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古代史上的壹個重要王朝，經歷了北宋、南宋兩個階段，歷時***320年（公元960年—1279年），北宋（960—1127 ）建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南宋（1127—1279）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宋朝的疆域比較小。同宋朝並立的較大的政權，先後有契丹（遼）、夏（西夏）、金、蒙古（元）等。宋代也是我國歷史上又壹次民族大融合時期。
對於宋朝在中國古代史和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歷來有不同認識。壹種意見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有四個盛世即漢、唐、明、清，而宋朝則是“積貧積弱”；另壹種意見則認為，宋朝雖不能說是盛世，但其社會是繼續發展的。壹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高峰在唐朝；另壹種意見則認為在宋朝。壹種意見認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社會相對封閉，沒有多大作為；另壹種意見則認為，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轉折時期。
就學術界而言，對宋朝歷史壹貫比較重視，近幾十年來對它的研究愈益廣泛而深入，已取得許多成績。然而，社會上壹般來說，對於宋朝歷史還缺乏必要的、如實的了解，對宋朝社會與中華文化發展的關系也缺乏應有的認識。至於在國外，這種情況更是如此。比如，近見1997年8月21日《成都晚報》載：“日本壹家青年報最近對800余名日本在校大學生作了調查，要求他們各自舉出自己最熟悉的5 位古今中國名人”。統計結果顯示，他們最熟悉的中國名人的前25人中，中國古代依次為孔子、李白、孟子、杜甫、劉備、秦始皇、諸葛亮、楊貴妃、關羽、老子、劉邦、司馬遷、項羽、曹操、張飛等。這15人中，沒有壹位是宋代的，可以從壹個側面看到這些日本大學生對中國宋朝的了解程度至少是不很熟悉的。
那麽，宋朝社會發展的情況怎樣，發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應該占有什麽地位？這是兩個關乎正確認識宋朝歷史、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也是關乎正確認識中國國情和更好地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
二、宋朝社會發展的高度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漢、唐、明、清確乎是很強盛的四個王朝。宋朝疆域較小、邊事多、國力不強、相對封閉，在這些方面是比不上漢、唐、明、清的。但是，宋朝在社會發展方面並不比漢、唐低，而是在漢、唐社會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總的來說，其發展程度高於漢、唐。
史學界壹般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分期中，把唐朝作為“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把宋朝列入“民族大融合的進壹步加強和封建社會的繼續發展”時期。我認為這種分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無論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宋朝都在唐朝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而且從總體而言其發展程度是高於唐朝。
（壹）物質文化方面
農業。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據蒙文通先生考證，唐代平均每畝約1.5石（比漢代高50%），宋代約2石，比唐代高約30%。經濟作物，無論種茶、種甘蔗、栽桑養蠶、種棉，均比唐代發展。特別是棉花種植的普遍推廣、小麥種植在南方的推廣尤為顯著。
手工業。在許多方面都比唐代進步。如制鹽、制茶、造船、造紙、制糖、紡織、制瓷……等。除了產地擴大、產量增加而外，技術提高是很明顯的，如“單筒井”的開鑿；“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宋瓷的精良，等等。
商業。商品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城市的發展。“坊制”的突破，集鎮的興起，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產生，等等。
以地區而言，宋代社會經濟文化最發達且持續發展的地區主要是江浙和四川。這壹時期，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也比唐代有較大發展。
科學技術。
1.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
2.天文學。“水運儀象臺”，制作精良科學，是世界最早的壹臺天文鐘。黃裳的《天文圖》，以北極為中心，刻有1440顆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的石刻天文圖。
3.數學。著名數學家有沈括、賈憲、秦九韶、楊輝等，南宋後期是中國古代數學發展的高峰。賈憲的“增乘開方法”比意大利的魯菲尼和英國的霍納提出的這種算法早800年。秦九韶的《數學九章》 是數學名著。他提出的大衍求壹術整數論中壹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歐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關研究要早500年。
