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英國才女珠聯璧合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發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這是楊憲益先生在愛妻戴乃叠去世之後寫下的壹首緬懷詩。在先生與愛妻戴乃叠相濡以沫將近六十年的歲月裏，熟悉他們的人說，這樣恩愛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見的。六十年來，楊憲益和戴乃叠的名字從來沒有分開過，即使今天接受我們拜訪的只有楊憲益壹個人。
夫人戴乃叠的素描畫像就端掛在客廳的墻壁上，楊夫人戴乃叠原名格拉蒂絲·瑪格麗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or），她的父親是壹位英國傳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叠，自幼就對中國、對北京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相應的情感。1936年，楊憲益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並通過壹位朋友認識了戴乃叠。不久，戴乃叠發現，先生是個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國古典文學。
大概正是楊憲益身上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讓戴乃叠愛上了他。後來，戴乃叠幹脆改學中文，成為牛津大學攻讀中文學位的第壹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業上的誌趣相投，使他們成了彼此的知己，也為日後***同的翻譯工作鋪就了坦途……
1940年，楊憲益畢業回國，戴乃叠，很難想象這樣壹位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怎麽會跟隨楊憲益來到當時正處於戰亂之中的中國。但從兩人走到壹起的那天起，他們兩人便作為壹個整體面對人世間的壹切。
回國後，楊憲益夫婦不斷地在中國西南的各個城市之間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薦他們去了梁實秋領導的國立編譯館。當時的國立編譯館只有人從事將西方經典翻譯成中文的工作，還沒有人進行中文外譯。事實上自19世紀末以來，與外文中譯的繁盛景觀形成鮮明對比，中文外譯壹直就顯得勢單力薄。所以，直到20世紀四十年代，西方人對中國文史經典還幾乎壹無所知。梁實秋希望楊憲益夫婦能去領導壹個部門，專門從事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
當時楊憲益選擇了翻譯《資治通鑒》，因為覺得“有人還沒看到過”。雖然由於戰爭原因，最終《資治通鑒》的英文譯稿不幸丟失，沒有出版，但這是中國學者主動向西方介紹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楊戴兩人的中文外譯事業也從此開始起步。
很快，楊憲益發現：在翻譯上,他和戴乃叠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常常是楊憲益手捧中國的古典名著流暢口譯，戴乃叠手下的打字機飛翔壹般流動。
在楊憲益看來，有了戴乃叠的幫助，似乎沒有什麽是不可以翻譯的。就連中國的《楚辭》也不例外。簡單來講，翻譯就是把某壹種文字，翻譯到第二種文字。“就是這麽壹回事”。先生說，“要是原本妳懂了，妳翻譯成外文都沒錯。”
1951年楊憲益夫婦接到中國外文出版社的邀請來到北京，當時外文出版社（現中國外文局前身）剛剛創立英文版《中國文學》雜誌，這標誌著向西方社會系統介紹中國文學作品的開始。在這壹時期，楊憲益夫婦以驚人的速度翻譯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紅樓夢》英譯本便是此間的作品，這是至今為止唯壹壹部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另外僅有的壹個全譯本是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紅樓夢》兩個英文全譯本的出版，不僅是中國和英語國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學翻譯的大事，它促進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進程。在此後不到十年的時間裏，相繼又出版了由沙博裏翻譯的《水滸傳》（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國古典文學的英文全譯本。
