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早年中進士,點翰林,激於時勢,抨擊時弊,參與戊戌變法。維新失敗後被革職。1901年,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他主張教育救國,啟迪民智,苦心孤詣,矢誌不移。在他的主持下,商務印書館由壹個名不見經傳的印刷所發展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文化事業機構。張元濟在中國出版事業和文化事業上都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 張元濟在參與戊戌變法時，便樹立了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理 想，舉辦“健社”、“西學堂”，後任職於南洋公學堂。但在腐敗的舊中國，這種通過政治途徑進行改良的理想，沒有最終實現的可能。於是張元濟選擇了商務印書館，通過編輯出版這條更為實際的道路來 實現他的智民之舉。
通過對編輯文化功能的認識，張元濟確立了他的編輯宗旨，即“以扶助教育為己任”。 他 認為，辦教育就應當編輯出版編寫得體、符合教育教學規律和適合中國國情的教科書。張元濟提出，要杜絕當時的兩種通癥，壹是濫讀四書五經，壹是用洋人課本。要為中國辦現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書五經和那些宣傳基督教教義的課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種學術，和中國的國民素質、習俗、宗教、政體等結合起來編新的課本。博采眾長，推陳出新，是張元濟編輯教科書的主導思想。
張元濟不僅重視知識的灌輸，而且註重新式教科書修身養性之功用。他認為，編制中小學教科書，尤其是中小學修身教科書，是培養國民新的倫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務的第壹種新式教科書《最新教科書》為例，課本內容以提倡愛國、提高民族素質、宣揚中華傳統美德、普及科學知識為特色。通過學習本國歷史，“以養其愛國保種之精神，而非欲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 發揮新式教科書使“教者不勞，學者不困，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了《最新國文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和國課本新理 科》、《最新格致教科書》等壹系列教科書。直到解放，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占全國市場的 6/10，為普及新知，推動近代中國科學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願，故向書林努力來”， 成為張元濟開啟民智、傳播新學的編輯宗旨的最好寫照。 1919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 張元濟提出了“喜新厭舊主義”。 19世紀初，西學開始傳入中國。張元濟早年曾進翰林院，飽學中國古典文學。而他作為壹個編輯家，卻積極接受和傳播了新思想，充分體現了他“喜新厭舊”的編輯思想。他重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譯介，編輯出版了嚴復的《天演論》 、 《群學肆言》、《社會通詮》、《法意》、《日本法規大全》等，還推出《帝國叢書》、《政學叢書》、《商業叢書》、《戰史叢書》等壹系列介紹西方情況的叢書。同時他還主持編 輯了《東方雜誌》、《繡像小說》、《教育雜誌》、《小說月報》等順應時代潮流的刊物。這些活動都充分體現了張元濟與時代結合的編輯思想。在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 ，編輯面臨著知識老化、思想觀念陳舊的問題，我們應當借鑒張元濟的編輯思想，以寬容之心和發展的眼光來對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以實現編輯主體的現代化。
其次，編輯不應僅局限於順應潮流，更應有超前的意識。敢為時代先，開時代之先河，這才是開拓創新的真正要義。1902年清廷發布新學堂章程後，各地新式學堂紛紛創辦，張元濟以編輯家敏銳的眼光，立即與高夢旦、蔡元培壹道編寫了《最新教科書》，包括國文、修身、珠算、筆算、格致 、理科、農業、中外地理等，風行全國。直至1906年，清政府學部才公布第壹批初等小學教科書暫用書目，在公布的102種書目中，商務版占54種。新式教科書的編制實為張元濟的創舉，他開啟了近代中國出版新式教科書之先河。