4.醫學。宋朝時醫學分工更細，此前為脈科（內科）、針科、瘍科（外科）三科，宋時分為九科，即：大方脈科、小方脈科、風科、眼科、產科、瘡腫兼析瘍科、口齒、咽喉科、針灸科、金鏃書禁科。還出現了宋慈的《洗冤錄》，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壹部法醫學著作。針灸有了很大的發展，著名的有王惟壹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針灸銅人模型。藥物學方面，宋時修纂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收藥物1558種，比《唐本草》新增476種，是《本草綱目》問世前的權威藥學著作。
其他如建築學、地學等都達到新的水平。如“虹橋”（飛橋）是無柱木梁拱橋，即壘梁拱，達到了我國古代木橋結構的最高水平。
（二）精神文化方面
1.完成了儒學復興。傳統經學進入了“宋學”的新階段。產生了新儒學即理學。也促進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匯的深入發展。
2.完成了古文運動。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
3.宋詞。詞自唐末興起，經五代至宋達到全盛。
4.話本。宋時興起的話本，在我國文學史上開辟了壹個新的紀元，是明清白話小說發展高潮的先河。
5.史學。宋代史學體裁多樣，興起了方誌學、金石學；史學著作豐富；著名史家輩出，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峰。
其他如書法、雕刻、繪畫等，都達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有了新的發展。書院的成型與發展，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也可列入精神文化。宋朝在政治制度上“以唐為鑒”、“守內虛外”、“強幹弱枝”，不僅有其特色，而且較之唐代有所發展。
1.強化以皇權為中心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極力分化宰相事權。
2.加強對官員的管理和控制。建立了更為完善的科舉考試制度、官員銓選制度、考核制度和退休制度，以及對地方官的監察制度等。
3.比較有效地防止了文臣、武將、後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權專政。
4.貫徹“誓不殺士大夫”的傳統政策，在政治上對儒士較為寬舒。
從以上可以看出，在漢、唐發展的基礎上，宋朝社會無論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新的發展，而且在許多方面是空前的。可以說，宋朝社會發展的高度總體來說是超過了唐朝社會。有學者認為，在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文化出現過三次高潮，即：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兩宋時期的文化復興、“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鄧廣銘先生曾指出：“兩宋時期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陳寅恪先生也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些評價是很值得重視的。
三、宋朝社會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文化史的學者，素來對宋朝的研究比較重視，這是因為：
第壹，宋朝歷史內容豐富。
第二，有關宋朝歷史的第壹手文字資料很多，史料價值高。據今人統計，現存宋人著作有4855種、現存宋人文集有741家。
第三，宋朝社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轉折時期，封建社會諸因素發展成熟，也在壹些方面孕育著中國近代社會的因素。
就已有研究而言，壹般對上述第壹、第二兩項特別重視，這是應該的，也符合實際。正因為如此，歷來許多學者對元朝時修纂的《宋史》不滿意，認為不足以全面地如實地反映宋朝歷史，要求加以重修，即所謂“昔人多有欲重修者”。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嚴嵩、王洙、柯維騏、王惟儉、錢士升、湯顯祖，到清代的陳黃中、顧炎武、朱彜尊、全祖望、杭世駿、邵晉涵、章學誠、陸心源，到民國時期的劉鹹炘，以致到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上海師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數未能實現，有幾部成書之作均為學者認為很不理想，只有個別書如《宋史翼》可稍補《宋史》之闕。
學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壹是認為《宋史》成書匆促，內容雜亂，考訂欠精；二是內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壹代之巨變。事實正是這樣，自唐中葉以來社會開始的變化，至宋朝社會其變化或已完成或至為明顯。根據已有研究成果，列舉以下幾個方面。
（壹）經濟方面
田制：均田制徹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漸發展，到了宋朝已成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與此同時，租佃制也普遍發展。這種情況，直到清朝末年。
賦役：租庸調制度廢除，唐德宗時行“兩稅法”。宋朝繼續施行並加以改進，是為“二稅”。取明代中後期，演變為“壹條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經濟：城鎮有了發展，壹些城鎮的功能由軍事要邑發展為工商業城邑。由於商品經濟的相對發展，北宋前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隨之推廣，又有“會子”、“關子”等，對後世的幣制影響很大。
