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國力強時能夠支持給養。保持統治。如果國力下降無法維持著駐軍，那必然會影響有效控制。
中國有句老話，叫“民以食為天”，孫武聖在所著《孫子兵法》的開篇也出，“兵者，國之大事，不可不察”。將這兩層意思合並，足以看出軍糧在古代軍事後勤乃至戰爭成敗、國家興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今人往往用“小米加步槍”形容戰時條件之艱苦，殊不知，這種不起眼的，甚至有些寒酸的“粗糧”，卻穩居古代軍糧“頭把交椅”達千年之久。為什麽偏偏是小米呢？這與古人的活動範圍密切相關。隋唐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都在黃河流域，而當地恰是粟米的傳統主產區。約6000 年前，粟開始在中原壹帶大面積推廣，到了商朝，粟已成為北方農耕民族的主食，關於這壹點，出土的甲骨文中曾有明確記載。眾所周知，只有壹種作物在民間廣泛種植且達到盈余狀態時，這種糧食才可能成為軍糧。而從先秦至隋唐年間，粟米是最符合這壹條件的糧食品種。而大米限尚未實現大量種植。據記載，秦漢時期，1 鬥米的價錢可以買2.5 鬥粟，吃大米在那年頭絕對是“很奢侈的事情”。古代粟米產量究競多少呢？史載，戰國魏李悝變法時，在什壹稅（編者註：繳納畝產量的十分之壹作為賦稅）條件下，5 口之家耕耘百畝農田，每年可產粟95石，余有45 石，折合成現代計量單位，畝產約79.41 斤，已達到建國時的60%，這在2000多年前實屬不易。
正是有了充足的余糧，戰國和秦漢時期，動輒數十萬人馬雲集的大兵團作戰才可能成為現實。據《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秦國將所存粟米分黃、白、青3 項分類收藏，櫟陽倉儲以2 萬石為1 積堆放，鹹陽倉則擴至1O 萬石1 積堆放。這些堆積如山的粟米，無意是秦削平宇內、壹統華夏的重要資本。到了漢代，粟米更是得到了大規模推廣種植。景帝時期的政治家晁錯所著《論貴粟疏》壹文中，對粟米的戰略價值給予了高度評價，如“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雖然這裏的“粟”已成為糧食的統稱，但也從壹個側面凸顯了漢代粟米生產的重要性。
漢朝曾長期與匈奴爭鋒北疆，而為了做好戰爭準備，西漢歷代經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籌糧和養馬。據《漢書?食貨誌》記載，漢文帝就曾采納晁錯“以爵位換糧草”之言，為邊防部隊籌到了“足支五歲”的軍糧。官兵口糧還好辦，真正要命的其實是戰馬的飼養問題。在壹些古裝影視劇中，常能看到軍馬在廄中吃草的鏡頭。實際上，漢匈戰爭初期，漢軍戰馬吃的精飼料可都是粟米，因為這樣才能保證馬匹體力充沛。那麽，戰馬的肚皮有多大呢？《漢書?趙充國傳》說得明白：“軍馬壹月之食，度支田士壹歲。”《鹽鐵論》也提到“壹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壹人。”1 匹戰馬就要吃掉至少6 人的口糧，而漢武帝初期，國家已擁有官馬40 萬匹以上，其粟米消耗量之巨可想而知。