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於公元819年因諫迎佛骨被貶潮州，當時是朝奏夕貶，立即逼他起行。當他冒著風雪來到離西安不遠的藍關時，侄孫韓湘趕來道別，韓愈感慨萬分，因賦詩道“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在路上，韓愈死了壹個女兒，他以為到潮州這個“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的地方，自己肯定也是“死亡無日”。但到潮州後，儒家提倡有為的積極人生觀又使他振作起來，不顧壹切地投入到建功立業的行動中去，於是他驅了鱷魚，會了大顛、祭了湖神、釋了奴隸、起用潮州本地文人趙德建了州學，教誨士民，傳播正統的儒家文化，最後終於“澤遺濱海”而“贏得江山都韓”了。
韓愈在《潮州史謝上表》中說到這裏上任後，壹切“不勞施為，坐以無事”。作為壹 個貶官，貶到潮州已是最大的懲罰，還能要求出什麽“政職”來！但出自儒家所提倡的“身體力行”積極入世的精神信念，使他自然而然又兢兢業業地去做這些儒家道義和職責的事，誠如韓門弟子皇甫湜在《韓文公神道碑》中所說的：大官謫為州縣的主簿，已懶得過問州縣的日常事務，可是先生到潮州，卻好象要以政績資歷升遷壹樣，兢兢業業，不敢懈怠。韓文公在潮的所做所為，以及潮人對他“焄蒿淒愴、飲食必祭”（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的懷念和感激之情，也理所當然地影響到後來生蹈復轍被貶來潮的官員，他們“凡所以養士治民者，壹以公（韓文公）為師”（同上），為這塊海隅之地帶來了源源不斷的醇正的中原文化。僅宋代，就有陳堯佐，趙鼎，吳潛，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六位宰相來到潮汕，加上唐代的四位，史稱“十相留聲”，以前潮州就有十相留聲坊。
在這批貶官逐臣中，因陳堯佐、陸秀夫和丁允元因有功於潮而得以“配食韓祠”。可見，潮人對於切實為民辦事的官員確是知恩圖報的，這也是潮汕寺廟多的原因之壹。
陳堯佐於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年）從開封府推官被降為潮州通判，在潮時間不滿兩年，但興孔廟、建韓祠、戮鱷魚，壹切效法韓文公所為。後來當上宰相也“未嘗壹日忘潮”，還寫過兩首著名的“潮詩”，壹是：“潮陽山水東南奇，魚鹽城郭民熙熙，當時為撰玄聖碑，如今風俗鄒魯為”。（《送潮陽李孜主簿》）另壹首是：“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鄉，從此方輿載人物，海濱鄒魯是潮陽”。（《送人登第歸潮陽》）從詩中可看出，宋代時潮州已頗為繁榮，文化氣氛濃厚，簡直可稱“海濱鄒魯”了。
距陳堯佐離開潮州後近二百年，另壹個從太常寺少卿被貶為潮州知州的常州丁允元到潮上任，他置學田、遷韓祠，並在湘子橋江心深處增建五座石橋墩，後人稱之為“丁公橋”，由是也得以“從祀韓祠”。
傳說被貶來潮的丁允元和“忠順陳”陳邕的十四代孫，時任潮州海陽縣知縣的福建晉江人陳坦關系不錯，陳坦平時對“堪輿”學頗有研究，二人利用公余之暇，常壹起尋找“風水”勝地。陳坦向來認為潮州的“風水”好，有意將家眷從福建遷來定居，並已在潮州的仙田擇得壹稱“鳳囊（本地稱鳳規）”的“風水”地壹塊。當時丁允元家眷仍留在宋金交戰的前線常州，也有意遷居潮州。於是，他坦率地對陳知縣說：“妳家在福建，暫無戰火之災；我家常州，朝夕有兵刀之虞，妳擅美地理，相地不難，這塊美地能否先讓給我？”陳坦躊躇不決。幸好時隔不久，陳坦又在瀕海的秋溪官塘擇得可逐年浮露擴大的地基壹塊，才將仙田讓給了丁氏。丁允元遂將家眷遷到仙田定居，陳坦自己任滿後把家眷從福建接來官塘居住。
