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在教材選擇中反映出壹種“務實”的和鉆研的精神。如在《三禮》之中，《五經正義》首先選擇的是歷來不被重視的《禮記》。《禮記》雖在東漢末期獨立成書，但很晚才被人們傳習和尊信。較之內容枯燥乏味，難讀難懂的《儀禮》和《周禮》，《禮記》的內容更接近日常的社會生活，包括禮節、禮義、禮制、日常生活守則、孔子及儒家言行、儒學論文、時令、史料及多方面的內容，內容廣泛、語言樸實，適應面也廣，比起類似於禮單子和職官表的《儀禮》、《周禮》，其中的儒學精神更易為人們所接受，幫助人們具體細致地獲取多方面的知識，了解儒家對人生、理想、教育、生活細節等等的思考。又如，唐代將《論語》、《孝經》、《爾雅》等儒學教材也擡到了“經”的高度。唐玄宗時已在“禦撰”的《大唐六典》中規定，在教學過程中和科舉考試時，均要重點考《五經》，並要求兼習《論語》和《孝經》。至唐文宗時，朝廷任長於經術的鄭覃為宰相，並在開成二年(837)依其奏議，刻九經文字於石，仿漢魏舊制，立石經於長安國子監，世稱“唐開成石經”。在文宗太和年間，石經內容增至12種，除加入《論語》、《孝經》而外，還增加了《爾雅》。這三部書入“經”，對唐代的經學教育有較大的推動。在統治者看來，作為孔子言論的《論語》和作為事親忠君之本的《孝經》包括了儒學最基本的思想內容。加之，此二書言簡意明，篇幅較短，又不像《五經》那樣難懂，粗通文字者便可習讀背誦，有利於官方思想深入人心。《爾雅》是諸經中較為特殊的壹種，是訓釋古籍的工具。除解釋《五經》外，其所用訓詁資料還旁及《楚辭》、《莊子》、《穆天子傳》、《管子》、《呂氏春秋》、《國語》、《禮記》等。非常適合唐代以儒為主，旁及百家的文教政策。在教學中，其主要作用在於，使經學的語言分析成為壹種高緣的學問受到教育者的重視。後人將《爾雅》比作“《六經》之戶牖，學者之要津”。(宋·林光甫《艾軒詩說》)視為“訓詁之淵海，《五經》之梯航。”(清·宋翔鳳《爾雅郭註義疏序》)其認識均源於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