這種情況壹直延續到張騫出使西域，引進了汗血寶馬的優良牧草——苜蓿後才有所緩解。此外，粟米在軍中長盛不衰還得益於其良好的存儲性。考古人員在發掘隋代含嘉倉遺址時發現，其中1 處糧窖中竟保存有已經炭化的谷子（粟）50 萬斤，這應當是尚未來得及消耗的余糧。而據唐代文獻記載，積粟可藏9 年，稻米只能藏5 年。粟米的保質期幾乎是稻米的2 倍，實際上粟米貯藏時間可能更長。據《舊唐書?馬周列傳》記載，直到隋滅亡20 年後的唐貞觀11 年，前者留下的長安府庫仍未用盡。粟米的這壹優點在軍事上意義重大，畢竟古代運輸條件落後，邊遠地區駐軍難免遭遇長期無法補給的情況。
盡管從秦漢至隋唐，小米壹直是軍隊的“當家飯”，但其並非全國性的糧食作物，只是受當時中華文明的政治中心、軍事重心、生產力水平、政府引導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粟米才牢牢占據了軍中主食的地位。隨著唐朝中後期經濟重心南移，小麥和水稻產區不斷擴大，大米白面逐漸取代粟米而成為軍糧首選。唐初以前，北方地區的小麥和粟相比，仍處於次要地位，征收賦稅時甚至被歸入“雜糧”之列。但自唐中期以後，小麥種植範圍由東向西、向南迅速拓展，到明末，北方百姓的飯桌上已是“小麥居半”。而在南方，經過歷朝歷代的開發，至隋唐時，江南的生產力水平已有長足進步。南方雙季稻在唐代就已普遍種植，還出現了稻麥輪作復種的1 年2 熟制。此後，大量稻谷北運，和小麥壹起成為後世軍糧的主體。有意思的是，麥稻制品的普及速度，除受耕作技術、自然條件制約外，還與南北方獨特的飲食習慣緊密相關，而習慣有時是很“頑固”的。據學者曾雄生介紹，古人加工主食多采取蒸煮之法，即將粟米或大米制成米飯或粥食用，但用這招做出的“麥飯”無論對於吃慣小米的北方人，還是吃慣大米的南方人而言，都是難以下咽的。古籍中就曾有過南北朝齊梁交戰時，南方人組成的梁軍因吃“麥飯”導致士氣不振、戰鬥力下降的記載，而梁軍後來轉敗為勝的訣竅也很簡單——大米飯外加燉鴨肉。或許有人會問，為啥不把小麥磨成面粉呢？這還真怪不得古人。據考證，直到南宋時期，許多地區出產的小麥仍“軟泥少味”“黏齒不可食”，顯然不適合加工成面食。但隨著品種的改良和面粉加工技術的進步，火頭軍們“開發”出了越來越多可口、美味的麥類軍糧，並留下不少有趣的典故。像今天人們廣為食用的饅頭，當初就是在軍中誕生的。據說，當年諸葛亮平定南疆叛亂回師途中，經過瀘水時，為平復水中的怨氣，又不願取人頭獻祭，就讓廚師用面粉做成人頭的形狀丟進河裏，從此便有了饅頭這壹食品。再如鍋盔，據河南《武陟縣誌》記載，三國時關羽領兵鎮守博望，正值秋旱缺水，難以為炊，軍心浮動，關羽飛馬派人向諸葛亮請命，欲棄城不守。哪知諸葛亮的回信卻是壹種節水食品的做法——“多用幹面，摻水少許，合成硬塊，大鍋炕之，得食為盔，以灼將士”。關羽如法炮制，烙餅狀如頭盔，幹脆香酥，因水分極少，久貯不變味，特別宜於軍旅食用。三國爭雄，逐鹿中原，鍋盔做法隨之傳播開來。還有因戚繼光而得名的“光餅”，由於倭寇流竄劫掠，明軍跟蹤追擊，來不及埋鍋做飯。戚繼光遂令火夫用而粉做成小圓餅，以炭火烤炙，餅色金黃，酥脆鹹香，中戳小孔，以繩串之，以便士兵攜行食用。