楊憲益、戴乃叠夫婦半世紀的情緣與生活，可以說歷盡了艱辛——他們在“文革”中***同蹲過監獄，長子精神失常後在英國自焚……直到他們從外文局離休之後情況才有所好轉，兩位老人攜手壹起上街買菜、掛號看病。可惜，進入暮年的戴乃叠身體欠佳，她不大講話也不大出門，楊憲益便寸步不離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後的日子。
可以說，楊憲益、戴乃叠以他們事業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結合創造了壹個中西文化親密無間水乳交融的獨特範例。幾十年來，他們珠聯璧合的合作使他們雙雙獲得了“譯界泰鬥”的美譽，他們不僅創造了翻譯史上的奇跡，更用壹生成就了壹個傳奇。
戴乃叠走後，楊憲益的生命仿佛也隨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譯工作，只有他們留下來的上百萬字的翻譯作品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 楊苡聽哥哥講過，並不喜歡《紅樓夢》，但還是硬著頭皮和夫人壹起把它翻譯了出來。
楊先生的夫人戴乃叠是英國人。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楊憲益、戴乃叠聯袂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到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老殘遊記》，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紅樓夢》，達百余種。戴乃叠的母親曾對她說：“如果妳嫁給壹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但戴乃叠沒有後悔，她說：“愛上了中國文化，才嫁給了楊憲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叠去世，楊憲益也停止了翻譯工作。 楊憲益在南京期間，曾幫助找回流落的四千余件甲骨文。那時，南京剛剛解放，西方國家措手不及，紛紛關閉大使館。加拿大駐華使館的代辦叫朗寧，是他們夫婦的朋友，他撤離南京前，告訴楊憲益，他在收拾使館財物時，發現壹只舊木櫃，內藏紙包的骨片，並刻有文字。朗寧認為這是中國文物，不能帶出國，就問楊憲益怎麽處理。楊憲益去看了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後叫了壹輛三輪車，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長專門致信感謝他，並告知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
楊苡告訴記者，最為感動的是，文革後，坐牢4年的楊憲益出獄時，將壹生收藏的200多件書畫文物，無償捐贈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 回顧我年輕時學習英語的經歷，也沒多少真正體會和經驗，因為除了在在中學讀書時對英文曾經 壹度有過興趣以為，後來就從來沒有認真繼續好好學習過英文；解放後，作過不少年漢譯英的翻譯匠。
我在讀高中時，看的英文書很多，其中有許多是歐洲文學名著的英譯本，包括古希臘詩歌，但丁的 《神曲》，法國雨果等人的小說，什麽都看，並不限於英美文學。在1934年去英國讀希臘拉丁文學的 同時，又讀了許多各種各樣的書，包括哲學、歷史、人類等方面，什麽都看。在中學和大學讀書時， 課余看的書比較多，中外古今都有；這方面的缺點是比較亂而雜，沒有按計劃地、系統地研究壹些東 西；但因涉獵方面比較多，也獲得了壹些廣泛文化知識，這在翻譯工作中也還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愛好翻譯工作的年輕朋友，他們在翻譯中感覺苦惱的，往往是由於知識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廣泛知 識，這樣英文語法再好，也翻譯不出來原意。我的另外壹條小小的經驗就是，初學英語時，需要有明確的目的和強烈的興趣。如果像我年輕時那樣，學習英文是為了利用它作為工具，以便滿足自己的求知欲望，那就可以盡量讀自己感覺強烈興趣的英文書，不限於某種名著，從哪方面開始都可以。主要是要多讀、多寫、多聽、多說；時間久了，自然會產生效果。 北京的後海這個季節遊人如織。人稱“胡同串子”的人力黃包車迎來了他們的豐收年，他們在錯綜復雜的小巷來去自如，諳熟每壹個旮旯的看點，更了然高鼻梁綠眼睛們的心思。他們壹邊用流利的英文講價，壹邊用饒舌的京腔向老外們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兒、疙瘩、芥末堆兒……這些發音在老外聽來幾乎沒有區別的名目，讓他們眼睛瞪得溜圓，徹底“暈菜”了。
