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禮儀之爭
西班牙漢學家閔明我（Domingo Fernandez de Navarrete，1610—1689），他最主要的著作是關於“禮儀之爭”的《中國的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古籍》（Historical, Political, Ethical and Religious Treaties of Monarchy ofChina）。在書中，他不認同中國古代哲人的任何道德倫理，不贊同將基督教混入古老的中國傳統。
2.葡萄牙西班牙
傳教士以“適應政策”融入中國文化
在對西方漢學家的研究中有壹個概念，叫做“適應政策”，是指傳教士們在傳播基督福音時，語言和陳述要適應傳教所在地的文化。
“適應政策”由方濟各·沙勿略提出，根本上是為了融合基督教和儒家思想。而將這種“適應政策”運用得最好的是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和利瑪竇。他們獲得中國朝廷默許，住在北京和中國的其他地方。龐迪我用中文撰寫了《七克大全》（Treaty on the Seven Deadly Sins and Virtues）、《人類原史》（History of Mankind）和《天主實義續編》（Moral Doctrineof the Church, Treatise on the True Idea of God）。
龐迪我是壹位非常重要的西班牙漢學家，在最近關於西班牙和中國關系的研究中，他被重新提起並得到肯定，學界稱其代表了“壹種進行了和諧整合的西方儒家文化”。龐迪我也是把西方科學介紹到中國來的主要人物之壹，比如測量廣州和北京的緯度、繼續利瑪竇對歷法的研究、幫助徐光啟等中國學者了解西方醫學等。龐迪我的另壹功績是改進了將中文轉寫成語音字的系統，這壹工程由利瑪竇開始做起，不像之前高母羨使用閩方言，利瑪竇的系統基於北京方言。龐迪我是利瑪竇著作的遺產受贈人。他於1604年完成的利瑪竇書信、文書和日記整理，是當時歐洲有關中國現實的最出色的記載。
3.中世紀西方對中國的了解
主要是去過中國的人寫的遊記，像馬可波羅和阿拉伯人商人的描述。他們購買中國的商品，例如：絲綢、瓷器、茶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