資本主義萌芽。關於宋代是否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學界所論不壹，或認為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為已有較明顯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為已有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為已有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條件，但受到戰爭等方面的影響，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後壹種看法的。
（二）社會結構方面
統治基礎：由士族地主為主變化為以大官僚、大地主為主。勞動者的人身依附關系，因租佃制的發展而相對松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體制，變化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體制。
宰相制度：極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權。到了明代，遂不設宰相而設“內閣”。清代仍之，更發展為“軍機處”議國政。
兵制：由府兵制變化為募兵制，壹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區劃：唐代設“道”，是壹種軍事節度區劃。宋朝因之，設“路”。先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機構，進而發展為壹級行政機構。到了元代，遂正式設“行省”。
（四）農民起義方面
秦朝末年陳勝、吳廣起義，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心聲，唐末黃巢大起義高出“均平大將軍”的旗幟，反映出廣大起義者爭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則提出“均貧富”主張，第壹次明確地要求經濟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鐘相、楊幺起義，更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要求，從而把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推進到壹個新的階段，此外還有山東宋江起義，為以後的四大名著水滸傳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此後，發展到明末李自成起義提出的“均田免糧”主張、太平天國起義擬制的《天朝田畝制度》。從這些發展過程可以看到末代農民起義的歷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運動的完成、儒學的復興、理學的產生、宋詞的興起，都是中唐以來學術文化發展變化的結果，也對後世很大影響。
方誌學的形成，金石學的興起，話本的產生與發展，都是中唐以來學術文化發展變化的結果，都對後世在學術文化上開辟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學者研究的成果。這表明，學者重視宋朝歷史研究，不僅是它的內容豐富、所存歷史資料甚多，而且還因為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具有巨大發展變化的轉折時期，有不少在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方面。但是，對它含有的近代社會的某些因素總的來說註意不夠。
過去，也有學者對宋朝社會中的近代社會因素作過論析，如梁啟超《王安石評傳》（世界書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勸業銀行，市易法比作商業銀行，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東西諸國行而有效者”。柯昌頤《王安石評傳》（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也認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會因襲之階級’兩種精義，由今之說，即‘救濟被壓迫者’及‘打倒封建權力’也。”此外，胡適、林語堂的著作也有類似的論見。當然，這些意見還需要進壹步研討，但它表明我國的壹些學者早就註意到宋朝社會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國建立以後，這種研究有了明顯發展，諸如歷史分期、土地所有制、歷史發展動力、農民起義、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的討論，都有壹些學者涉足宋朝社會中近代因素的探析，這種研究還在繼續並向縱深發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臺灣地區的學者所做的許多工作。
下面，談談世界範圍學者們對宋朝社會的歷史地位和認識。
日本學者素來重視中國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在宋朝歷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學有很大影響。該校內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國歷史分作三期，即：古代，從上古到漢；中世，從魏晉到唐末；近世，宋以後。他認為，唐—宋是中國由中古到近世的壹個大轉折。此後，宮崎審定、桑原隲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對宋朝歷史作了許多研究。在歷史分期上，宮崎審定教授則發展了其師內藤湖南教授的主張，除了內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個時期外，他把民國以後劃為“最近世”，並且明確地認為：宋元明清屬於“近世”，亦相當於歐洲從文藝復興到產業革命這段歷史時期，豈止有資本主義萌芽，要比資本主義萌芽進步得多。