為紀念這件事，陳坦特地派遣壹房子孫到仙田與丁家同住，並和丁允元約定，日後丁家不可欺淩留下來的陳家。丁家後代遵照祖先的囑咐，善待陳家。雖然陳家八百多年來戶數不多，但未曾斷絕，今日已形成陳厝巷，和繁衍幾萬人的丁允元後代和睦相處。
南宋“三大孤忠”之壹的陸秀夫，原是江蘇楚州鹽城人，因在朝廷與宰相陳宜中不合，被貶潮州安置為辟望司。他無可奈何地拖家帶口，壹路奔波來到潮州辟望港口（今澄海城區），受到已在此占籍定居的潮州知州、宋大書家蔡襄十七代孫蔡規甫的熱情接待，蔡規甫不但騰出房屋讓陸秀夫家人居住，還和他同枕臥，***起居，壹起品茗論道，有時還陪他登臨選勝，並在南峙山和程洋崗鳳嶺留下了“探驪”、“鳳鳴岐崗”等摩崖石刻。
潮汕的秀麗風光和朋友真挈的感情，讓陸秀夫逐漸恢復了平靜，他甚至萌生以潮州為“家邦”之意。他在壹首言誌詩敘述了這壹段經歷：“黜職攜眷度遠山，飄零辟望駐安定，碧山秀水緣殊願，桑麻雞犬作家邦”。
可是陸秀夫本人並無這樣的“福分”。兩年之後，風雨飄搖中的南宋朝廷又召回他並加封左丞相，陸秀夫遂將好打獵捕漁而被趕到海島的長子陸繇，以及另外兩個兒子留在潮汕。再過兩年，宋軍兵敗新會崖山，陸秀夫登上禦舟，仗劍先驅妻兒入海，自己背負幼帝赴海死。陸秀夫後代因而在潮汕繁衍開來，他們聚居的地方後來被稱之為“陸厝圍”，此名字壹直延續至今。從“陸厝圍”開始，陸氏後代逐漸擴散到潮汕各地。
宋代大學者和大文學家歐陽修《新五代史》寫道：“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他大概不會想到，他的表弟、因不附和王安石青苗法而出知潮州的江西廬陵人彭延年，正擬隱居潮州呢！彭延年貶潮之時，正值山寇之亂，他率領潮州軍民，四戰四捷，擊退山寇對潮州的圍困。之後，他被晉升為大理寺正卿。彭延年赴任之日，潮人老幼遮道涕泣，使他竟累日不得脫身，於是，只得留下家眷赴任。後因厭倦官場傾軋，遂向皇帝辭官隱居於揭陽梅雲的厚洋村。
厚洋村位於梅溪環繞的浦口上，前對著寶鴨形的浮丘山，為壹方形勝。彭公以皇上賞賜的金帛，在這裏建了四望樓，構築了碧漣亭，創置了有藥圃園、東堂軒、左松右竹、負丘面澤的彭園。據說為修此園，他特地從家鄉江西廬陵請來名匠負責建造（就如近代潮汕的大師傅常被請出國壹樣，這是內地建築文化風行潮汕的最早實例）。此園建成後，朝廷有位姓鄧的特使，參觀彭園之後競稱：“洛陽富園、東園、獨樂園，皆乏彭園之特色。”
彭公平日登上四望樓，見腳下稻田千頃，農舍數間、好壹派田園風光，遂吟成《浦口村居好》五首，其中第四首：“浦口村居好，盤餉動輒成，蘇肥真水寶，鰷滑昌泥精。午困蝦堪膾，朝醒蜆可羮，終年無壹費，貧活足安生。”平淡的語句透露出彭公對潮州人稀地僻可以“終年無壹費”的生活的看重，高官尚且如此，對於地狹人稠，“雖欲就耕無地力”的七閩和江西民眾的吸引力就不言而喻了，特別是在福建居住了數百年的“河洛人”的大規模遷入已經開始了，於是出現了開篇所提到的民族大遷徙的那壹幕。
可見，隨著的“河佬”和“福佬”的遷入和謫宦的教化，中原文化漸漸地成為潮汕的主導性文化，並最終使得潮汕“流風遺韻、衣冠習氣，熏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中州”（道光年間《廣東通誌》卷九二），成了名符其實的“海濱鄒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