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天似穹廬罩四野·天文歷法的推算
以牧業為生涯的草原民族早就在探索自然星辰的出沒、日夜交替、寒來暑往的壹系列變化對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所發生的重大影響。古代蒙古族以草木計年。宋孟珙《蒙韃備錄》雲：“其俗每青草為壹歲，有人問其歲，則曰幾草矣。”牧草的枯榮直接影響畜牧業生產，關乎蒙古族的衣食住行，草的榮枯標誌著牧業生產的壹個周期，因此，“草”具有了年的意義。正如古代埃及把尼羅河的泛濫周期作為壹年壹樣，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雲：“蒙古族“不雲幾歲，而雲幾草”。這是人們探索自然、認識自然的結果。
在長期的探索、認識自然的過程中，蒙古族還產生了季節的概念。依據畜牧生活的經驗，古代蒙古人又將壹年劃分為兩個季節。春時，蒙古人稱“合不兒”，秋時，蒙古人稱“納木兒”。春天牧草滋長，是牧業生產的起點，秋天是牛羊肥壯的季節。《蒙古秘史》第十九節雲：“春間的壹天……”第二十七節雲：“到了春天，野鴨飛來的時候……”第壹百九十七節雲：“鼠兒年的秋天……”第二十六節雲;孛端察兒沒有食物，“這樣養著黃鶯過了壹冬”。蒙古族的季節概念是依據其畜牧業的生產和生活節奏劃分的。蒙古族流傳下來的彌久不衰的諺語充分表現了這壹特征。其諺語說：“秋天不積草，春來無春羔。”“夏天的時候，別忘冬天;幸福的時候，別忘痛苦。”“雖像秋季般的富裕家庭，要像春天般艱苦渡日。”“到老也沒出息，到秋也不膘肥。”“讓人羞恥的人，春天串門;想吃好食的人，秋天串門。”物候的推移影響著牧人的生產和生活的節奏。蒙古族對於立春和立冬非常註重，因為牧場分為夏場、冬場，立春和立冬直接影響牧場的遷徙。蒙古族也非常重視立秋，因為秋天是由春到冬轉變的時節，也是水草豐盛、牛羊肥壯的時節。古代蒙古人每年要在8月28日舉行秋祭，祈求消災去禍，來年生活平安。8月28日便是蒙古人的年終。隨著對自然界觀察的深入，他們又增加了夏季。冬季蒙語為“兀不勤”，夏季蒙語為“淳納”，其順序為“冬春秋夏”，後來，隨著蒙漢文化頻繁的交流，才改為春夏秋冬。
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季節月”的形式。據哈勘楚倫《至元譯語·時令門考譯》雲：“蒙古族的古代月份為分享月即正月、水草月為二月，乳牛月為三月，青翠月為四月，打獵月為五月，日光月為六月，紅色月為七月，完全月為八月，今羊月為九月，殺牲月為十月，吃食月為十壹月，蔚藍月為十二月。蒙古族古代月份的劃分與牧業、狩獵業有關，也與蒙古族所喜愛的顏色與古老的宗教信仰有關。這種以物候變化和生活生產節奏劃分的季節月並無準確的天數，他們往往靠天象來判斷。《蒙古風俗鑒》雲：“蒙古人對於每月初壹、十五、三十都很重視……古時的蒙古人對每個季節的第壹個月的初壹非常重視……”他們還有置閏月的推算。《蒙韃備錄》雲：蒙古人“見青草遲遲，方知是年有閏月也。”如春三月內有閏月就叫雙春，有的地方叫長春。
隨著天體與自然界變化的觀察，蒙古族從公元1220年開始就用六十天幹與十二地支相配合的六十甲子周期紀年。《元史》卷九十九稱：元太祖時以博爾忽、博爾求、木華黎、赤老溫為四怯薛。“怯薛者，猶言番值宿衛也。凡宿衛每三日而壹更。申、酉、戍日博而忽領之，為第壹怯薛，即也怯薛。……亥子、醜日，博爾術領之，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為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為第四怯薛”。這是采用十二生肖紀月紀年。《蒙韃備錄》記載：“去年春，珙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屬兔兒年、龍兒年，至去年方改庚辰年。”《蒙古秘史》亦有“兔兒年”、“鼠兒年”、“豬兒年”的記載，其十二生肖為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在蒙古人的觀念裏，甲乙年為興旺。戊己年為衰、庚辛年為開始，壬癸年為收。除采用幹支紀年外，還出現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各分陰陽成十個數，再與十二獸名相配紀年，這樣循環周期由原來的十二年改為六十年。
用十二獸名與天幹地支相配合的紀年法的出現，是各民族長期觀察自然、認識自然的結果。《黑韃事略》雖雲為“漢人、契丹、女真教之”，其實，“十二支辰之象”、“六甲輪流”的紀年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勃起於大漠的匈奴。《後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傳》載：“匈奴俗，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可見當時匈奴已有年的概念，並將“戊日”視為吉日，將“戊”稱為“日上”，已使用了天地幹支紀年。以突厥文刻寫的《毗伽可汗碑》《闕特勤碑》以及回紇的《葛勒可汗碑》的紀年就以動物為名。