昔日整肅莊嚴的王府繁華已經改換門庭，投其所好地散發出曖昧的小資氣息。幾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據，經過裝修，變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館，侵略，還在向胡同深處蔓延。胡同深處，還有人家，他們的大門常關，回避著遊客們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戲說，是眼球經濟；只有他們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傳，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門朱漆斑駁，但門口的石獅子告訴妳，連低調都是有來歷的。
後海的小金絲胡同裏，藏著楊憲益的家。“小金絲胡同兒”用京腔念出來，流露出壹種對富貴的輕狎，在此之前，他的上壹處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萬莊”。對楊憲益來說，富貴只是個虛名罷了，推開門，是極素樸的——雖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楊憲益的壹天簡單到幾乎沒有變化，他常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就是這麽坐著，打發壹個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煙卷，鐘愛的酒已經被醫生禁止，他鄙夷電視節目的無聊，而他的眼睛，也漸漸不能讀書了。這個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記憶力壹流，智慧的頭顱似乎將是他最後壹個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從心，很難再給這個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樂趣。 富貴與楊憲益總有著擦身而過的緣分，作為天津中國銀行行長唯壹的公子，楊憲益從小就穿著袁世凱贈送的， 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黃馬褂。父親去世以後，只有七八歲的他就須穿戴整齊，以父親的名義出席董事會。但這壹份豐厚的家產很快被兩個叔叔的投機生意虧空，加上貨幣貶值和仆人的偷盜，到了1949年解放時，楊家的房產田地已經賣得罄盡，銀行存款實際也化為烏有。
出生在民國4年(1915年)的楊憲益生肖屬虎，母親在生他之前得了壹夢：夢見壹只白虎躍入懷中。白虎星是兇星，但算命先生說，這個夢既是兇兆又是吉兆：這個男孩將是家中唯壹的男丁，克父傷子，而他在經歷重重磨難後，將會成就輝煌的事業。“我不知道自己壹生的事業是否算得上輝煌，但是我確實是母親唯壹的男孩，而且我5歲時父親就病逝了。在過去的70余年生涯中，我確實經歷了重重磨難。所以，那位算命先生盡可以說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楊憲益的自傳在意大利出版的時候，書名是《從富家少爺到黨員同誌》，題目裏透露出的是基於財富與政治的個人命運；在大陸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載酒憶當年》，是知識分子那種顧左右而言他的隱晦；到了篤信風水命理的香港人那裏，書名就變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楊憲益常說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說的，但他並不忌諱談這些，他在自傳開頭便把自己的出生與父親的去世聯系起來，認為這就是他的命運。這種矛盾的態度，揭示出他內心的隱痛。他唯壹的兒子，因在“文革”中受牽連而精神分裂，最後用汽油自焚身亡，成為算命先生“白虎說”的又壹佐證，這也成為後來他與戴乃叠之間最大的分歧。 中學畢業以後的楊憲益隨師長和朋友壹起前往英國牛津求學，彼時的牛津每年只接受壹位亞裔學生，在得知楊憲益只用了5個月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就通過入學考試時，學校的官員認為他壹定是僥幸過關，並堅持讓他推遲壹年入學。這位出手闊綽的中國少爺正好利用這壹年時間遊歷了歐洲大陸，見識了賭場、妓院、夜總會、沙漠……喝遍了各種各樣的小酒館，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他生性不羈，以違規為榮，在學校裏幹盡調皮搗蛋的事情。
從幼年起楊憲益就不是壹個用功讀書的人，在牛津他的學習成績並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興趣的書籍和社會活動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聰慧在牛津卻有口皆碑。“因為我知道，即使考頭等對於我也毫無意義，我是要回中國的。”出於好玩，他在牛津壹口氣把《離騷》按照英國18世紀的英雄雙行體的格式翻譯了出來。這壹年，他24歲，這是他第壹次接觸翻譯，他在翻譯中顯示出來的磅礴才華和獨立性，讓英國人大吃壹驚。這首譯詩還作為經典，屹立在歐洲各大學的圖書館書架上。
