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石器時代到春秋戰國這個時期的紡織品，由於年代久遠很不容易保存下來。考古工作者在古代遺址考古發掘中，獲得了珍貴的織物殘片和粘附在器物上的織物痕跡。這為研究中國紡織科學技術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實物史料。
1958年，浙江省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公元前2700余年）遺址出土了絲帛（絹片）、絲帶和絲繩。絲帛殘片（圖1）長2.4厘米，寬1厘米，呈黃褐色。經緯密度各為48根/厘米，絲的拈向為Z；絲帶寬5毫米，用16根粗細絲線交編而成；絲繩的投影寬度約為3毫米，是用3根絲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為S，拈度為3.5拈/厘米。1970年，河北槁城臺西村商代中期遺址出土粘附在銅器上的絲織物殘痕（圖2）表明，當時已有平紋的紈、皺紋的縠、絞經的羅和 3枚斜紋綺等。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粘在銅器上的絲織品有五種：紗、紈類的有20余例，用朱砂塗染的有9例，雙經雙緯的縑有1例，回紋綺有1例。說明商代的絲織技術有較快的發展。
1955年，陜西省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出土的銅劍柄上粘附有多層絲織品殘痕（圖3）。其中有在平紋地上起 5枚紋的菱形花綺，經緯密度為34根/厘米和22根/厘米；有經線顯花的緯二重組織的菱形絲織品，經密70根/厘米，緯密40根/厘米。1970年，寧遼陽魏營子西周墓出土有絲織品20余層殘片。其中有壹塊是經二重、三上壹下斜紋組織的錦（圖4），經密為52根/厘米，緯密為14根/厘米。這些實物說明西周的絲織提花技術已有進壹步的發展。
1957年，湖南省長沙左家塘楚墓中出土壹疊絲織品。有深棕地、紅黃色顯花的菱紋錦。殘長32.5厘米，寬23.3厘米，經密為138根/厘米，緯密為40根/厘米。褐地矩紋錦的殘長為19.9厘米，寬8.2厘米，錦面上有墨書“女王氏”三字，經緯密度為80根/厘米和40根/厘米。褐地雙色方格紋錦7塊，最大的壹塊殘長17厘米，寬11厘米，經緯密度為140根/厘米和 60根/厘米。幾何填花燕紋錦的殘長為15.3厘米，寬4.5厘米，經緯密度為126根/厘米和48根/厘米。朱條暗花對龍對鳳紋錦的殘長為21厘米，寬23厘米，經緯密度為130根/厘米和44根/厘米。這批絲織品表明在戰國時期紋樣已從幾何紋發展為動物紋（見彩圖），色彩配置也比較豐富，提花技術已相當進步。
1982年湖北江陵出土大量戰國晚期絲織品（見江陵馬山戰國墓出土絲織品）。 1977年冬，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公元前約5000年）遺址出土檾麻的雙股麻線和三股草繩，同時出土的還有紡專和織機零件。1972年，江蘇吳縣草鞋山新石器時代（公元前約3400年）遺址出土了羅紋葛布。經密為10根/厘米，緯密：地部為 13～14根/厘米，有紋部為26～28根/厘米。它是最早的葛纖維織品（見彩圖）。1958年，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與絲帛同時出土的還有幾塊苧麻布，都已炭化。經緯紗為S拈，經緯密度為24～31根/厘米和16～20根/厘米。