古代的副食品，遠不及今天這樣豐富多樣、美味可口。在保鮮技術並不發達的古代，在軍中吃上新鮮的菜肉是壹種奢求。除非能就地補給，否則大部分時間裏，與征戰在外的將士們每餐相伴的恐怕就只有腌制食品。按其材質可分為肉類和蔬菜類。
從東漢開始，腌魚、腌肉被統稱為鮓，並因做法不同又分為2 類：腌而濕的成為“鮑”，也稱“暴腌”；腌而幹的稱“鯗”（音同“想”）。據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記載，制作魚鮓要選用春秋兩季的新鯉魚，去鱗後切成“長二寸，廣壹寸，厚五分”的魚塊，浸洗去血後均勻撒上鹽，盛在籠中殺凈水分，再用添加了茱萸、橘皮、好酒的熟粳米飯做成腌漬料“糝”（音同“散”），最後把魚放進甕中，鋪壹層魚，蓋壹層糝，以滿為限。待白漿析出便大功告成。而說到腌肉，就不能不提著名的金華火腿。相傳，南宋抗金大將宗澤是浙江金華人，由於軍前糧食補給困難，宗澤常讓鄉人制作腌肉運往前線，並將這種美食進貢給宋高宗品嘗，皇帝見這腌肉鮮紅似火，遂賜名“火腿”。
從上文不難看出，盡管鮓味道鮮美，但其加工過程卻相當繁復。相比費時費力的腌制品，肉幹（古稱“脯”，音同“撫”）的制作就簡單多了，只消將牛、羊、獐、鹿肉破成片，浸去血水，用鹽和椒末浸泡入味再陰幹即可，最後還有個訣竅就是用“木棒輕打，以令堅實”。內蒙古地區出產壹種風幹牛肉幹，美其名曰“成吉思汗的軍糧”，筆者在高中時曾品嘗過，這種肉幹切成長條，吃起來很有嚼頭，極易飽腹。當然，古代軍中也不是誰都能吃上肉的，即便沿途圍獵也於事無補，普通士卒只有在決戰前或大勝後才可能開開葷，而帝王將相的飲食則好得多。比如，腌魚在歷史上就有壹則著名的典故：秦始皇東巡至沙丘宮時，重病身亡，丞相李斯和中車府令趙高為篡立胡亥，便用隨軍攜帶的“鮑魚”掩蓋屍臭，以達到秘不發喪之目的。這裏所說的“鮑魚”跟現在與燕窩、魚翅齊名的珍饈佳肴無關，而是鹽漬後因高溫腐臭的腌鹹魚。關於蔬菜配給，古代並無定制，除了自給自足的屯田軍能吃到新鮮食品外，大多時候，蔬菜水果同樣是高級將領的“特供食品”。既然軍中缺少肉食，新鮮蔬菜也很稀缺，那古人又如何解決軍隊的副食品問題呢？於是“醬”應運而生。先秦年間的醬，主要指用鹽腌制的肉食，這壹時期還有專門的字代表不同的醬，如魚字旁加延，表示的是魚醬；月字旁加延，意為肉醬。到了漢代，隨著大豆的引進，出現了豆醬並很快成為軍隊的重要副食品，關於這方面的古代文獻記錄很多。在敦煌漢簡中，就有反映河西邊塞軍人消費醬的資料：“酒三斛，黍米二斛，醬二鬥”，秦代《傳食律》中也有相應記載：對禦史手下的官差供應“半鬥粺米，四分之壹升醬”；爵位在“不更”以下者，則享受“壹鬥粺米，半升醬”的待遇。由此可見，醬不僅被當時的軍人廣泛食用，而且還根據身份、職務制定了相應配給標準。有趣的是，豆醬還有個外號叫“雷不作醬”。這原本是句俗語，指雷雨天不能制作肉醬以防發黴變質，但因豆制品易使腸胃脹氣，人食用豆醬後腹內氣脹有如雷鳴作響，於是“雷不作醬”便成了豆醬的綽號。從《齊民要術》中的記載看，這些腌制品的營養價值並不高，保鮮方法則主要依靠發酵和大量用鹽。需要指出的是，食鹽作為古代重要的戰略物資，也有壹套嚴格的供給制度，例如漢代軍隊中，士卒每人每月配給食鹽3 升。在當時醫學落後、營養匱乏的條件下，鹽與其講是壹種普通調味品，莫如說是軍隊戰鬥力生成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