楊憲益的《離騷》譯作充滿了嘲諷與誇張，他對《離騷》原作也並無尊敬之意。“我始終認為《離騷》是壹首偽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幾個世紀的漢代淮南王劉安。”既然原作都是贗品，譯作就更可以天馬行空了。著名的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對楊憲益這首譯作的評價是：“這部《離騷》的詩體譯文，在精神上與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壹只巧克力制成的復活節彩蛋和壹只雞蛋卷之間的相似程度壹樣。”
“大衛是我和乃叠的好朋友，我們都覺得他說得很好玩。”1953年，楊憲益作為政協特邀委員，跟壹群科學家、藝術家壹起接受毛主席接見。“他(毛主席)身體已經發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過來，挨個和我們握手。周恩來跟在他身邊，依次把我們向他介紹。”周恩來當時特別對毛主席說：這是壹位翻譯家，已經把《離騷》譯成了英文。
“毛主席熱愛中國古典詩歌，《離騷》正是毛主席最喜愛的作品之壹。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熱烈地握了握說：‘妳覺得《離騷》能夠翻譯嗎，嗯？’‘主席，諒必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可以翻譯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應是微微壹笑，欲言又止，頗有幾分不以為然。“後來我想，毛主席顯然不相信《離騷》這樣的偉大詩篇能夠翻譯成其他語言，當然，他懷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寫詩，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沒有機會跟毛主席討論這個問題。 在牛津畢業並取得榮譽學位以後，楊憲益迫不及待地回國了，留學7年，很多事情變了。去的時候，他是坐壹等艙揮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來時，他連路費都是靠變賣書籍和跟人借貸——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經坐吃山空，淪為貧困了。不過，去的時候，他是單身，回來賺得美人歸——戴乃叠陪在他的身邊。
戴乃叠(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楊憲益法國文學課上的同學，她出生在中國，父親是壹位傳教士，曾經在燕京大學教書，並為中國的地方工會工作過。乃叠從小對中國懷著別樣的情感，在她的印象中，倫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顏六色”的，有各種好吃的和好玩的東西。
可當她再次回到中國，這個家園已經充滿了戰亂和貧窮，物資匱乏，人民流離失所，許多知識分子跟他們壹樣，懷揣壹張任教的聘書，身無長物，顛簸在深入內地的旅途上。
楊憲益在後方任教期間，結交到許多誌同道合的朋友，如當時在復旦大學(校址重慶)任教的梁宗岱。兩人詩酒逍遙，用法國詩歌和文學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壹天晚上他上我家來，我有壹整壇白酒，裏面還浸泡著龍眼，這壇酒平時藏在我的床底下。湊巧的是，床底下還放著同樣大小的壹個壇子，裏面盛滿煤油……煤油顏色淺黃，和龍眼酒顏色相同。”當時電力供應不正常，常常停電，壹次梁宗岱來訪，楊憲益摸黑端起煤油壇子，給他倒上了滿滿壹碗。
“他嘗了嘗說，我的酒似乎很有勁頭，有壹種特殊的味道，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把碗裏的酒喝幹了。”幸好梁宗岱沒被毒死，第二天照樣上楊家，照樣健康而好色，愛追求年輕漂亮的女士，還因為緋聞，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務長大打出手，從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丟了工作飯碗。
楊憲益欣賞的人，往往符合兩個條件：愛酒，愛女人。他因此喜歡曹操。如果楊老先生說壹個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評價。梁宗岱顯然是壹個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楊憲益跟同樣經歷過牢獄之災的梁宗岱再次相見了，當時的梁宗岱已經完成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翻譯，還從德文翻譯了《浮士德》，正在對祖國的中醫藥發生濃厚的興趣，他專門贈送給楊憲益壹瓶自己特制的壯陽藥水！