1973年，河北省槁城臺西村商代遺址出土兩塊大麻布殘片（圖5），經緯密度為14～20根/厘米和 6～10根/厘米。1978年在崇安武夷山巖墓（公元前1400年）船棺內發現大麻和苧麻織物。大麻紗有S拈，也有Z拈，經緯密度為 20～22根/厘米和15根/厘米。苧麻布殘片的經緯密度為20～25根/厘米和15根/厘米。苧麻紗是Z拈，拈度為6拈/厘米。
西周時的麻織品在陜西寶雞西周墓裏出土有平紋麻布，經緯密度為20根/厘米和12根/厘米。到了東周麻織品的精細程度有所提高。如江蘇六合和仁東周墓出土的苧麻布，經緯密度為24根/厘米和20根/厘米。約合15升布。湖南長沙早期楚墓出土的苧麻布，經紗投影寬度為0.3毫米，緯紗為0.45毫米，經緯密度為28根/厘米和24根/厘米。約合 17.5升布。這種精細的苧麻布已和現代的細布接近。1979年，江西貴溪仙巖戰國墓出土許多麻織品。大麻和苧麻布有黃褐、深棕、淺棕三色。同墓還出土紡織工具器物36件。實物說明，當時已有繞線框、齒耙式經具和斜織機等較先進的織具了。更珍貴的是幾塊印花織物。在深棕色苧麻布上印有分布均勻的銀白色塊面紋。 自漢至唐紡織品文物在全國各地出土很多。其中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數量最多，品種最全，質量最高（見馬王堆漢墓出土紡織品）。其余大多是在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出土的，品種有絲織品、毛織品和棉麻織品等。
各地出土的絲織品數量大、品種多，組織復雜，花紋多樣、色譜齊全。
漢代絲織品有錦、綺、羅等。
①錦：1959年新疆民豐尼雅遺址出土多種東漢絲織品。其中以漢隸銘文為主的萬世如意錦袍、“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錦手套和陽字彩格錦襪等最有特色。1914年英國人斯坦因在古樓蘭東漢墓中發現韓仁錦、“繡文丸者子孫無極”錦、“昌樂”錦、“長樂未央”錦、“延年益壽”錦、“登高明望四海”錦等許多殘片。蒙古諾因烏拉匈奴墓出土“新神靈廣成壽萬年”錦、“群鵠頌昌萬歲宜子孫”錦、遊成君守如意錦、“廣山”錦、“?山”錦等大塊殘片。蘇聯米努斯辛克奧格拉赫提古墓出土“益壽大”錦和“延年益壽”錦的殘片，敘利亞帕爾米拉古墓發現漢字銘文錦。可見東漢時的漢隸銘文配合卷雲紋、茱萸紋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紋飾已相當風行。漢錦中最有代表性的“萬世如意”錦現存幅面為40.75厘米，經緯密度是168根/厘米和75根/厘米。用經二重組織，分組分區織造顯花。各區都是絳、白兩色的經線，而另配以第3種寶藍、淺駝（灰褐）或香色（淺橙色）等顏色合為壹副。
②綺：漢代的有民豐尼雅遺址的樹葉菱紋綺，蒙古諾音烏拉匈奴墓以及敘利亞帕爾米拉古墓出土的花卉對獸菱紋綺。這種綺組織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基本相同，是在平紋地上起斜紋花形。樹葉菱紋綺的經緯密度為66根/厘米和26～36根/厘米。花紋組織循環的每壹單元高3.9厘米，寬8.2厘米。這種織物需用38頁綜織造。
③花羅：漢代的有民豐尼雅遺址的紅色杯形菱紋羅。其經緯密度為66根/厘米和26根/厘米。織法是以 4根經線壹組的 4經絞羅。這種花羅仍是沿用西漢時絞綜環和上口綜配合起絞提花、用砍刀打緯的方法制作的。
