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暴行，國人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等，但我們同樣不應忘記，日軍在燒殺奸淫之外，還對中國文化萬般蹂躪。所謂“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日本深諳其道，所造成的傷痛至今仍未平復——
就在不久前中國東南某省所謂的“反對課綱微調”運動中，還有自稱“公平”的青年高呼：“畢竟當初是簽約，臺灣才變成他們的……在殖民這件事情上，他們是有壹個法律條文存在的。我想對大家來講，這是比較公平的事實。”僅此壹例，便足見日本文化侵略給中國造成的危害是多麽深重！
毀滅新文化
1932年1月29日，即“壹·二八”事變次日上午，日軍飛機從“能登呂號”水上飛機母艦起飛，向上海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總廠投彈，盡管投彈數量不多，但很快引燃了廠內的紙張等大量易燃物品。位於寶山路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皆中彈起火，全部焚毀，火勢沖過馬路，波及東方圖書館。
2月1日上午，日本浪人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直至傍晚，造型新穎、時為閘北最高的5層大廈焚毀壹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圖書，積累多年的全部中外雜誌、報章，極其珍貴的省、府、廳、州、縣地方誌及編譯所所藏各項參考書籍與文稿均化為灰塵。
日本駐上海第1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壹海軍少將說：“炸毀閘北幾條街，壹年半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
傳統文化典籍被毀令人痛心，但鹽澤的著眼點落在“文化機關”上，可見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
商務印書館創建於1897年，到1932年，規模已超過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地區、甚至整個亞洲的所有出版企業，可與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當時，商務印書館在上海閘北壹帶占地80余畝，有員工4500多人。30年代，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占全國出版物的52％，其中教科書占全國教科書總量的60％以上。商務印書館被譽為“東方文化之中心機關”。
在學習西方的環境下，商務印書館著力翻譯介紹外國名著，其中以嚴復所譯的《天演論》等八種影響最為深遠。這些外國名著對開啟民智、啟蒙思想、推動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
早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日本對中國此時頑強的文化抵抗惱怒不已，而商務印書館作為這其中的代表，更是成為了中國當時新文化的象征。
正因如此，大名鼎鼎的商務印書館才會在“壹·二八”事變後第二天就成為日軍重點的空襲對象。當時日軍將轟炸印書館視作重大戰果之壹，日本在事變後發行的題為“上海戰跡”的“軍事郵便”中，至少有壹張是當年上海閘北商務印書館被炸坍塌的慘狀。
被轟炸後的商務印書館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日軍全面入侵上海租界和香港，原本已經轉移到上述幾地開始重新生產的商務印書館再次遭到打擊。隨著香港淪陷，商務印書社“影寫版車間、紙棧房及油墨間中彈燃燒，房屋全毀，物資全部化為灰燼”。12月25日日軍占領香港後，工廠、分管、西環棧房全被查封。“財產損失極為嚴重，機器被運走120余臺，銅模幾十箱，鉛字無算，棧房數百萬冊書籍和紙張壹無幸存。”隨著上海租界、香港和北京失守，商務印書社的主要廠房、機器和原料都無法使用。
不僅如此，商務印書館於1932年8月重新開業後，再次接到了日本人投來的恐嚇信。原文如下：“爾中國敗孔道，立學堂，讀些國語、三民主義，興立***和，打倒帝國主義，惡劣之道行於天下，腐敗爾國青年子弟，敵我日貨，使我損款，修爾吉海，絕我南滿。爾館獨銷學校之書，印些腐敗之物。上海毀燒爾館，爾書館還是惡習不改，仍印三民之書、黨部之語。我國不忍旁觀，所以毀爾書館，今若不速改惡習，我軍到處，是商務印書館盡燒毀。我日國有言在先，那時莫悔。爾國若立頌道，讀孔孟之書，不敵我日本之貨，仍是好國。若不然，我日本雖小，將決壹死戰。”
從恐嚇信裏不難看出日軍空襲商務印書館的直接原因：***和反帝是抗日鬥爭的思想基礎之壹，引起了日本的疑懼。正是有了新文化的“啟蒙”（當然還有帝國主義暴行本身的“教育”），魯迅筆下那種麻木的、喜歡看殺頭的中國人越來越少，如果他們都奮起抵抗，以日本的國力、人力，最終無疑將走上敗途。同時，信中將所謂“孔孟之道”與三民主義、***和反帝等進步思想刻意對立，壹方面使部分中國人拒斥新思想，另壹方面標榜日本尊重中華傳統，這也體現出某些日本人仿效滿清入主中原的幻想。
這種對中國人自我啟蒙的擔憂，導致了日本在對待商務印書社這樣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代表時，不吝采取最極端的手段加以剿滅。在1932年和1941年的兩次對商務印書社的“掃蕩”中，全國近40家商務分館中有34家及各地工廠被日軍轟炸、查封，機器設備大部分被損壞或掠走；“壹·二八”事變中，日本沒收了其出版的462萬冊圖書，銷毀了出版部全部的出版記錄卡片；1941年後，更是有1520萬冊圖書在幾天內被查抄。日本憲兵只要看到“蘇聯”、“日本”、“國難”等詞語，不論內容為何，壹律抄沒。
掠奪舊文化