“壹年以後，我聽說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藥水害死的。他和我壹樣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樣的學者和詩人已是鳳毛麟角。” 早在入獄之前，楊憲益和戴乃叠已經遭受了很長時間的政治敵意。楊憲益翻譯的壹本中國古代文學簡史是山東壹位教授寫的，這位教授效法蘇聯的《聯***黨史》，在文學史每壹章結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話。“我認為這種寫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國外讀者的需要，於是我征得編輯同意，把語錄統統刪掉。結果這本書的篇幅還不到原來長度的壹半。在審查時，他們發現了這壹件事：居然敢刪除毛主席語錄！都震驚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間席卷全國，北京首當其沖，“大字報鋪天蓋地，所有的墻上都塗滿紅漆。短短幾天時間，整座城市就變成壹片‘紅海洋’”。
楊憲益回憶中的“文革”，有著黑色幽默式的荒誕。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們批鬥兩名領導，除了敲鑼打鼓和轉圈遊鬥，還隨處張貼大字報。“很顯然，這兩名領導人的主要罪狀就是他們愛吃好東西。大字報上滿載著他們早先吃過的美味佳肴的詳細記錄。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變成了壹家大飯店，到處都張貼起用鬥大的字書寫的菜單。”
批鬥的矛頭很快從領導普及到了楊憲益這樣的“專家”和“壞分子”。
——“三張飯桌摞在壹起，壹張上架著壹張。他們頗為客氣地幫我爬到最高處的那張桌子上，這時群眾聚合在桌子周圍，開始對我進行聲討，質問我為什麽要反對毛主席，為什麽要為赫魯曉夫辯護……”
——“他們讓我們低著頭在臺上站成壹列，接著又讓我們把胳膊往後伸，高高地舉過我們低垂的頭顱。……我胳膊的肌肉很靈活，有彈性，所以我能輕而易舉地做出這種姿態。”
——“有壹段時間，我被勒令打掃廁所……而我幹得很好，把便盆上殘存的陳年汙垢統統刮掉，用清水沖幹凈。不久，我就因為工作勤勤懇懇、壹絲不茍而受到人們誇獎。《中國文學》編輯部的廁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潔的廁所。”
楊憲益開始出現輕微的神經分裂征兆，他常有幻聽，並產生迫害妄想。而戴乃叠所面臨的是孤獨與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與這個金色頭發的外國人說話，她走到哪裏都碰到敵意的眼神，人們像躲避瘟疫壹樣地躲著她，有些激進的學生甚至當著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
戴乃叠所在單位的領導質問過她：妳為什麽不加入中國國籍？乃叠回應：“只有加入中國籍才叫愛中國嗎？妳是什麽***產黨員？壹點國際主義都沒有！”
1968年4月，美籍猶太人愛潑斯坦和他的英國籍妻子被捕入獄。不到壹個月，就輪到了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楊被捕那天，夫妻倆正在家中相對無言，沈默地喝著白酒消愁。
楊憲益入獄時滿身酒氣，同獄的犯人以為他是因為喝酒鬧事才被抓的，他吸著鼻子說：“妳的酒氣好聞極了，壹定是高檔貨，多少錢壹兩的？”
楊憲益告訴他，他買的酒不是散稱的，是論瓶的。離家的時候，他跟太太剛喝了壹瓶的三分之二，酒瓶裏還留著三分之壹。這讓同監的獄友垂涎不已。
楊憲益在獄友中很快贏得尊敬，與此同時，戴乃叠被關在另壹所女子監獄裏。他們最放心不下的是3個孩子，但監獄的同誌告訴他們，孩子有人照顧。戴乃叠出獄後才知道：她的3個孩子，幾年內沒有壹分錢生活來源，衣食無著，流落在農村。
郁達夫的侄女郁風跟戴乃叠同在半步橋監獄。郁風說，在獄中，這位可敬的英國女子也依然保持著文明和風度，她愛清潔，用牙刷把監獄的墻刷得幹幹凈凈，每天送牢飯的過來時，隔著壹條走廊的郁風聽見戴乃叠從來不忘記對獄卒說：謝謝。 在獄中楊憲益依然保持著對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發生，但是監獄裏的犯人們對外面發生的壹切壹無所知。按照慣例，每年國慶節的那壹天，準許犯人從收音機裏收聽天安門廣場的慶祝廣播，這壹年，楊憲益註意到，林彪沒有照常出來，以嘶啞的聲音發表演說，甚至連名字都沒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這壹信號，並尋找到了佐證：黨報《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外國賀電，西哈努克親王的賀電只發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兩人，這是極不尋常的。“當時西哈努克親王被認為是中國最親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度過，如果林彪繼續得寵，西哈努克絕不會犯壹個如此嚴重的錯誤。”