魏、晉、南北朝絲織品主要出土於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織錦仍是經錦為主，花紋則以禽獸紋結合花卉紋為其特色。北朝夔紋錦，殘長30厘米、寬16.5厘米，由紅、藍、黃、綠、白五色分段織成。方格獸紋錦，殘長18厘米、寬13.5厘米，經線分區分色由紅、黃、藍、白、綠五色配合顯花。每區為三色壹組，在黃白地上顯出藍色塊狀牛文，在綠白地上顯出紅色線條狀的獅紋，在黃白地上顯出藍色線條狀的雙人騎象紋，把方格紋、線條紋和塊狀紋結合成特殊風格的圖案。另壹塊樹紋錦的經緯密度為112根/厘米和36根/厘米，用絳紅、寶藍、葉綠、淡黃和純白五色織成。織造方法和上述兩種紋錦基本相同。1966年和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還出土有聯珠對孔雀貴字錦、對鳥對羊樹紋錦、胡王牽駝錦、聯珠貴字綺和聯珠對鳥紋綺等品種，其中聯珠是第壹次發現的特殊紋錦。
唐代絲織品在新疆吐魯番和民豐的墓葬裏發現了大批的聯珠對禽對獸變形紋錦。如對孔雀、對鳥、對獅、對羊、對鴨、對雞、鹿紋、龍紋、熊頭、豬頭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圖案。還出現了團花、寶相花、暈?花、騎士、貴、王、吉字等新的紋飾。織造技術已從經顯花發展為緯顯花。其中以寶相花錦鞋和暈?錦裙、針衣的暈色效果最為突出。如變體寶相花鳥錦鞋的暈?襯裏是由大紅、粉紅、白、墨綠、蔥綠、黃、寶藍、墨紫八色絲線織成的彩錦。 有精細的花罽，粗獷的斜褐，稀疏的毛羅，通經回緯的緙毛，簇茸厚敦的栽絨毯。
漢代毛織品1959年民豐尼雅遺址出土人獸葡萄紋罽三塊，殘長21～26厘米，寬2.3～4.6厘米。經緯密度為56根/厘米和30根/厘米，經線用雙股，在米黃色地上起墨綠色人獸葡萄花紋。同墓出土的龜甲四瓣花紋罽，殘長24厘米，寬12厘米，經緯密度為21根/厘米和26根/厘米，經線用3股，緯線用雙股，在靛藍色地上織出絳紅色的花瓣紋。毛羅殘長30厘米，寬5.5厘米，經緯密度是24根/厘米和18根/厘米，精密稀疏程度幾乎與絲織羅相仿。毛羅的組織是2經絞3緯，這種橫羅織法還屬首次發現。1959年民豐大沙漠壹號墓出土的毛毯，殘長32厘米，寬12厘米。經緯密度是7～8根/厘米和 4根/厘米。編結采用的是馬蹄形打結法，每5根地緯栽壹行絨緯，絨緯長20毫米，恰好將地紋全部蓋滿。彩色絨緯用絳紅、靛藍和米黃等色線配置花紋圖案。現代和田地毯正是從這種毛毯發展而來的。
南北朝毛織品主要有新疆於田屋於來克北朝遺址出土的方格呢和紫色褐。方格呢殘長15.7厘米，寬12.5厘米，經緯密度為18根/厘米和15根/厘米，用青、黃兩色織成方格紋。紫色褐殘長為15.5厘米，寬6厘米，經緯密度均為25根/厘米。另壹塊是藍白印花斜褐，用二上壹下斜紋組織，經緯密度均為22根/厘米,織物有細薄精密效果。另壹塊黃色斜褐，殘長11.5厘米，寬9.5厘米。經緯密度為12根/厘米和 9根/厘米，組織是二上二下斜紋，拈向為Z和S，織物有粗獷感。新疆巴楚脫庫孜沙來遺址出土的栽絨毯二塊，其中壹塊菱紋栽絨毯殘長19厘米，寬12厘米，經緯密度為3根/厘米和4根/厘米，絨組織仍用馬蹄形打結法，用原棕色毛和黃、藍、紅彩色線編織成四個相鄰的大菱形紋飾，再以紅、棕、藍三色在菱紋內顯出四個對稱的小菱紋。裝飾性很強，是新疆古代民族圖案的特有風格。
唐代毛織品多數是在新疆巴楚脫庫孜沙來遺址出土。有平紋的毛褐，殘長8厘米，寬5厘米，經緯密度為12根/厘米和13根/厘米。黃藍色條紋褐，殘長6厘米，寬6厘米，經緯密度為4根/厘米和8根/厘米。由於經緯密度差異大，表面上有橫向凸紋效果。同壹遺址出土的還有通經回緯的長角形緙毛毯、花卉緙毛毯、禽紋緙毛毯、六瓣花紋緙毛毯等。其中禽紋緙毛毯殘長19厘米，寬9.5厘米。經緯密度為3根/厘米和12根/厘米。經線是Z拈，緯線是S拈合股。在紅地上顯出藍色雛禽紋，以棕色飾成羽毛，花紋清晰。六瓣桃花紋緙毛毯殘長35厘米，寬4厘米，經緯密度為 4根/厘米和12根/厘米。緯線有紅、藍、黃、白四組，在藍色地上顯出白色六瓣花朵，以黃色填成花蕊，每朵花之間又用紅色緯線相間隔，圖案更加醒目生動。 漢代棉布又稱白疊布。1959年，新疆民豐東漢遺址出土的棉織品有藍白印花棉布、白布褲和手帕等殘片。藍白印花棉布的殘片長80厘米，寬50厘米。另壹塊臘染棉布殘長86厘米，寬45厘米，組織為平紋，經緯密度是18根/厘米和13根/厘米。
