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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蘇軾究竟想表達什麽信息

說起蘇軾的詞,人們幾乎都首先想到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換句話說,在人們的心目中這首詞幾乎就是蘇軾的代名詞。然而,關於這首詞所要傳達的主題或信息評論家們的說法則要麽是含混其詞,要麽卻有失偏頗。本文想就筆者的發現與思考拋諸大家,以求指正。

關於就此詞主旨的詮釋語焉不詳者我不想例舉,至於有失偏頗者我想說出的是譬如《高中生古詩文背誦經典》(未來出版社,2008)中講,“通過歌頌古代英雄來感嘆自己政治的失意,並抒發自己豪邁悲壯的情懷。”譬如陳祖棻先生說:“這首詞在內容上,表現了作者用世與避世或入世與出世思想之間的矛盾,這是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具有的普遍性的矛盾,既然沒有機會為國為民做出壹番事業,就只有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之下,故作達觀。所以它在贊賞江山、人物之余,最後仍然不免趨於消極。”(見《宋詞賞析》上海古籍版,1980)模糊地說,這種總結看似無可厚非。然而我以為他們無非只看到了作品的表象而已,並沒能發現其內層的蘊涵。這首詞固然在寫蘇軾對三國時周瑜的功成名就的羨慕,同時也在抒發他自己當時竟事業無成的抱憾。可是蘇軾在表露了這些情緒化的信息之後,還傳達了他的壹種更為深層的人生發現與感悟。就是說,他深切地感受到自然是永恒常在的,而人生則是短暫而且虛幻的。從而他便生發出壹種超越世間流俗的生命構想,即在轉瞬即逝的人生中,人們完全可以做到不把從政做官的事情當作自己生活的至高乃至唯壹的目標去追求,從而應該在這有限的生命中把自己的眼光與興致投放到對自然美的愉悅欣賞中,或者說把自己的能量和熱情投放到更能體現人的生命尊嚴、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的自己所愛所能的文學創作中。

在這首詞中,我們往往都在激賞蘇軾的“大江東去”句的豪放壯美,卻往往忽略了蘇軾所指出的江河浪濤對所謂的“千古風流人物”的淘汰的自然規律的註意。在蘇軾看來,自古及今,這世間確然湧現了許多的按照世俗標準而言的英雄風流人物;然而,在永恒的大自然面前所有的英雄風流人物都會死去的,他們在世俗中所建立的再顯赫的功業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駛而成為陳跡甚或消失殆盡的。譬如,蘇軾在《赤壁賦》中說,當年在赤壁之戰時的曹操,“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裏,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壹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譬如,在赤壁之戰時的周瑜,他年輕氣盛,雄姿英發,作為吳蜀聯軍抵抗曹操大軍的總指揮,“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相對於這位時代之驕子豪傑,蘇軾雖不乏雄才大略,但他卻命運多舛。他的到達黃州是因為烏臺詩案而被貶謫的,他當年已年近知天命。倘若只依照傳統儒家的世俗功業觀來論,那麽毋庸而言蘇軾該是個失敗主義者。然而蘇軾的高標之處則在於他在這裏終於覺悟出在有限的人生中以及在政治專制的國度人們應該勇於超越儒家的世俗價值取向,或者說當人們站在佛道的立場看待這個世界以及人生時便會窺見另壹片蔚藍的天空,從而便會重新確立生命存在的意義。

在這裏,我想就蘇軾所謂的也是古代中國詩人在其詩詞中時常所感喟的“人生如夢”的觀念進行討論,因為特別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幾乎所有的評論家在評說此觀念時都在說它流露出作者的消極悲觀的思想。我們以為,“人生如夢”的涵義至少可以理解為壹是人生是美好的,二是人生是無常的,三是人生是短促的,四是人生也是虛幻的。就這四點,我們大抵多會認同其中的第壹第三點,但不會接受其中的第二第四點。我們的認同是因為我們總站在現實世界的立場上會以為人就生存在這世界中間,雖然有限但卻美好。但是蘇軾以及其他敏銳而深刻的詩人之所以如此言說,是因為他們不只以儒家的眼光看世界,他們還以佛道的視角窺人生。張國風先生在其《中國古代小說中最著名的兩個夢》壹文(見《文史知識》201004)中就說中國人的人生就像做夢壹樣的思想深受佛道觀念的影響。按照佛教的領悟,人生總要承受生老病死的無常的痛苦,而且我們眼前現世的所有終究會有終結,從而都是沒有意義的。而人若要獲得解脫輪回的制限,就只有放棄對現實的欲望熱忱和追逐。就是說人只有以無我的方式以及出世的態度生活,才能實現壹種生命的涅槃的境界。而道家的獨特處則在於老莊體味到人類的存在並不只是這世間社會的,更是屬於自然宇宙的。從而他們要人們在評價設計自我時,便應該超越儒家所拘囿的人間世而將自己投放在無限宇宙的浩渺狀況。就是說我們應該像河伯走出黃河而走向海邊而重新審視自我壹樣,以浩瀚的宇宙境界為參照而權衡家庭社會而看待人生自我。這樣,無論是佛教還是道家都是在提醒人們作為人類至少不必把現世當下的社會流俗的爭競追求當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唯壹的生活動力與努力目標。對我們中國人而言至少不比總是把擁有權力和金錢的多少作為自己的生命是否有價值或生活是否幸福或人生是否有意義的最高乃至唯壹的圭臬。我們以為,正因為蘇軾在現實中官場的挫敗體驗,更因為蘇軾在被貶黃州幾年中對佛道理論的揣摩研究,從而使得他在當時乃至以後的運命展開中總是以有別於儒家的佛道觀念來培植其超然曠達的生命精神,也使得他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以後的文學創作中都更多地透露出佛道觀念對其人生的逍遙狂放姿態的絕對性影響。

要而言之,真正從黃州開始,或者說從抒寫赤壁的文字中,我們便會發現蘇軾業已對他的人生坐標重新調整,或者說他業已剴切地體認到自己將來的從政也好及不能從政更好的運命程式。就像他在《赤壁賦》中所說的,“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壹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適。”就像他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所說的,“人生如夢,壹尊還酹江月。”在這裏,蘇軾把自己的熱情和興致頭放到大自然中的“江月”中倒未必像袁行霈先生所謂的那樣是“向江月尋求安慰”,而更像葉嘉瑩先生所謂的是蘇軾把自己的生命“跟江水與明月的壹種結合”,或者就像我以為的是蘇軾對“江月”所象征的自然美的艷羨、崇敬與神往。就是說從此以後,在蘇軾心目中最讓他驚訝牽魂的已經並非如何從政,而是他在被貶漂泊中隨時邂逅的無限的大自然中的所有的美好;最使他在人生的終點得意於心的並非當過怎樣的領導幹部,而是他苦心孤詣所精心創造的所有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