對註音字母的普及推廣，也體現了張元濟的開拓精神。他認為，“註音字母亦促進教育之壹事”。由於他的重視，商務印書館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國內第壹部《國音字典》和《國音學生字 匯》，當時的教育部卻在兩個月後才正式公布註音字母。次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法國語教科書》，首冊即是以註音字母為內容，作為在初級教育中推廣註音字母的教材。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國音學講義》、《實用國音學》、《國音方字圖解》、《國音淺說》 、《註音字母片》等十余種書籍。從這些舉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張元濟不泥常法、勇於開拓 的編輯思想。 編輯的創新活動，是編輯主體意識最突出的表現，它有助於出版社樹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於張元濟的不斷開拓創新，編輯出壹大批有鮮明時代色彩的圖書，商務印書館才成為晚 清以來傳播新知新學的重鎮，從而在中國現代社會思想和學術變遷過程中產生深遠的影響。 張元濟的編輯宗旨是堅定的，即普及教育、開啟民智，但作為壹個實業家，他也並不諱談“ 利”字。1901年張元濟編輯出版了嚴復譯的《原富》，書中闡述了廣義的“理財之道”，認為文明的利己和道德公義之間並無鴻溝，企業家建設性的努力富強國家與利己是壹致的。這實 質上成為他“兼濟義利”編輯思想的理論基礎。張元濟十分重視廣告的作用，以實現良好的 經濟效益 。以花費他三十年心血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簡稱《衲史》)這部巨帙為例 ，1932年11月4日張元濟在給丁英桂的信中說，《東方雜誌》所登《衲史》廣告“仍戰前之言，殊有不合，趕緊停止，改 撰 ”，“以後關涉是書廣告,務先送敝處看過再發，以免歧誤”。在張元濟的指揮下，商務印 書館在 《申報》上大造廣告聲勢，超過各家同行。1930年6月1日《申報》頭版用整版篇幅刊登《衲 史》廣告，6月中旬到8月底，每兩三天就在頭版登半版廣告。廣告不僅是壹種重要的促銷手段，其內容設計也應多樣化。 《衲史》在《申報》上印上了百衲本與殿本對比的校樣，內容每次更換，還附有北平、南京、沈陽、漢口等地報刊對《衲史》的評論摘要。此外還印制大批《衲史》校樣，采用與《衲史》同樣的六開線裝本，內容除序言之外，有各 史版本介紹，還特別在各史中選出壹二頁樣張，用紅線劃出殿本缺、脫、錯誤之處，在欄 外再用紅字作說明，使讀者對兩種本子的優劣壹目了然。樣本壹面有目的地分贈各地藏書家 、學者、學校、圖書館，壹面放在發行所及各分館營業大廳，任憑讀者索取。張元濟的多種營銷手段，對銷售《衲史》起了很大作用。據1930年9月17日張元濟致傅增湘信中所載，《 衲史 》僅發售預約就售出壹千余部。
在張元濟所處年代中，書業界同樣存在著激烈競爭。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兩大書業巨頭的競爭壹直持續了三十幾年。面對競爭，張元濟堅持重義輕利、義利兼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編輯原則，實際是追求壹種大利：即既註重圖書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品 位 ，又與市場緊密聯系，實現文化追求與商業利益的結合。因此，市場競爭不應成為有些編輯舍棄文化價值的借口，競爭是對編輯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編輯要兼具文化意識和市場意識 ，張元濟重義輕利、義利兼顧的編輯思想值得我們借鑒。 張元濟認為，圖書質量是衡量編輯人員水平的重要標準。他在編輯活動中，把圖書質量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這壹點突出表現在他對古籍的編校過程中。由他組織編纂的《四部叢刊》、 《 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初稿》四大叢書，在中國文獻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編校質量的精良，為世人所稱道。
整理古籍，選擇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會以訛傳訛。張元濟以“書貴初刻” 作為選擇底本的原則。在“書貴初刻”的同時又不能拘泥於宋元舊版，不同版本必須經 過反復對比，擇善而從。有的明嘉靖、隆慶以前復刻的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學者得之， 引用有所依據”，就應當取明本而舍棄過於模糊殘缺的宋元版本。他在搜訪善本方面，可謂不遺余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進走兩京，遠馳域外。每有所覲，輒影印之。後有善者 ，前即舍去。積年累月，均得有較勝之本”。
張元濟編校古籍，不僅要求書籍內容精確無誤，而且對裝幀也十分講究，重視內容與形式的統壹。他主張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寬展，否則蹙緊眉頭，令人壹見煩惱”。 他反對“借口推廣文化，謂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 在準備影印《冊府元龜》時，他認為 《冊府元龜》“本甚精湛，但曬出樣張，大為減色”， 要平版廠邀請懂化學的人研究改進。《居易堂集》抄補缺頁，他囑要模仿原書字體補全。他發現《太平禦覽》格子過小，行數甚密，過於束縛，殊欠生動，要平版廠重寫，“將格子放大，落筆較為自如”， 對其所用紙張，主張“選最為適宜之品，不宜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