蒙古族有些地區還吸收了藏族的紀年歷法。藏歷確定壹年為12個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每100月左右，便有壹閏月，***用十二獸名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配，12年為壹小循環，6000年為壹大循環。
草原人民在生產實踐中積累了極為豐富的天文歷法經驗，而且在不斷探討天體的結構。那首膾炙人口的遊牧民族的《敕勒歌》寫道：“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首民歌的動情力不僅在於描繪了草原的迷人景色，更重要的是對宇宙天體的描繪，把無際的天空想象成壹個大蒙古包，意為圓天。在陰山巖畫裏，常出現天象圖。在托林溝西北叫阿木烏蘇的地方，其星辰圖是由成品字形排列的三重圈和重圈、圓圈組成的圖案構成的，同壹地點，還有壹幅由圓圈、圓點組成的天象圖。這表現蒙古族古代先民對天體的探索。《蒙古秘史》二百五十四節記雲：“星天旋轉，諸國征戰。”這是天人感應的實錄。
在內蒙呼和浩特舊城五塔寺金剛座舍利寶塔的後山墻上，有壹幅蒙文石刻天文圖，為清代雍正三年欽制。此天文圖標明北極圈、南極圈、夏至圈、冬至圈和赤道，並註明24個節氣，冬至點在上，夏至點在下，春分點在左，秋分點在右，還畫有銀河、星宿，***270座。在天球圓面外圍有4層註字的圓圈，最外壹層均勻地分為12段，刻12宮和12生肖的蒙文名稱。這幅天文圖是我國僅存的四幅石刻天文圖中唯壹有少數民族文字的壹幅，堪稱蒙漢人民智慧的結晶。
有元壹代，蒙古族對天文學的研究獲得長足的發展。1271年，蒙古族在上都(位於今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紫禁城的北垣上建立了第壹座天文臺。《元史》卷九十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臺。”《元史》卷四十八雲：“世祖至元四年(1267)紮馬魯丁造西域儀象。”其所用為阿拉伯儀器，包括渾天儀、渾天圖、春秋分晷影堂、冬夏至晷影堂等七件，對此《元史》有述。本世紀70年代，內蒙古文物隊曾到此勘察多次。“該天文臺按照闕式建築的特點分東、中、西三個組成部分，兩邊凸出，中間凹下”。其結構謹嚴、科學，因有三組臺面組成，被譽為“紫極三臺”。此外，尚有大都的天文臺，建於1279年，地址在北京建國門外。整個天文臺規模宏大、設備完備、人員眾多，其測算十分精密。滴漏是古代用來計量晝夜時間的儀器，元代的銅壺滴漏達到很高的水平。
在內蒙圖書館館藏有幾種蒙文天文著作，其壹名《天文學》，書中有全天星圖，星圖由黃道分開，南北半球各壹幅，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每幅圖上除有黃極外，還有赤極，這樣的天文圖在我國歷史上很少見。1712年蒙古文《天文原理》壹書問世。這部書是更為精確的掌握歷法，康熙皇帝建議蒙藏學者***同編寫的。因此該書又稱為《禦制漢歷大全蒙譯本》或《康熙禦制漢歷大全》。全書***三十八卷。據專家考證，該書大部分內容相當於清朝順治二年頒行的《時憲歷》，只是其中的天文步天歌、淩犯、儀象、七政、交食等***十五卷尚未查到其依據的確切藍本，這些可能是蒙古族學者所研究出的天文原理(參看李汶忠編著《中國蒙古族科學技術史簡編》)。
在談到蒙古族的天文歷法時不能不談到蒙古族的天文學家明安圖。明安圖，字靜庵，蒙古正白旗人。生於清康熙三十壹年(1692)他曾把清代的《時憲書》翻譯成蒙古文並向蒙古族地區頒發、推行。爾後他又參加了康熙皇帝為統壹歷法而組織的壹百卷巨著《律歷淵源》的編寫工作。雍正元年(1723)明安圖在欽天監內擔任“時憲科官正”職務，總管推算日月五星的運行情況，並主編歷書，為時達三十多年。在編纂《律歷淵源》的過程中，明安圖壹方面繼承了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廣泛采用了我國傳統的天文觀測方法，另壹方面又不墨守成規，也吸收了西方較為先進的觀測方法。爾後，為精密觀察日月行度，《日躔》《月離》二表問世。這是關於太陽運行和月亮運行的天文表。他是纂修《躔度表解圖說》的主要成員。他還參與完成了從乾隆二年開始到乾隆七年完成的《歷象考成後編》的編寫。蒙古族天文學家明安圖為祖國的天文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