消解新文化，阻止其激發中國民眾，只是日本人在文化方面的第壹招。受到中華文化長期影響，日本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及其成就，大多數時候還是相當渴望的。不過由於近代日本的強大和中國的衰落，這種對中國文化的向往最終以壹種可怕的方式展現出來，那就是掠奪。
“九·壹八”以前，日本人在我國調查古代遺跡遺址和盜竊文物的事例就不下幾十起。例如1905年東京大學的鳥居龍藏在遼東半島及東北地區進行調查和盜掘，壹直延續到1911年；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濟南，強行將濟南附近臨淄縣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運往日本；1933年，日本山中商會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
日軍侵占東三省後，對當地中國文化的掠奪更加直接。壹些日本考古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及個人隨之而來，進行“考古調查”和盜掘，有些盜掘甚至在日軍的直接保護下進行。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領導的考古隊，盜掘了黑龍江寧安縣西南東京城鎮的原渤海國都城上京龍泉府遺址，其中宮殿遺址6處、古寺遺址1處，陵墓遺址1處及禁苑、外城遺址數處，劫走壹批珍貴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駒進和愛帶領考古隊，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名義，盜掘了元上都遺址（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劫走壹批出土文物，入藏於東京大學考古學研究室。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撫順大官屯遼代瓷窯遺址，劫走大批遼瓷標本。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日本人的盜掘活動向我國南方發展。1938年慶應義塾大學出版了《江南踏查》報告，序中寫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為了適應時局的發展，急需快速向中國派員進行學術調查以及古文化遺跡的發掘。為此，1938年5月慶應義塾大學派了三個“學術旅行隊”，壹隊由大山柏率領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壹隊由柴田常惠率領赴中國中部；第三隊是松本信廣等赴中國江浙地區。
該報告書詳細記錄了松本信廣、保阪三郎、西岡秀雄，於1938年5月從東京出發，到達南京後，在日軍的護衛下，“調查”劫掠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館，挖掘杭州附近古蕩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等活動。報告書中附有松本“旅行隊”活動的照片，在發掘現場，日軍荷槍實彈站在周圍警戒，如臨大敵，充分暴露了他們無視中國主權、肆意盜掘的醜惡嘴臉。
報告書的最後壹部分是這次江南調查劫獲文物的目錄和實物照片，***計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貴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戰國蟠螭紋有蓋鼎、商周青銅戈、漢唐銅鏡、良渚文化黑陶杯、漢代陶奩、女陶俑、越窯青瓷四耳罐、蟻鼻錢、五銖錢泥範、太平天國“天朝南昌宣撫使韋”印等，這些珍貴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於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
如在南京，自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軍動用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員，抓來830名中國人當苦力，劫掠南京圖書文獻。參與其事的還有滿鐵調查部、東亞同文書院等機構的工作人員。被劫掠的單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省立國學圖書館等。被劫走的圖書***計88萬冊，比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帝國圖書館藏書還多3萬冊。這些圖書文獻，日軍用卡車搬運了310輛次才搬完，後來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圖書遭到劫掠，壹些私人藏書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書家盧冀野、古筱軒等，他們收藏的名遺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燒毀。此外，中央圖書館移藏香港馮平山圖書館中四庫全書等珍本也被劫運日本。據1946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布的數字，八年抗戰中，被日軍搶劫和焚毀的南京圖書，總計達1815箱、2859套、148619冊，其中不少是極為珍貴的古籍善本。
據國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統計，中國抗戰以來圖書損失至少1000萬冊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實地考察，估計中國損失書籍在1500萬冊以上。
