了理性色彩，顯示出金文已發展到極其成熟的境地。
西周 散氏盤.為西周後期厲王時代的青銅器，其銘文結構奇古，線條圓潤而凝煉，因取橫勢而重心偏低，故愈顯樸厚。其“澆鑄”感很強烈，表現了濃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學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現代著名書法家胡小石評說：“篆體至周而大備，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結字並取縱勢，其尚橫者唯《散氏盤》而已。
東周 石鼓文.為戰國時代秦國刻石。石鼓***有十枚，形似鼓狀，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詩壹首，***十首，其內容為記述秦王遊獵之事，故石鼓又稱為獵碣。字跡磨損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石鼓文》在書法史上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它的字體是典型的秦國書風，並對後來秦朝小篆的出現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其本身的藝術成就也很高，它的結體方正勻整，舒展大方，線條飽滿圓潤，筆意濃厚，在《石鼓文》字裏行間已經找不出象形圖畫的痕跡，完全是由線條組成的符號結構。
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礎上刪繁就簡而來。著名書法家李斯的代表作為秦泰山刻石，歷代都有極高的評價。秦代是繼承與創新的變革時期。《說文解字序》說：“秦書有八體，壹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書，八曰隸書。” 基本概括了此時字體的面貌。
隸書.的出現是漢字書寫的壹大進步，是書法史上的壹次革命，不但使漢字 趨於方正楷模，而且在筆法上也突破了單壹的中鋒運筆，為以後各種書體流派奠定了基礎。秦代除以上書法傑作外，尚有詔版、權量、瓦當、貨幣等文字，風格各異。秦代書法，在我國書法史上留下了輝煌燦爛的壹頁，與雄偉的萬裏長城和壯觀的兵馬俑壹樣，氣魄宏大，堪稱開創先河，是中華民族無窮智慧的結晶。
真書.行書. 草書.這壹書法史上了不起的時代，造就了兩個承前啟後，巍然綽立的大書法革新家—鐘繇，王羲之。他們揭開了中國書法發展史的新的壹頁。樹立了真書、行書、草書美的典範，此後歷朝歷代，乃至東鄰日本，學書者莫不宗法“鐘王”。盛稱 “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獻之)，甚至尊王羲之為“書聖”。又有王洵(羲之侄) 善行書，有《伯遠帖》傳世。
南北朝書法以魏碑最勝。魏碑，是北魏以及與北魏書風相近的南北朝碑誌石刻書法的泛稱，是漢代隸書向唐代楷書發展的過渡時期書法。康有為說： “凡魏碑，隨取壹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唐初幾位楷書大家如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繼承智永筆法取法六朝的。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輝煌燦爛，達到了中國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謂“書至初唐而極盛。”唐代墨跡流傳至今者也比前代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寶貴的書法作品。整個唐代書法，對前代既有繼承又有革新。初唐書家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薛稷、陸柬之等，此後有創造性的還有李邕、張旭、顏真卿、柳公權、釋懷素、鐘紹京、孫過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詩人李白也是值得壹提的大書家。楷書、行書、草書發展到唐代都跨入了壹個新的境地，時代特點十分突出，對後代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以前任何壹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