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疑古風氣：
學無新舊也
在王國維30年的學術生涯中，壹向主張對古今中外的學術成就兼收並蓄。在對待學問的古今、新舊上，他認為“新”就是研究現今的問題，“舊”即研究歷史問題。兩者的出發點不同，認識也不同。從現實出發，“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從史學上看，“其因存於邃古，而其果及於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且至纖悉不敢棄焉”。與此同時，王國維還說：“治科學者必有待於史學上之材料，而治史學者亦下可無科學上之知識。”王國維特別強調史學的價值，認為無論研究實用科學還是古史典籍，都要重視古今、新舊學問的互補與借鑒。
學無新舊中西之分，只有是非真偽之別
在中國傳統學問與外來西方學說激烈交鋒的社會背景下，王國維發表了自己獨到的學識見解，他說：“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王國維主張學無新舊中西之分，只有是非真偽之別，提出知識沒有國界的看法。他說：“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在他看來，中西學問是互相聯系相互促進，中學的發展離不開西學的促進，西學也同樣受到中學的啟發，力主將古今中西融會貫通。
對於歷史的是非真偽之辨，並不是近代才從國外傳來，而是古已有之。
中國學者很早就對古書、古史發出過疑問，疑古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當時孔門十哲之壹的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意思是說，商紂王不壹定如古史中描述的那樣殘暴，而是後人將天下的罪惡都歸於紂王壹身的原因。100年後，韓非發現儒、墨兩家的多個分支學派都自稱得孔、墨之真傳，而孔子、墨子又稱自家學說源於堯、舜，對此韓非發出質疑：“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如果有人不顧歷史真偽，不加以考證，就盲目相信某壹學派的自我標榜，只能稱之為“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韓非反對諸子百家的自我標榜，對他們的托古立說持懷疑態度。又過了大約100年，西漢的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進壹步指出：“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意思是說，被儒家推上神壇的禹、湯、文王、武王這些所謂的聖君明主，實際上未必有那麽神聖，很有可能是被“千歲之積譽”粉飾出來的；而夏桀、商紂這樣所謂的暴君，未必也真像書中所描繪的那樣殘暴，而是因“千歲之積毀”而遭到醜化。
除了質疑古史，劉安及其賓客還揭示出後人作偽的心理以及偽史、偽書產生的壹個重要原因，即“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暗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於是，“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
司馬遷著《史記》時發現了壹個可疑的現象，殷商時期還沒有三皇五帝的記載，年代更加久遠的西周以後卻多了起來。另外，“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可闕，不可錄”。孔子作《春秋》所以年月日都記載得很詳細，是因為有史文可參考；而《尚書》無所依憑，便沒有確切時間了，只能持“疑則傳疑”的謹慎態度。通過對孔子修《春秋》和《尚書》的比較，司馬遷恪守了孔子所遵從的信史原則，並因此受到啟發。在編撰《史記》時，面對有關上古歷史的不同說法，司馬遷力求通過對比考證，找到可信典籍、古老傳說或歷史遺跡作為依據的較為可信的歷史真相，盡量做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疑古思想，在兩千余年的史學發展中不斷發揚光大。與此同時，舊史學日益顯露出的矛盾和萎靡，又加快了新壹代學者大膽疑古、開拓新風的步伐。在五四浪潮與科學觀念的激蕩下，以顧頡剛為首的壹批學者終於沖破傳統史學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藩籬，掀起了震動壹時的疑古風潮。
新證與疑古——王國維與顧頡剛的治史異同
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和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顧頡剛的《古史辨》是20世紀20年代古史研究方面影響很大的兩本著作。王國維和顧頡剛在治古史方面有不少***同點，在繼承中國學術傳統的基礎上，又都吸取了西方的學術思想和方法。只是，王國維主要繼承的是傳統史學中對實物史料的運用，顧頡剛則更多繼承了傳統史學的疑辨的精神及成果。
中西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令王國維和顧頡剛在對古史進行研究時，都具備開闊的視野，秉持客觀的態度，不輕信古代經典，只以科學為準繩。他們二人都發現了中國古代史料中有頗多不可信的主觀存在，這就是傳說。顧頡剛特別強調對疑辨的精神的堅持，對已成定論的事物也不可盲從，壹切都要經過考證之後才能確信。
王國維和顧頡剛在治古史學方面最主要的區別，就在於所用的方法不同。王國維研究古史用的是“二重證據法”，顧頡剛依賴的則是“歷史演進的方法”，著重研究古史中傳說的流變，通過尋找文獻記載的差異，來研究古史是如何被修飾、被偽造的，從而揭露古史的虛假成分。顧頡剛的研究方法，可概括為以下幾種：
第壹，對關於某件史事的傳說，按照先後出現的順序依次進行排列。
第二，研究這件史事在不同的時代有什麽不同的傳說。
第三，研究關於這件史事的傳說是如何演變的，譬如：由簡單變復雜、由鄙俚粗陋變為典雅不俗、由地方性變為全國性、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
第四，如果可能的話，解釋每壹次演變的原因。
疑古派對傳統史學的猛烈進攻，摧毀了舊的古史體系，在思想學術界掀起了壹場革命。如顧頡剛自己所說：“我的《古史辨》工作則是對於封建主義的徹底破壞，我要使古書僅為古書而不為現代的知識，要使古史僅為古史而不為現代的政治與倫理，要使古人僅為古人而不為現代思想的權威者。換句話說，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經典——‘經’整理好了，送進了封建博物院，剝掉它的尊嚴，然後舊思想不能再在新時代裏延續下去。”
王國維之所以與顧頡剛在治史上采用的方法不同，是由於他們對史料運用的不同。“二重證據法”的重點是對實物材料的應用，而“歷史演進的方法”則更為偏重對古籍材料的運用。後來隨著出土文物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古代文明的價值，我們國家的考古學終於走出了疑古時代。