中國大量的博物館也被侵華日軍炸毀或劫奪，如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兩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寶雞發掘所獲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盜300多件。日偽先後從故宮博物院運走銅缸66口、銅炮壹尊、銅燈亭91件等。更可惡的是，1942年偽北平市署搜刮故宮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軍用，簡直達到肆無忌憚的地步。博物館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對中國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
據1946年中國代表團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大會遞交的壹份材料說：“全國博物館，戰前計有37所，工作人員110人。戰爭起後，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遷至四川貴州各地妥藏。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亦遷四川李莊繼續籌備。各省設立之博物館則以戰事影響，大多停辦。1944年統計，全國僅存博物館18所。”幸虧1931年“九·壹八”事變發生後，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時南遷，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設想！
與此相應的，則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在話語權、解釋權上的掠奪。南懷瑾在其《楞嚴經講座》中提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外國的學者、日本的學者有意地汙蔑中國文化的傳統，認為許多都是假的。尤其日本人很厲害，譬如說，認為我們的老祖宗堯、舜、禹，這些歷史上的聖帝根本沒有這個人。堯是個香爐，拿土做的腿翹起來的香爐，舜是個蠟燭臺，廟子上插蠟燭的，禹是個大爬蟲，在地上爬啊爬，把黃河長江爬出來的。人家有意汙蔑我們的文化，是為了侵略。然後講孔子呢？孔子——日本人！蘇格拉底——日本人！好的都是日本人……”這種文化上的篡改與取而代之的妄想，正是日本對中國文化全面掠奪的重要證據。
建立殖民文化
除了對中國新舊文化的破壞，日本還竭力試圖在占領的中國領土上推行自己的壹套文化，即所謂的“皇民化教育”。早在“九·壹八”事變以前，日本早稻田大學負責管理中國留學生的青柳篤恒就說：“多培養壹名支那青年，也就是日本勢力向大陸多前進壹步。”當時“關東州”掌管學務的關屋貞二郎露骨地說：“新領土的教育方針，也就是統治方針。”
1932年“偽滿”《建國宣言》中即宣稱：新國家建設之旨——以順天安民為主。1933年8月頒布的《滿洲國指導方針要綱》，規定“偽滿洲國”的教育“必須著眼於啟發滿洲國民自覺認識該國同帝國密不可分之關系，培養確保東亞和平之特殊的自尊心和五族***和之思想”。1934年刊行的《滿洲國文教年鑒》指出：“今我國家以王道為施行教育之方針。”
日本在中國東北推行奴化教育，泯滅東北人民的祖國觀念、民族意識和反抗侵略的精神。他們向學生灌輸“日滿親善”、“大東亞***榮”等法西斯思想，把日語列為“國語”，就是為數不多的歷史、地理課，內容也被篡改歪曲得面目全非，以使中國學生忘記自己的祖國；並且用愚民政策降低中國人的文化知識水準，從實用主義出發片面地強調職業教育，培養為日本侵略所需的勞動力。
日本特別重視對中國人普及日語，因為“日語學習帶有潛移默化同化東北民族的特殊意義”。因此，在課程設置上，日語學習的課時超過其他任何學科，如公學堂的日語課時從每周6學時增到每周8學時。同時還規定：學校的日常用語全部用日語，如發通知、背誦、操練、口令、上學問好、下學再見等都不許說漢語。為強化日語學習，在高等公學校和公學堂高年級，除“滿洲國語”這壹門課用漢語外，其他課程全用日語，如歷史、地理、修身、算術、珠算、唱歌等等課程，不準用漢語。學校聘請的教師，絕大多數也為日本人。
偽滿洲國協和會發行的日語書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日占區進入戰時狀態，日本又在日占區推行皇民化教育政策。
日本殖民當局向中國學生進行“朝會教育”，即感謝皇恩和效忠日本天皇的教育，要求中國學生每天早晨集中在學校操場上，宣讀日本天皇詔書，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面向東方遙拜日本天皇。
同時，日本侵略者還向中國學生進行“儀式教育”和“敬神教育”，要求中國學生註重日本節日的慶典。日本殖民當局把“天照大神”奉為“元神”，在東北各地的神社和紀念塔中供奉，要求中國學生按祭日前去參拜、祈禱。如每年每月8日要到旅順白玉山的“表忠塔”（現已改為白玉山塔）、大連中央公園（今勞動公園）的“忠靈塔”（此塔已拆除）進行參拜。封建禮教成為日本侵略者奴化中國人的精神工具。
日本人安藤基平在《滿人教育的使命和價值》壹書中更是露骨地說：“對中國人的教育，首先要扮成神的使者，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到中國來拯救不幸的民族。通過教育取得中國青年的信任和理解，堅信與日本互相提攜***建王道樂土。”安藤還直言不諱地表明，日本之所以大肆辦學校，是“要從語言上打開缺口，讓中國學生學會日語，再讓他們作媒介以影響他們的父兄，減少他們對日本的仇恨，使他們從感情上同日本接近，感謝日本人，這樣，從大連到滿鐵附屬地，然後普及全東北，這對日本在東北的利益是無法估量的”。
鎮壓新文化、掠奪舊文化，用殖民地文化和所謂“皇民化”來取代中國文化，可謂是日本侵華期間“文化戰爭”的“三板斧”，招招致命。這種系統性地對中國文化的破壞與蹂躪，甚至比軍事行動本身，更能體現日本帝國主義的勃勃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