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孟子“舍身取義”的觀點的例子

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復生，漢族，革命家、思想家，湖南瀏陽人。他善文章，好任俠，長於劍術。是清末“百日維新”運動的著名人物，“戊戌六君子”之壹。譚嗣同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犧牲前，譚嗣同在獄中留下了壹首詩《獄中題壁》，百年來被廣為流傳，“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詩的後半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凸顯了譚嗣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坎坷求學路譚嗣同1865年生於北京，隨父譚繼洵在京十二年，13歲時第壹次回到瀏陽城北門的譚家宅院，也就是後來分家時他分到的“大夫第”。在家排行老七的譚嗣同幼時受到母親良好的照顧，但是11歲那年，因為壹場瘟疫，他嘗到了“五日三喪”之苦，壹下子失去了母親、二姐、大哥，自己也染上白喉“短死三日”。因為這次死而復生，他父親給他取字“復生”，經歷這次親人的生離死別，他變得悲觀、憂郁。譚嗣同10歲時，父親延請瀏陽老鄉，也是著名學者的歐陽中鵠做他的老師，在這裏，他接觸到了王夫之的學說，愛國主義思想由此啟蒙。譚嗣同回到瀏陽後，父親又為他請了塗_先先生系統教授他中國典籍。不久後，他跟隨父親去到蘭州，在父親的道署中讀書。譚嗣同心胸坦蕩，為人仗義，頗仰慕古代俠士。12歲時開始隨“通臂猿”胡七與“義俠”大刀王五學劍習武。王五那種桀驁不馴、英勇慷慨以及對世俗的反抗精神，對譚嗣同影響甚深。19歲的譚嗣同已經遊歷了直隸、甘肅、陜西、河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譚嗣同往來南北各地，遍觀社會風土，廣覽“形勢勝跡”，又目睹哀鴻遍野，災民流離之狀，大大加深了他對社會的了解，對下層苦難群眾的同情，不禁產生了“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廓猶是，人民復非”的感慨，誓誌做壹些有利於振興祖國的事業。23歲時，譚嗣同又師從劉人熙，開始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這期間，他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極大地豐富自己。譚嗣同在21歲至30歲之間，多次回鄉參與科舉考試，均未中。在科舉上下過很深功夫的他，受到科舉失敗打擊，曾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碧血丹心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慘敗，喪權失地，群情憤慨。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壹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1896年，譚嗣同在京城結識了吳雁舟、夏曾佑、吳季清等人，吳、夏諸人均為壹代佛學名宿，譚嗣同由此而傾心於佛學。漸漸以佛學為本，而引導其“仁學”之義理。1897年夏秋間，譚嗣同寫成重要著作《仁學》，這是維新派的第壹部哲學著作，構建了中國變法的全新理論體系。《仁學》博采《論語》《禮記》《莊子》《史記》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長，廣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變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補吾中國古法之亡”，被思想界譽為“駭俗之文”“人權宣言”。《仁學》之後，譚嗣同開始了變法的實踐活動。1897年，譚嗣同創辦時務學堂，興建瀏陽文廟算學館，出版《湘學新報》，廣泛傳播維新思想。1898年初，譚嗣同接受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的力量：自己擔任分教習，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壹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1898年3月，譚嗣同與唐才常等人創建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為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譚嗣同還創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在有機會逃走的情況下，束手就縛，“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不昌者也。有之，請從嗣同始。”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做最後壹次反抗。他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譚嗣同以壹種以身殉道的悲壯，終結了湘學“經世致用”精神在傳統道路上的努力，開創了湖湘誌士新的救國之路。譚嗣同的變法失敗株連了父親，致其罷官。值得欣慰的是，譚嗣同妻子李閏化悲痛為力量，於1912年創辦了瀏陽第壹所女子學校，她還建立育嬰局等公益事業。李閏六十歲時，康有為、梁啟超合送了壹塊橫匾“巾幗完人”，將其懸掛於“大夫第”故居次廳，她壹直以“大夫第”為主要生活場所，在此度過了晚年。青年毛澤東受其《仁學》影響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壹師範求學期間，老師楊昌濟特別看重譚嗣同的《仁學》，提倡人人要有獨立奮鬥、發動心力的精神。壹時間，研讀《仁學》成為湖南省立第壹師範學生中的壹種風氣。毛澤東等尤為用功，他們的日記和筆記中，常常有“譚瀏陽英靈充塞於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壹類的議論。青年毛澤東讀《仁學》所受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推崇“心力”的作用，壹是沖決壹切不平等的網羅。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還回憶說：這時候，我“寫了壹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我當時是壹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贊賞我那篇文章，給了我壹百分。”毛澤東對“心力”發動時不可遏止的描述，也與譚嗣同《仁學》裏的描述類似。不過，毛澤東承襲“心力”之說，也有變化：壹是把它同古代的聖賢豪傑的誌向氣概聯系在壹起;二是融進了西方倫理學的思想，把它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與精神思想結合在壹起的壹種“沖動”;三是強調“體力”與“心力”的結合。譚嗣同所作的《仁學》，其思想來源於儒家經世致用學說，也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影響，博采儒、佛、道、墨改革之長，廣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變革之道。這種包容寬厚的學術精神，對湘學的近代轉變具有深刻意義。來源：華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