魏、晉、南北朝棉布出土的數量較多。1964年吐魯番晉墓出土的壹個布俑，身上衣褲全用棉布縫制。1959年，於田屋於來克遺址出土壹件長21.5厘米，寬14.5厘米的褡連布，經緯密度為25根/厘米和12根/厘米，用本色和藍色棉紗織出方格紋。另壹墓葬出土的藍白印花棉布，殘長11厘米，寬7厘米。經緯密度均較前壹塊細密。
唐代棉布1959年在巴楚脫庫孜沙來晚唐遺址出土細密的棉布，同時出土的壹塊藍白提花棉布，殘長26厘米，寬12厘米，質地較粗重，經緯密度約為16根/厘米和8根/厘米，在藍色地上，以本色棉線為雙緯織出緯線起花的美麗花紋。 宋代紡織品出土文物主要有福建福州黃升墓的織品和衣物300余件、江蘇金壇周瑀墓衣物 50余件、江蘇武進村前公社宋墓衣物殘片、湖南衡陽宋墓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夏陵區 108號墓絲麻織品、浙江蘭溪棉毯等。黃升墓出土的絲織品品種有平紋組織的紗、縐紗、絹；平紋地起斜紋花的綺；絞經組織的花羅；異向斜紋或變化斜紋組織的花綾和6枚花緞等7個品種，其中僅羅就近200件。“宋羅”和“漢錦”、“唐綾”壹樣，是具有時代特色的流行品種。
4經絞花羅在宋以前已有出土，2經絞和3經絞花羅還是首次出土。2經絞花羅是在2經絞的地紋上起平紋和浮紋花。2經平紋花羅的經緯密度為36×27根/厘米。花紋有卍字、梵輪、必定、葉狀四向十字形等雜寶紋飾。2經浮紋花羅是在花紋部以緯線起花，經緯密度為32×18根/厘米。浮緯結構是當絞經和地經不起絞而平行排列時，絞經下沈，緯線浮於經線上有1根、3根、5根、7根、9根不等而形成花紋。花紋有卍字、梅花、四向花、四瓣花等。這兩種花羅均是以雜寶花為主題的小提花織物。3經絞花羅有平紋花、斜紋花和隱紋花三種，3經平紋花羅的地組織以3根經絲（1根絞經、2根地經）為壹組，花紋部位以單經、雙經平紋起花。經緯密度差異最大的是45×18根/厘米。花紋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等，而以牡丹、山茶花為最多。3經斜紋花羅花紋部位起二上壹下的斜紋組織。經緯密度差異最大的是45×19根/厘米，經絲直徑為0.05～0.20毫米，緯絲直徑0.20～0.40毫米。花紋有牡丹、山茶、梔子、薔薇、月季、芙蓉等，以牡丹、芙蓉為主。隱紋花羅，地組織外觀與2經絞相似，實是3經的隱現。當A、B、C3經粗細相絞成地部，花紋部位粗經中分出壹根作單獨的平紋組織，不起絞的經平紋最長達13根，最短的也有三根。由於絞織和平織的織縮不同，花部的單經平紋出現松弛現象。這種花紋有連枝和折枝花卉兩大類。有壹塊單壹的牡丹花，朵徑達 12厘米。花紋單位最大的是41×15根/厘米，是宋代以前少見的大型花紋
花紋以牡丹或芙蓉為主體伴以山茶、梔子、梅花、菊花等組成繁簇花卉圖案。這種以花卉寫實題材作為提花工藝的表現形式，富有生活氣息。構圖設計以復瓣的牡丹、芙蓉為主體的折枝花卉，枝頭上點綴小花，主花花芯套織蓮花。芙蓉的葉子上填織梅花。 元代紡織品由於特定時代背景在織造技藝上雖然大都繼承前代，但風格與品種頗有特色。元代紡織品以色彩華麗，紋樣粗獷著稱。內蒙古博物館和新疆博物館所珍藏的元代紡織品充分反映出這壹特點。