日本學者的上述分期的觀點，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美國在1975年出版了《中國宋朝的危機和昌盛》論文集，在該書的“導言”中寫道：“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這三個世紀，即所謂唐、宋過渡時期，這點現在已幾乎成為自明之理。”英國也有類似的觀點，如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的模式》壹書，就把中國歷史分為三個時期，即：早期帝國（從秦到漢）、中期帝國（唐）、晚期帝國（北宋到清）。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國際宋史研究的大合作，即“宋史研究計劃”（“宋史計劃”、“宋計劃”）。這個計劃的主持人是埃狄納·巴拉茲（1905—1963），他的漢名叫白樂日，是匈牙利裔的法國漢學家，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早在1947年，巴拉茲就草擬過壹份宋史研究計劃。1954年9月， 他在英國達勒姆舉行的第七屆國際青年漢學家大會上，倡議進行國際合作， 發起編纂壹部《宋史手冊》，以為外國人研究中國宋史提供方便。1955年3月，巴拉茲在法國高等研究院研究社會經濟的第六部工作， 並主持中國史研究，他正式提出壹份國際協作研究宋史的具體方案，定名《宋史手冊編寫計劃》（通稱“宋史計劃”或“宋計劃”）。
這個計劃在國際上得到許多學者響應，包括法國、西德、日本、匈牙利、美國、加拿大以及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幾十位學者，其中以日本學者的陣容最強。
1963年11月，巴拉茲逝世。學者們的研究繼續進行，於1978年大致完成，歷時24年（1954—1978年）。這壹期間，獲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翻譯了壹些有關宋代的資料，撰寫了壹些有關宋代的研究論文，出版了有關宋代的地圖、大事記、人物年錄、辭典、書錄等，著名者如《宋史研究參考資料》（又名《宋史研究叢書》）、《紀念巴拉茲宋史研究叢書》、《宋代傳記辭典》、《宋代書錄》等。
應該說，這是對中國宋史研究的壹次大規模的較長期的國際合作。它的研究成果，雖然許多是工具性的或資料性的，但也不乏研究性的，不僅給人們（特別是外國人）研究中國宋史提供了方便，也在壹些問題上促進了研究的深入發展。更值得註意的是，這些國際性的學術合作，反映出國外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們對宋史的重視和所作出的努力。
為什麽巴拉茲要發起“宋史計劃”呢？為什麽會進行這次宋史研究的國際合作呢？這是基於巴拉茲及參與合作的學者對中國宋史的歷史地位的認識。巴拉茲認為：第壹，宋代的公私文獻豐富，既有數量，又有質量。第二，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到宋代已發展成熟，而近代中國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第三，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各種問題，宋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壹系列重大問題。可見，這些學者明確地認為，宋朝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處於承上啟下的地位，它不僅對於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轉折性問題具有決定性意義，而且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社會開端的壹系列重大問題。正因為如此，他們把宋代作為中國近世社會的開端。
當然，在歷史分期上，我國學者與上述學者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繼續進行研討。但是，對於宋代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在認識上則是基本壹致。這次國際合作的“宋史計劃”，對於促進中國宋史的研究起了積極作用。
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宋史研究蓬勃發展。全國已形成壹些宋史研究和研究生培養基地。1980年建立了中國宋史研究會，已舉行年會七次，每次年會出版壹本論文集，現有會員近 300人。每年都有不少有關宋史研究的論文和著作正式出版。中國大陸與臺、港地區宋史學者之間的學術合作增多，宋史研究的國際交流也更頻繁。宋史研究愈益向縱深發展。
今天中國的文化建設是歷史上中國文化的繼續與發展，而且是深深地植根於中國古代文化的。在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發展史上“造極於趙宋”，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高峰，而且具有承上啟下的地位。因此，我們在進壹步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中，要對宋朝研究有足夠的認識和相應的行動。
我們希望有誌於研究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化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青年學人，對宋代社會的研究具有濃厚的興趣，盡可能在這方面下功夫，促使我國學術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更準確、更深入，更有力、更有效地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使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更加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