楊憲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紅寶書”，把第壹頁林彪寫的前言撕掉了。
壹周以後，看守走進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紅寶書”統統交上來，當他拿到楊憲益的那本時，發現林彪的前言已經不見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壹遍，還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麽話都沒有說，就把那本小紅書扔還給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書都帶走了。”
這壹舉動使全體犯人都覺得很奇怪，楊憲益暗自得意，他告訴獄友，外面可能快要變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帶楊憲益到壹個很大的房間，往他的脖子上掛了壹塊寫有名字的紙板，他打開所有的燈，叫壹名攝影師進來給楊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壹臉憂傷：看來楊憲益要被槍斃了。
但第二天，楊被帶了出去，壹位監獄的官員對他發表了壹番語重心長的談話，大意是：妳幹過好事，也幹過壞事；當初抓妳是對的，放妳也是對的；妳在監獄住了4年，夥食費要從妳的工資裏扣取。說完這壹切，他們宣布，楊憲益出獄了。 楊憲益出獄後不久，戴乃叠也被無罪釋放了，在政治高壓的年代裏，這對異國夫妻的代價無疑是巨大的。
早在楊戴兩人結婚之前，雙方的母親就對這門婚事十分擔憂，乃叠的母親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對，她甚至對女兒說：如果妳們結婚，妳們的婚姻持續不了4年，而妳們將來的孩子會自殺而死。
是詛咒還是讖語？楊憲益最疼愛的兒子楊燁，因為“文革”中受到父親的牽連，逐漸神經分裂，在姨媽家中用汽油點火自焚。這成為壹生恩愛的楊戴二人之間永恒的隔閡，戴乃叠始終認為楊憲益在兒子的叛逆期忙於政治，疏忽了孩子。乃叠忠於自己的選擇：楊憲益和中國，從未後悔和動搖，無論戰亂、流亡、貧困……直到兒子的死亡，她開始懷疑自己所付出的壹切，內心深處，她更因為母親當年的預言應驗而深感挫敗。
“文革”結束以後，楊憲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續，他的學術抱負也得以施展，在這段時間裏，他除了跟乃叠繼續翻譯作品，還常有機會與友人聚會和旅行，寫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詩作。楊憲益自嘲是：“學成半瓶醋，詩打壹缸油。”雖然不少詩歌是含諷的打油詩，但整體看來，這壹段時間中，楊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萬莊”的寓所裏，往來無白丁，經常來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黃苗子、黃永玉、丁聰、新鳳霞、郁風……除了相伴出遊，他們在詩文書畫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叠受困於老年癡呆癥，楊憲益與她寸步不離，朋友們去看望她，她有時已認不出他們，但她壹直微笑著，白色卷發松軟地圍著老太太泛紅的臉。郁風就這樣為她畫了壹幅肖像，他在畫上題了兩行字：金頭發變銀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會變的。
乃叠去世以後，這幅畫就長伴楊憲益的案頭。他作了壹首詩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發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們壹個接壹個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聯詩的人越來越少了。有人說，楊憲益也許是中國最後壹個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於壹身的知識分子了。他穿著已經洗出毛邊的藍灰色線衣，坐在沙發上，瘦骨嶙峋，寂靜無聲，看著窗外。這是小金絲胡同的下午，北京難得壹見的晴朗陽光，從窗欞的東邊移到了西邊，楊憲益的壹天，又要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