簡稱“織金”，蒙語音譯為：納石失是元代紡織品中最具特色的產品。在新疆博物館內藏有元代戎裝：黃色油絹織金錦邊襖壹件。襖以米黃色油絹作面，粗白棉布襯裏，袖窄長，腰部細束。在腰部訂有30道“辮線”，***寬9.5厘米。“辮線”是用絲線數股扭結成辮訂在腰部的。在袖口、領、肩、底襟和開衩部分均有織金錦做的邊飾。所用織金錦有的用片金織成，有的用拈金織成。片金織成的簡稱“片金錦”，經線為絲線，緯線則以片金線和彩色棉線作紋緯，絲線作地緯。經絲分單經和雙經兩種，較細的單經用於固結紋緯，而較粗的雙經與地緯交織，使織物堅牢，經緯密度為52×48根/厘米，花紋用穿枝蓮遍地花圖案。拈金線織成的簡稱拈金錦，經線亦為蠶絲，分單經和雙經兩組，緯線由兩根平行的拈金線和壹根棉線組成，拈金線作紋緯，棉線作地緯。單經與紋緯成斜紋交織，雙經與地緯成平紋交織，經緯密度為65×40根/厘米，緯線以拈金線顯花，花紋圖案中比較明顯的部分是人像，修眉大眼，隆鼻小口，臉型略長，頭戴寶冠，自肩至冠後有背光。 明清紡織品文物傳世較多。出土紡織品可以定陵出土的為代表（見〖HTK〗定陵出土明代紡織品）。傳世品則可以各地收藏的明刊《大藏經》封面錦褾和故宮博物院保存的明清皇室服用的織物珍品為代表。明《大藏經》刊印於永樂、正統至萬歷時期（1403～1619）。裱裝經面的材料，多從內庫和“承運”、“廣惠”、“廣盈”、“贓罰”四庫中取用，基本上可以代表明代早期的提花絲織產品。這批經卷當時由朝廷分賜全國各大寺院。織物的紋樣風格有的富麗雄渾，有的秀美活潑；織物組織和品種則有妝花緞、妝花紗、實地紗、亮地紗、暗花緞、暗花絲絨、織金錦和花綾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明清織物，如漳緞、漳絨、雙層錦、栽絨、5套七色夾纈等都較罕見。其中有很多是整匹、整件的料子，常常附有當時的名稱和織造年月、地點和織匠姓名等資料。從此可以比較全面地看到明清織物的原貌。
產生於明代的提花起絨絲織物。故宮博物院收藏較多。明晚期南京生產的金地蓮花牡丹雲龍漳緞炕褥，緯二重經起絨組織，起毛桿起絨圈，割斷毛圈成絨。以雙股拈金線浮緯為背景，朱紅色絨毛顯花。絨毛挺立而整齊密集，高度約2毫米。紋樣由五爪龍、四合如意雲、纏枝蓮花牡丹組成，具有明顯的明代特征。清康熙妝花絨緞炕褥殘片，實物尺寸119×69.5厘米。紋樣為卍字邊勾蓮夔龍、獨花。以黃色地經、地緯交織成變化組織，金黃色絨經起絨花。此外，還用挖梭回緯的方法織入豆綠、墨綠、大紅、粉紅四色彩緯以及雙股拈金線，用專門的接結經接結。這種結合運用妝花、起絨技術織造的漳緞極為罕見。乾隆藍地纏枝牡丹漳緞匹料，以經面緞紋為地組織，彩色絨經顯花。寶藍、玫瑰紅、青蓮、朱紅、翠綠五色絨經交替排列，使織物正面渾然壹體而背面顯露色條。織物花紋邊緣部分的絨圈未割，同壹色彩的絨經產生絨圈、絨毛兩種不同的層次，從而使圖案的色調豐富，更有立體感。此外，故宮還藏有在緞地上起單色白絨花，再施以彩繪的特殊品種。 明清的栽絨毯遺留品，常以絲、毛、棉等紗線交織，其精致華麗超越了前代。明“九獅圖毯”（現存美國）淡杏黃色地，9匹彩獅構成團花，四周飾以牡丹，外圈再環繞卍字形幾何紋。紋樣象征著“九世同堂”的吉祥意義。毛毯兩端綴有氆氌毯頭。栽絨采用新疆維吾爾族傳統的8字形固結法。羊毛緯，棉紗經。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金線地玉堂富貴壁毯”，實物尺寸270×645厘米，排?長11厘米。圖案是根據當時宮廷畫稿設計的。紋樣由玉蘭、海棠、牡丹、靈芝、竹子、蝴蝶、山石等構成。使用了23種彩色“絨線”（家蠶絲纖維制成）和金、銀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